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合作化运动

    编者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农村的繁荣、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然是中国人口构成的主体。三农问题的解决事关中国梦的实现，必须从政治和战略高度认识三农问题。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体谅到农民的疾苦，发现了农民的力量，从基层工作做起，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中国梦的实现仍应像中国革命一样，从基层农民做起，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农问题的解决，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农村人才问题。几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一直是依靠从农村汲取精华实现的。在当代中国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工业需要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精英反哺农民。这三个反哺绝不仅仅是经济和财政的反哺，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反哺。农村基层政权决不能交给能人等乡贤，因为乡贤极容易堕落为乡绅，把持乡里。实际上越是农村基层工作人员，越应该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如果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工作人员是政治家，三农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一场著名的党内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1950年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设想。王谦根据当时长治的实际提出的办法是：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提出的农民自主合作经营的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金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对于从长治地区开启的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探索，曾经于1948年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观察员的美国人韩丁，有着深刻认识。他后来在其著作《翻身》和《深翻》中，曾深入地探讨了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及其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着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也早有清晰描述。

1929年，陈翰笙组织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有志青年形成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组，赴安徽、河南和山东烟草种植区调查烟农生活，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这篇文献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的自强运动和军阀混战，广大农民的纳税负担也同时迅速增加，由于各种课税都必须以现金缴纳，加上货币经济在农村的大踏步猛进，于是，农民手里的现金日益入不敷出，农民对于现金的依赖日益成为绝对性的，对于现金的饥渴，成为中国农民最大的渴望，而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因为收购烟叶时经常付给现金，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深入中国农村，并以公司垄断的方式，组织起中国农村的烤烟生产与收购网络，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与此同时，乡绅、地方官员和黑社会势力，则成为“烟票”的经营者，同时更成为向农民发放购买种子、豆饼（肥料）和烤烟用的煤炭的贷款的高利贷者，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完成了从地主向金融高利贷者的转变，从而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文章指出：山东地区生产美种烟草的费用是小麦的3倍、高梁的5倍、大豆的26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但正是由于现金的饥渴，竟然造成了在中国农村－－越穷就越不得不种烟，而越种烟就越穷，越穷面对的贷款利率就越高，而越穷却越不得不借贷－－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中国社会论战中，陈翰笙先生的这篇经典文献，从社会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了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

解放初期，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也有很深切的描写。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员，1947年，他们夫妇在河北武安十里店村深入调查，写成了极具社会学价值的名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以及《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作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贫困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经营资本高度匮乏，现金极为稀缺，广大农民连生产与糊口的钱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再生产的资金了，于是，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和借贷，借贷利率从20天的100％到一年的1825％――而这在华北农村是很普通的，农村地主都是高利贷者，他们宁肯将现金窖藏起来，也不肯借贷给农民，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成为绝对不可逆的，而中国混乱的币制，则使乡绅地主在“开恩借贷”时，又总是可以利用货币兑换再盘剥借贷者一次－－这是因为，纸票的价值相当于银元总是不断下跌的。柯鲁克夫妇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中国农村，所需要的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即经济的变革，必须与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全面的变革同时进行，而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它在十里店这个村庄的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其实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那种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的观点，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三农”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而最早、最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在长治黎城小寨村成立“冀南银行”，发行纸币，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通过伪币和法币贬值剥夺根据地人民，对内为发展根据地生产和民生提供现金和贷款，“人民的货币”正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人民币的最主要性质是：使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着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金融的彻底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奠定了货币金融基础。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从这个角度，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人们不断深刻地认识到。

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互助合作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合作的方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中国已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与当下流行的观点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特别是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前提和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土地革命与唐太宗的“均田”根本性的区别开来的正是：共产党不仅仅给了农民以土地，而且更给了农民以信用、信任和信贷，这是三皇五帝以来的第一次，毛泽东曾经这样呼吁说：“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而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农村金融和信贷，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因此，当前，解决投资效率不高、资本利用率不高的一个突破点，就是努力发展和壮大面向农村和基层的金融信贷机制，同时，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究竟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自主专业合作社好一些，还是走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好一些？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践中切实的调查研究来证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着掌握着资本和市场的公司，一家一户的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因此，即使目前为保证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的健康发展，也必须坚持贷款利率、收购价格向农民倾斜的方向，而坚决避免公司盘剥农民的逐利导向。

历史和现实更告诉我们，发展农村、壮大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除了给广大农民以“信用者待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全方位入手，而这个方向，既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指出的，也是科学发展的方向所昭示的。

（作者：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文章来源：察网 本文节选自《韩毓海：自由、信用与农村——从马克思主义视野看中国改革发展》一文，原载《经略》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