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是，孔孟之后各个时代、朝代的儒家思想，相对于孔孟本身的思想而言，都有所偏离。这种偏离是适应各个时代新问题的冲击的结果，也是对各个时代实际问题适应的结果。譬如，在汉朝，董仲舒非常重视天罚。而在宋代，朱熹他们则着力强调静态的心性。这种偏离造成后人对孔孟本身的思想产生误解，把后来的偏离孔孟的思想，当成孔孟本身的思想。
但是，偏离又是必须的，因为孔孟思想是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基本原则，而非具体的解决方法。这样，每个时代就需要根据所面临的不同情况，根据孔孟的基本原则，做出不同的解读，制定不同的解决方法。所以，每个时代对孔孟思想的理解和解读一定不同的，有不同侧重的。
目前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时代，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重新解读孔孟思想，这种解读要紧扣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新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找到解决当前困境的正确方法。
把握住孔孟思想的双重境界，是超越各个时代对孔孟的偏离，准确把握孔孟本身思想的关键，甚至也是把握整个中国历史，以及当前现实的关键。反之，就看不透中国的历史和当下。
孔孟思想是有两个层次的境界的。第一重境界是“道”的境界，第二重境界是“权”的境界。第一重境界是讲不变的、永恒的，讲理论原则的；第二重境界则是将变通的，权变的，讲实际行动的。
《论语》子罕篇第3章说：
子曰：“可与共学，不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大意是：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都能得道、悟道；已经悟道的人，却不一定都能立志去坚守道、执行道；立志行道的人，却不一定能够做到灵活应变。
这段话包括四件事：学、道、立、权。孔子对这四件事，按重要程度和难度，做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排序。这四件事又是两大件，“学”和“道”属于求道，“立”和“权”属于行道。对求道而言，最重要的是得道，而对行道而言，最重要的是行权、权变。而行道又重于求道，所以，行权高于得道，即得道的“道”的境界仅仅是第一重境界，是次要的，而行道的“权”的境界才是第二重境界，才是最重要的。
同样，对于这个双重境界，孟子也有明确的表述。《孟子》离娄篇第17章说：
淳于髡（kūn?） 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淳于髡问孟子，既然礼规定男女之间送接东西都不能碰手，那么一个男人的嫂子掉水里了，是否要伸手拉她？孟子的回答是，如果不拉落水的嫂子，那是禽兽。男女授受不亲固然是礼，但不能机械地固守礼，重要的是要会权变，嫂子落水时，当然要去拉她。
《礼记》说，“礼者，理也”。而“理”和“道”基本同义，所以也可说，“礼者，道也”。因此，孟子讨论的“礼-权”关系，实质上也是“道-权”关系。
《论语》里也有一个近似的故事。《论语》雍也篇第26章说：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这段话的大意：宰我问孔子说，一个讲仁义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人掉井里了，他会不会跳下去。孔子的回答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假设呢？一个仁义的人，听到有人落井这样的消息，他一定会急忙跑过去，但是，但他不会急着跳下去，因为他会先判断一下，井里是否真的有人，以及施救的方法。一个仁义的君子，你可以欺骗他，但是你不能把他当傻子。
孔子是在强调，对于一个仁者，最重要的是独立的判断，而非机械地去做好人好事，去做一个道德的道具，这样不是“仁”，而是傻。
同时，《论语》阳货篇第11章说：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八佾篇第3章说：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上面已经指出，对孔子而言，“仁”是内涵独立判断的。除此之外，仁还内涵“爱”和“敬”的意义。因此，仁者的独立判断是在“爱”、“敬”这些情感的基础上做出的，是包含这些情感的。也就是说，孔子认为，礼的关键是“仁”，而“仁”的关键则是独立的判断。这样以来，“礼”的关键也是独立的判断，是“权”。
