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古往今来的御用文人经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拥有知识可以使人摆脱悲惨的命运，可以让人获得成功发展的契机。
这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一句话，因为知识本身就像墨子讲的那样“殊类、异故、多方”，它可以分为好多种。但不是每一种知识都能让我们学以立德、学以致用、学以致富。再退一步讲，即便这种知识可以经世致用，我们也不能笼统含糊、贪大求全的说，你掌握了它就可以改变命运、或者说取得成功。因为影响命运和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如果说单单依靠知识就可以扭转乾坤，那不能不说是太过幼稚。
早在2007年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就推出了我国首个针对高考状元职业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1986 年-1994年期间产生的部分省市成百上千名高考状元，没发现一位是成就非凡的，几乎都处于社会的中下层。家长们为孩子投出的学费犹如泥牛入海，可孩子们的前程依然是黯淡无光!
我们不禁要问，决定平民子弟前途命运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犬儒学者为何非要把“知识”和“命运”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到一块，他们有着哪些难以启齿的不轨图谋?!
一，“天时、人心、技能、势位”四大因素是决定我们能否改变命运，从而取得成功的重中之重。
人生的成功及命运的独立，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调集社会生产资源的能力。而其调集社会生产资源的能力，则受限于“天时、人心、技能、势位”四大因素。
对这四大因素的解读，《韩非子-功名》一篇阐释的倍为详尽：“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
意思是人要想掌控命运、取得成功，有四个关键：第一是天时，第二是人心，第三是技能，第四是权势地位。违背了天时，虽然有十个尧也不能在冬天使土地生长出一个穗子;违反了人心，虽然有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不能使民众尽力。所以得到天时，那么即使不努力穗子自己也会生长出来;得到人心，那么不督促人们也会自我勉励;依靠技能，那么不着急人们也会力求很快完成;得到权势和地位，那么不去追求名声也会形成。
的确，如果有才能而没有权势，虽然贤能也不能制服不肖之徒。所以将一尺长的木材放到高山上，那么就可以俯视千仞深的沟壑，并不是木材很长，而是站的地势很高。夏桀作为天子，别人都听他的话，并不是他贤能，是他统摄君位的缘故;尧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管好三家人，并不是他不贤，而是他的地位卑微。千钧重的东西得到船载就能浮在水面上，几两重的东西没有船载就会沉入水中，并不是千钧轻而几两的东西重，是有载体与没有载体的关系。所以短的木材能够下临千仞之溪，是因为它的位置;不肖之徒能够制服贤人，是因为权势。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历史的研究》中，对此的概括则更为言简意赅：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并最终获得成就，在于时机、群众基础、自身才能和地位非凡之人的扶持。可太多的人浮躁盲目，不想耐心等待这四种因素的齐集，只要有了其中一两种，便急不可待的认为自己掌控了人间的法则，可以飞黄腾达。是的，他们或许可以办到，但办到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如流星一样迅速陨落，沦为跳梁小丑。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这么四个人，他们在谋略、政论、军事、音乐领域都有着相当深厚的积淀。可异常丰富的知识，却并未能改变或挽救他们坎坷多舛的命运。
东方朔，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大家，一生著述甚丰，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七谏》等名篇。唐代史家司马贞评价他说“滑稽鸱夷，如脂如韦。敏捷之变，学不失词”。其学识广博，由此显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底蕴、有知识的人，还是不能“尽展其才”，社会地位极其一般，以致被人讥诮。
其好友就曾诘难他说：“你修习先王之术，仰慕圣人之义，诵读《诗经》、《尚书》等诸子百家的典籍，不可胜数。但像你这样一个对先进文化知识孜孜以求的人，结果却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连同胞兄弟都无处容身，这是何缘故呢?”言外之意就是，那些个不咋读书、没啥知识的人，位置也和你差不多了，你学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东方朔喟然长叹，仰面回应道：“这事你不懂!治世和乱世不一样!想那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不朝，争权夺利，兵革相战，兼并为十二国，难分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所以他们能被提拔重用、大展骏足，以致泽及后世，子孙长享。如今则不然：圣主德泽四方，天下震慑，诸侯宾服。四海相连如同腰带，天下安稳得像倒扣的痰盂。一举一动尽在掌握，贤与不贤如何区分呢?”就是说在东方朔看来，他自己是一只大老鹰，应该翱翔于春秋战国那种乱世，在太平盛世就根本扑腾不开，只能委屈一下，作只公鸡了!(取自《汉书·东方朔传》、《答客难》)
主父偃，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著有《推恩令》，也算是西汉杰出的知识分子了。
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按理说此时的他应该“实心用事，报效朝廷”，但是这个主父偃他不消停，他上任之后疯狂的贪污受贿、公款吃喝。宾客们劝他凡事差不多就完了，他不听，还发出一肚子牢骚，说自己贫困潦倒了四十多年，一直不得志，亲戚朋友也不把我当人看，现在好不容易混出来了，必须倒行暴施!
