社会制度没有完美，只有合适。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存在终极的理想社会制度，梦想创立一种万世不变的社会制度，不仅徒劳，而且可笑!

　　宋朝到真宗时代，已把祖宗之法演练到了极致。老子讲：物壮则老。马克思讲：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宋朝达到黄金的节点后，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改变旧有的路线;否则，不管怎么走，都注定了是下坡路。

　　宋朝的祖宗之法，初创于太祖赵匡胤时代，其用意是为了力纠晚唐与五代遗留下的积弊，以保证宋朝不会象前面的五个朝代一样短命。它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应急之策，理智而切合时宜。

　　那么，危害晚唐与五代的制度是什么呢?一言蔽之：皇权旁落，允许武人干政。

　　为什么皇权会旁落、武人会干政呢?这件事说叨起来，稍微有些话长。

　　唐朝初年，朝廷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府兵平时耕种，农隙训练，平素例行戍守任务，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在籍家庭不纳赋税;但也没有薪水，作战武器和马匹需要自备。

　　那时，全国设立634个折冲军府，为固根本，其中的261个设在京师附近的关中地区。这些兵府大者拥有兵员一千二百人，中者拥有兵员一千人，小者拥有兵员八百人。

　　每逢有大规模的战争，一般由朝廷临时选派将帅，持旌节调兵;战事结束，将帅交回兵权，参战部队各回自家兵府。

　　这种兵制的好处是：在平日将兵权分散，藏兵于民，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紧急时候则能迅速集中，形成强悍的战斗力。

　　这种看似设计完美的兵制，后来却受到了破坏，原因是随着唐朝疆域的急剧扩张，朝廷需要大量的军队守卫遥远的边疆。如此一来，府兵制的弊端显露了出来，第一，由于兵府多设于内地，离边疆地区千里遥远，轮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第二，由于边疆战事频繁，朝廷临时任命将帅，临时征调兵马的制度不再合时宜。

　　为了应对这一现实困局，朝廷采取了两个措施，其一是虚化内地军府，充实边疆军府;其二设立边疆节度使，允许其拥有随时调兵权。

　　由于内地长期和平，朝廷的军事政策向边防倾斜几乎不可避免。到天宝年间，朝廷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都分布在了边疆地区，总人数达到四十九万人。逐渐形成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剑南、岭南共十个节度使区。

　　“虚内实外”本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假如操作不当，则另当别论。

　　唐玄宗这个人，早年英明，晚年糊涂。他由于疏忽大意，促成了安史之乱。

　　当时，叛将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一人掌握的精兵多达十五万，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中央能够直接掌握的兵员，反而不足十万人，而且训练不足，战斗力极差。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后，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都洛阳，直逼京师长安的门户潼关。

　　后来，安史之乱虽然勉强被平息了下去，却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朝廷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剿抚并用的策略，叛军的主力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招安了;朝廷为了抚慰叛军降将，不得不允许他们在所辖区域内实行高度自治。因而在河北地区，形成了卢龙、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史称河北三镇。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唐自安史之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

　　陈氏之说虽略为夸张，却也是实情。此三镇各自拥强兵数万，各自置设官吏，基本不行中央号令，基本不上供租赋。

　　更要命的是，它们还相互攻伐，威胁相邻州县，甚至或明或暗地挑战中央。朝廷为了防范他们，不得不实施恐怖平衡策略，将内地军事化，遍设节度使，让他们相互制约。然而这样以来，藩镇军阀就更多了，他们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联合或敌对，仿佛东周诸侯割据局面的重现，让朝廷苦不堪言。

　　唐朝虽然被藩镇折磨灭亡，但藩镇制度却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混乱中更加强化。

　　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虽号称朝廷;实际只相当于藩镇中的霸主——一旦力量衰退，或者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死亡，就不可避免被新的霸主取代。

　　后周世宗柴荣是个颇有想法的人物，他曾放出豪言：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他似乎有清算藩镇制度的意愿，可因为在位时间太短，英年早逝，到底没有展开规划。

　　宋太祖赵匡胤既是周世宗的亲密战友，又喜读史书，因此很清楚天下大乱的根源。宋朝开局，他与弟弟赵光义及谋士赵普等人达成了共识，决定彻底铲掉藩镇，既保证自己的家族不被屠灭，让宋朝延续下去;又解除折磨天下二百年的病患。

　　那么，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赵匡胤与他的同事们认为，需要分五步走。

　　第一步，使用权谋，制其钱谷，收其兵权，强干弱枝。

　　宋朝开国不久，有一次赵匡胤召赵普入宫，纳凉闲谈，突然长叹说：“从唐末到如今。短短几十年，帝王八次易姓，战乱不止，百姓涂炭。我想寻个长治久安之策，你认为怎么办好呢?”