对“权”的重要性，孟子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孟子》尽心上篇第26章说：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这段话的大意：孟子说，扬子这个很极端，他坚持“为我”的思想。任何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他都绝对不会去做，哪怕这件事可以造福全球，而他的损失仅仅是一根汗毛。墨子则恰恰相反，处于另一个极端，他讲博爱，以全球利益为重。只要对人类有一点点好处的事，墨子都会积极去做，哪怕头上磨掉掉毛，脚跟磨掉皮也在所不惜。而子莫这个人则坚持走中间道路的“执中”，这是接近大道的。但是，如果不会权变，走中间道路就会陷入一种机械的“执一”状态。“执一”让人很讨厌的，因为它让人机械地固守某一条道路，而失去判断和选择其他道路的能力。
孔子也用近似的方式去解读“权”，即提倡有“权”的“执中”，而反对，无“权”的“执一”。
《论语》子罕篇第4章说：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句话是说，孔子杜绝了四个毛病：不胡乱臆测、臆度，不渴求一个必然的回报和结果，不机械固守，不唯我独是。倡导“四勿”实质上也反对四种“执一”，即倡导用“权”。
孟子对“执一”的解读，实质上也透露了“执中”，“中”的真实含义：是包含权的。即“中”内含“权”的，即内含“判断”的。所以，“中”绝非是一种静态的中，而是一种动态的中。“中”的意义不是两端中间的固定位置，而经过“权衡”和“判断”后，合乎某种标准。单独的“中”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所以，“中庸”的意思绝非如宋儒所解读，是什么“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中”是经过权衡和判断后的中，“庸”就是常道，“中庸”即为经过权衡和判断后合乎常道。中庸即中道，中道就是合乎道。
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为何孔子，以及《五经》对“中”和“中庸”赋予如此高的价值。
《论语》雍也篇第29章说：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能够会权衡和判断，从而做事总是合乎常道，这样的德行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啊，但是，人们已经很久做不到这样了。
事实上，综观《论语》、《孟子》，处处是鼓励大家“行权”，反对机械固守的语句，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一言以蔽之，这两本书无非在告诫大家要学会去“权”。
孔孟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权”字。
所以，有必要把“权”的含义明确一下。
“权”的核心是判断，但是判断不是机械的计算，即不仅仅是“理性”、“智慧”层面的事，同时还包含“爱恨”、“好恶”等内在的情感。同时，判断又连接着两端，一段是“道”，这是判断所依据的标准，另一端则是决定和行动，这是判断后的行为结果。也就是说，权也是涵盖“道”和“决定”的。
“权”实质上也是心性的功能，代表着心性的独立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孟思想的核心就是倡导心性的独立和自由。
孔孟之后，尤其是现代，对孔孟最大的误解就产生于对没有理解孔孟的双重境界，重“道”而轻“权”，甚至只知“道”而不知“权”。这样以来，要么就把孔孟思想解读成对静态常道、礼法的固守，要么把孔孟思想解读成静态“无权”的心性学，而这恰恰是孔孟所极力反队的，是与孔孟背道而驰的。
因为错误的解读，孔孟之后的儒家和中国的确陷入了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不同的，迷信的“执一”状态。要消除这样的状态，正确的做法是回归真正的孔孟，而现代中国的做法却是达到孔孟本身。打倒孔孟固然可以消除旧有的某些迷信，但是，却会产生新的更大的迷信，因为打倒孔孟，就是打倒“权”，打倒“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打倒独立的判断和权衡。
事实上，当下的中国已经深陷各种迷信而无法自拔。
不是迷信共产主义，就是迷信资本主义；不是迷信科学，就是迷信基督、佛、真主；不是迷信自由主义，就是迷信集体主义、专制主义；不迷信马克思，就迷信亚当斯密、洛克；迷信经济增长；迷信外国；迷信明星；迷信名企；迷信医生；迷信专家；迷信名校，从小学到大学；迷信名牌；迷信旅游；迷信房子；迷信社保、医保；迷信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能力……
有史以来，中国人从未像现在拥有如此多的迷信，从没有像现代如此地迷信形形色色的外物。迷信外物的结果就是不相信自己，轻贱自己。消除迷信，重建自信自尊的方法无他，就是回归真正的孔孟思想，重建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重新学会“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