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人文社会科学(可能不仅仅是这一学科)的经费愈来愈多，但学术格局似乎愈来愈小，产出的有价值、有份量、有影响的成果并不常见。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对当下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体制加以深思。

　　1.研究经费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学术增长

　　在长期历史上，文人习惯于一张纸、一支笔的工作，是一种个体化的知识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与中国的个体农民经济一样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国家愈来愈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给予的经费支持迅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费大约相当于修建一公里高速公路。不到20年时间，经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修建一公里高速公路的数量。经费增长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并不必然带来学术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学术增长的制约因素。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项目体制带来的学术碎片化。

　　在以往没有什么经费，或者经费很少时，学者们大都心平气和地做学问。随着经费的增长，整个学术体制纳入到以“项目”为中心的轨道。主管部门每年都会发布各种项目指南，并根据项目类型分配经费。学术机构大多以是否能够获得项目，获得什么类型的项目为评价标准。项目成为衡量一个学者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至于项目指南是否合理，项目是否完成，项目完成的质量如何，则缺少相应配套举措。当下我国的学者大多属于体制内学者，受到体制内的项目体制所规制。学术产出与学术投入不成比例，造成学术研究的个体化和碎片化。

　　2.项目体制导致的学术研究碎片化现象

　　首先，项目经费额度将学者切割成孤立的个体。在我国，每年的项目都有一定的经费额度。从文科来看，即使是重大项目也不到100万元。这些钱对于某种个人研究来说，不算少;但对于一些具有学术文化工程类的研究来说，就太少了。除极其个别的情况以外，现有的项目体制将学者切割成一个个学术格局“小气”的原子化的个人。每个人都在为一笔笔小小的经费奔波劳碌，经费总量虽少，但对于个人来讲却十分重要，也导致难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成果的产出。

　　其次，项目管理体制造成重复和浪费。近些年，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迅速，项目日益增多。在社会科学项目设计中，绝大多数都会将调查作为重要方法，调查在项目经费预算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每个项目的调查是互不关联的。换言之，每个项目投入的调查经费对于其他人的调查，甚至对本人今后的调查都不会产生持续价值。因为学者完成一个项目后，又会根据项目指南去获得新的，甚至与原有项目毫不相关的项目。于是又会产生新的调查及其经费，如此循环往复。

　　3.建设农村调查研究平台的探索和感悟

　　我从事学术研究已达30多年，对学术碎片化的现象感受较深，并一直试图克服这种现象。我所在的机构是从事农村研究的。以往是一个自由进入的学术共同体，还能够共同生产出一些有较大影响的成果。但自项目体制愈来愈深地影响学人以后，共同生产就困难了，个人都要围绕项目而生存发展。2006年，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提出了“百村观察计划”，共同建设一个能够持续进行农村调查的平台。平台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共同参与共同受益，以克服一个老师带若干学生做一个小项目的“小作坊”现象。但这一计划的实施并不为所有人所认同，因为它不能像个人项目一样为学者马上带来直接效益。后来，我们只能依靠有共同理念的人来推进这一计划。计划没有什么投入，但产出的效益远远超出预期。因为是长期跟踪观察，每年调查的数据都能够连续使用;因为每年都有数百人参与计划，可以获得超出个人能力的可供分析的大样本数据，从而使我们能够为国家决策提供有效服务。如今已形成“三天一报，一周一批”的效果，即每三天就有一份报告提交给决策部门，每一周就会获得一份决策部门批示。这一效果是原有的项目体制根本无法实现的。

　　当下，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并投入大量经费。我们认为，智库是为领导出主意的，必须以扎实的调查和充分的依据提供决策参考。为此，我们近年来在原有基础上，对农村调查进行了扩展，提出“大调查”的理念，举全院师生之力，并借助外力，共同建设全球顶级农村调查机构。但这一庞大的计划与现有的项目管理体制不相吻合，项目部门很难给予持续不断的支持。所以我们还只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凭借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竭尽全力去做，至于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则难以预料。因为只有体制性的保障才能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从我的亲身经历看，要改变当下学术日益碎片化的倾向，必须改变现有项目导向管理体制。首先，大量增加自由选题，而不是让学者围绕项目指南转。无数事实证明，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大多不是项目指南产生的，因为项目指南往往是落后于正在蕴育的学术思想的。其次，强化成果导向，对于产出的高质量成果给予优厚资助。第三，建立平台，如公共性的调查平台、数据库平台，避免重复和浪费。第四，实行多元的支持方式。除科研项目以外，特别增加人才支持项目。因为人才项目的自由度更大，学者可以真正的科学问题为导向，有足够宽松的时间和平和的心态从事有价值的研究。第五，发挥我国以往的一些组织体制性优势，并借鉴外国的一些先进做法，推进若干重大学术文化工程建设，以产生与正在崛起的大国相匹配的重大学术成果和有影响的学术机构。近年来教育部评选“长江学者”，十分重视学者所在的平台建设，便是一项有远见的举措。“长江学者”不仅在于其个人成就，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其先进的理念和有效的组织能力带出一支队伍，形成能够产出重大成果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