　　赵普回答：“据我观察，五代的战乱，没有特别原因，只是因为方镇权力过大，致使君弱臣强。因此，实现长治久安没有什么奇巧，只要裁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即可达到目的。”

　　所谓权力，无非就是支配物与人的能力。假如节度使与将帅们没了钱，没了兵，自然也就没了权。

　　为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请了两次酒。第一场酒宴，劝说节度使们不要再插手地方赋税的征收;第二场酒宴，劝说节度使与禁军将帅们交出兵权。他成功了。

　　第二步，设计制度，防范藩镇现象死灰复燃。

　　招数一，强化禁军，弱化厢军。具体方法是，将地方厢军中的精壮士卒，抽调到禁军系统。禁军直接由皇帝控制，一半驻扎在京师，一半分屯各军事要塞。

　　招数二，分散兵权。在京师设置殿前司与马、步侍卫司，其指挥官合称三帅。三帅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与训练，但无调兵权，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

　　招数三，禁军将领经常调动，将不识兵，兵不识将。遇到大的战事，临时委派将帅;战事结束，交回兵权。

　　对于一些关防险地，迫不得已需要某位将领长期驻守，也有两个办法可以限制其权力。一个办法是，不让他官衔高，即便他立了功，也只给他多发奖金，不给他升官;第二个办法是，他手下的禁军必须按相关规定，三年一轮换。

　　招数四，拆除一些地方城市的城墙，使心怀叵测者，无险可据。

　　招数五，诏令各地的赋税收入，由中央的三司(户部、盐铁、度支)统一收取;各地政府所需的公用经费开支，由三司统一预算支出。

　　招数六，强化中央对刑罚的控制，地方官员审理的案件，必须经过中央司法机关的复核审理，才能最终定案。

　　招数七，州、县地方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规定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为官，且需三年一轮换，以免他们培植私人势力。

　　第三步，不追求对外扩张，从战略上消除藩镇复起的可能。

　　唐朝初期实内虚外的战略之所以被破坏，形成拥有重兵的十大边疆节度区，根本原因是李靖、李勣、苏定方、薛仁贵等一班名将太能干，对外扩张的太厉害。

　　赵匡胤对唐朝的教训印象深刻，他非是对汉唐的旧疆没有兴趣，而是不敢有兴趣;因此才有了用玉斧划大渡河的举动。

　　第四步，兴文教，抑武事，从文化上根绝藩镇滋生的土壤。

　　据说，赵匡胤即位后的第三年，即密刻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规定后来的新天子即位之时，由新天子独自恭读。内容有三：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赵匡胤不仅给读书人荣耀，地位、厚禄，还给他们尊严与言论自由;而对武人，则只给他们钱财宅第与舞儿歌女，刻意消解他们的影响力。

　　第五步，推行仁政，以柔治国，尽量让人民对朝廷满意。

　　赵匡胤这套组合拳的核心有两个：

　　1、分散军权，严防武臣获得力量。

　　2、保证君强臣弱。

　　这套制度的推行，在宋初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不仅让宋朝存活下来，取得了长治久安的效果;而且还开创出了一片温情繁荣的局面。

　　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任何制度推行到极致，都容易走向他的反面。宋朝到真宗时代，这套制度就推行到了极端，以致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例一，为阻止强有力的军事将领出现，专使用一些平庸的将领担任前敌统帅。甚至，当面临辽军打过黄河的危险之时，宁愿准备放弃京师南逃，也不打算放手使用荆嗣、杨延昭等优秀的将领。

　　例二，即便在战时，也不肯容忍一丝尚武之气。公元1002年，代州进士李光辅，凭借剑术，请求朝廷进用。按正理，此时朝廷正面临辽国与李继迁严重的军事威胁，极需军事人才，应该表示欢迎;但出乎意料的是，真宗居然拒绝了他，理由是：“如果嘉奖任用他，百姓就都喜欢击剑了。”

　　例三，由于中原及江淮各州郡的城池都被拆除荡平，兵甲被收缴，地方官只有一二十名随从可供差遣;因此，权威不重，维护地方治安力不从心，常常被盗匪欺侮。公元1000年，濮州的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夜间竟然被盗贼抓走。

　　例四，军队建设不以“能打仗、能打胜仗”为导向，而是作为维稳的工具，结果越来越臃肿，越来越没有战斗力。”

　　公元1009年，太常博士石待问上书言时务，请求朝廷“选将练兵”，以备战事;并说：“先朝多用官宦欺压将帅，所以极少成功。”

　　真宗大怒，说：“下臣指论时政，若涉及朕的过失，虽不近情理，也应宽恕;而石待问以祖宗制度没有之事情，恣意污蔑，这是不能宽容的。”下诏将他贬为滁州团练副使，不得处理州内事务。

　　其实，人家石待制说得为实情，真宗过度反应，是因为他的话触及到了祖宗之法的根本。

　　例五，一味尚文，抑制武事。有个叫尹洙的人，评论当时文武的差别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冀，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犹不及也。”

　　例六，李继迁死后，朝廷与辽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当时是个消灭西夏的绝佳机遇期;而朝廷居然不肯抓住这个机遇，理由是省军费，安黎民，不经意间为未来兵连祸结留下了隐患。

　　事实上，到真宗时，尤其到他执政后期，军方干政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藩镇滋长的土壤也已被彻底铲除，不需要再把祖宗之法继续坚持深化下去了。相反，当时的主要问题，已经变成了军队臃肿虚弱与官府效率低下的问题。

　　只是在他执政时，四海清平，这些矛盾尚不算明显;但到他儿子仁宗执政时，由于西夏军事上的崛起，这两个问题突然鼓显了出来;而且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真宗只知道消费祖宗之法留下的红利，享受繁荣与富足，得过且过;而不知道为后世做出长远的规划，消减后世子孙的困难。从这方面讲，他对宋朝的积贫积弱负有主要的责任。

　　人的大病之根，都在健康之时埋下;一个王朝的最大祸患，都是在繁荣昌盛中孕育。

　　宋朝此后的种种祸难，一直到徽钦二帝的悲剧，不纯是天命，而主要是人的失误。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