最糟糕的是这个人不会为人处世，而且偏激狭隘、愤世嫉俗!有一次皇上派他到齐国上任，去当宰相，那些旧时的故友和京城百姓就自发跑来为其践行，主父偃却直言无忌的说道：“当初我窘迫的时候，你们没一个理我的!现在我火了，知道当跟屁虫了!都他妈的什么鸟人!我跟你们绝交了!”
其为人若此，别人能不嫉恨他吗?!过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有人把“齐王自杀案”曝出来了，主父偃跟着受连累，被夷灭三族。
一个连做人都没学会的人，难道光凭知识就能改变命运?简直是扯淡!(取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李景隆，是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之子，史载其“好读兵书”。估计他是经常把一些玄而又玄的话挂在口中炫耀的，譬如“虚而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据实而言，类似“致人而不致于人”、“识众寡之用者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类的话，的确谋深见远，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可以算作一般性的军事理论知识。
但是这些知识，不仅没有帮助李景隆扭转颓势、改变命运，反而成为了他日益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催化剂!
论其败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把那种过于抽象化、理论化了的知识，误认成了在实践中淬炼而成的、所向披靡的“作战技能”。(《明史》卷126)
万宝常是个音乐奇才，有一次和人一起正吃着饭，谈论到音乐的事，身边没有乐器，就随手持筷在几个食器上敲起来，居然诸音俱备，颇为动听。
不仅如此，他还呕心沥血撰写出了论述“八音转调”与八十四调的《乐谱》六十四卷，名重当时。搁在今天，他就是贝多芬、莫扎特啊!
问题是他的音乐专辑卖不出去，个人演唱会也不让办!倒不是观众不喜欢，是大隋政府给他禁言了。他也不知道得罪了哪个权贵，歌曲被扣上“不和谐因素”的大帽子了，专家说他那套属于“西域之乐，乃四夷之乐，非中士所宜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靡靡之音”。
万宝常临死的时候把自己平时爱看的书和自己编著的书，都付之一炬了，骂口不绝道：“我懂这么多知识有个屁用啊!政府不待见我!”(取自《隋书·志第九·音乐》)
二，犬儒学者非要把“知识”和“命运”强硬嫁接，居心何在?
从以上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出，人生的成功及命运的独立主要取决于“天时、人心、技能、势位”，而所谓的“知识”，最多勉强可以算作是“技能”的一种。(前提还得是这种“知识”可以经世致用)
因此，忽略其他三项因素中的变数，笼统而又武断的说“知识改变命运”，太经不起推敲和勘定。然而就是如此经不起琢磨的话，竟被主流教育界宣传了近三十多年!(这也难怪，若非如此断章取义的灌输这一理念，家长们又怎会含辛茹苦、节衣缩食的把孩子送进牢笼，让他们“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的过上一二十年?!学校和官老爷们又怎能“广蓄私产，钟鸣鼎食”?!)
有人说学习知识既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获得成功或者改变命运，那我们还学知识干嘛?个人认为，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摆脱愚昧，提高修养。
知识虽然无法改变命运，但是其中那些“正心修身，养性育德”的宝训却可以让一个“粗俗鄙陋、浅薄无知”的市侩，变为“性天澄彻，宠辱不惊”的哲人。
这大概就是我们对其孜孜以求的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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