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史”的儒家化、理学化

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不能视为客观公正的信史。它们打上了太多儒家意识形态、新王朝统治者的意志以及诸多利益集团的主观烙印。而且，《二十四史》都是亡国才修史。由于改朝换代一定会伴随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许多史料文献也会因此失传。像唐朝、明朝这种历时近三百年的王朝，修史的时候距离王朝中前期已经过去了两百年以上，修完之时距离王朝灭亡就已经过去了上百年。这中间太多的野史传闻难辨真伪。种种原因混杂在一起，最后修出来的东西里面，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都很难说的清楚。

鲁迅说，二十四史，无非就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实际情况比鲁迅说的还要更糟糕。如果它们真的是帝王将相家史那就好了。问题是它们还是被大力篡改过的、严重失真的帝王将相家史。

根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早就垄断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权，要颠倒这千百年来被正史所定论的是非，谈何容易？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去颠覆。因为里面实在太多违反了关于人性常识和良知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中国的历史，绝不是儒家士大夫们永远正确的历史。他们试图通过篡改历史而强加在中国人精神上的枷锁，一定要打破。不把这些东西打破，将来中国的发展，就很有可能再犯以前曾经犯过多次的严重错误。

二、“平心而论、据实以求”

面对文献不足的困境，适当的基本方法论是：“平心而论、据实以求”。也就是从人性的常识和基本的良知出发，去观察历史。对某些地方提出质疑，然后再尽可能的去寻找材料来证实这种质疑，得出新的结论。

从常识和良知的角度来看属于必然的结论，我们就对证据材料的要求比较低，对正史的颠覆可以大胆一点；从常识和良知的角度来看不那么有把握的结论，我们对证据材料的要求就比较高，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就尽可能保守一点，与正史保持一致。

经过这样对大量具体事例的辨析，就可以总结出来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就体现一种新的历史观。然后再带着新的史观又去把历史材料梳理一遍，就可以发掘出那些被传统史观忽略的材料，作为新的证据。与新史观矛盾的材料，又再次根据常识和良知尽可能的加以辩驳或重新解释。实在辩驳不了、也无法重新解释的，那么就要对新史观进行调整，以保证理论和史料的一致性。

三、不着调的《狱中血书》

历史文献中总有很难解释的记载，那就需要衡量史料的价值和新史观的支撑强度。如果认为这个新史观已经有了大量的材料支撑，也符合人性的常识和良知，那么对于某些看上去很可靠的史料，我们也只能暂时存疑，不予采纳。因为不管看起来多么可靠的史料，也可能在记录和传抄过程中与历史事实相背离。

比如杨涟的《狱中血书》，几百年来感动了好多人。但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它是杨涟的儿子伪造的。东林党的记录说杨涟在监狱里面被各种酷刑折磨，却怎么折磨都折磨不死，还能逮着机会偷偷用毛笔来写血书。血书在杨涟死后被狱卒发现，狱卒因为良心发现把血书偷偷藏了起来，然后等魏忠贤死后才交给杨涟的儿子。这个过程本身就比较离奇，令人生疑。

杨涟的儿子拿到血书以后，向崇祯皇帝上疏，据此要求皇帝为杨涟平反。在此之前，谁也不知道有这封血书的存在、谁也没见过这个东西。那个狱卒除了杨涟的儿子也没有人见过，连名字也没记录下来。当时又没有指纹或血型鉴定技术，谁能保证它不是伪造的呢？

认定它是伪造的证据有没有呢？没有。但要举出证据来证明它不是伪造的，也同样没有证据。除非哪天出土了这份血书和杨涟的尸骨，用DNA技术鉴定一下，否则，它就永远是个悬案。最后，我就只能从大的历史观来对此事进行判断，因为东林党一贯虚伪无耻，在造谣作假方面劣迹昭著，因此对这种材料就不予采信。反之，如果我们从诸多材料证实，东林党真的是一群真正的君子，对人对事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份血书是真的。其实就算杨涟的血书是真的，也不能够动摇我们对魏忠贤和东林党的整体评价。所以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不去提血书这个事儿了，当它不存在了。若有人愿意相信它是真的那就继续被感动。不想被感动的，就可以不相信它是真的。

由于历史的记录总会存在偏差，历史事件已不可能被再次观察。对于这已经过去的历史，也就只能如此了。虽然里面难免诸多主观的判断，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四、史观与史料互鉴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没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就没办法寻找重点和进行深入的辨析思考。我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必然是一种带着主观判断去阅读史料，根据史料修正主观判断，然后再根据主观判断去辨析史料的这么一个反复互动、不断深入的过程。内则求诸良知，外则证之史料。良知良能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才能把历史读明白。自己不带着主观判断去读历史，就只能被那些掌握了书写“正史”权力的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被他们的主观判断所控制。这才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

五、唯物史观的深刻和局限

在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西方历史观逐渐的成为了中国人研究自己历史的一大主流。这种现象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拓展了传统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出现从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西方史观中最深刻的一种，对中国影响也最大。

早在共产党执政之前，唯物史观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1930年，就有学者说：“辩证唯物论……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吕思勉就是在1930年代开始全面转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

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政治和军事的研究，《二十四史》也主要是讲政治和军事。军国大事嘛。但唯物史观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把政治军事和经济结构的变迁联系起来，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这确实比单纯的讨论军国大事要深刻的多。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被过度强化之后，就好像鲁迅说的，把《二十四史》直接就当成帝王将相家史。而这帮帝王将相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为镇压农民反抗服务的。那《二十四史》就真没多少价值了，就是一群反动的帝王将相在那里搞政治斗争，斗来斗去都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人民群众除了起义以外就完全看不见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史学研究变成两张皮，要么彻底套用西方史观，那就要否定传统史学的价值；要么还是传统儒家那一套，把《二十四史》当正统。

这造成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就是现在一讲复兴中国文化，直接就被搞成了宣传儒学，甚至是理学。中华文明的伟大辉煌，岂是儒学所能够代表的，又岂是儒学能够解释得清楚的？而理学，那是中华文明在走向没落的时代所产生的糟粕，让它来代表中华文明，简直就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

其实唯物史观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它主要是基于西方历史得出来的结论。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过度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没有充分重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方面是把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并认为阶级斗争一定是一个私有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农耕时代的国家政权一定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这对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并不适用。东方专制君主的权威主要建立在军事强权的基础上，它可以把土地公有制（军屯和官田）和自耕农作为其政权的经济基础，不需要地主阶级的支持也能存在。土地兼并实际上是对政权稳定和君主权威的威胁。皇帝集权与生产资料的集中是互相冲突的。而且土地兼并的主要动力是官僚特权，并不是生产资料的自由交易。

六、我对史观的探索

如果我们更加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把政治军事活动看成是跟经济结构相对独立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那么，《二十四史》的价值和传统史学的价值都会大大提高了，因为它们的重点就是关心上层建筑、关心政治军事活动嘛。

当然，我们并不能抛开经济基础去谈上层建筑，但是它们应该是另外一种联系方式。皇权政府并不一定就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统治形式。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占有大量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

政治清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互相独立，则政治权力可以有效的遏制土地兼并或商业垄断，处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受益最大。

政治权力过大而且腐败，官僚集团就会控制经济活动，自己变成统治阶层，从人民身上榨取不该属于他们的劳动果实。榨取的方式，可以是直接榨取，比如敲诈勒索，也可以是扶植代理人来榨取，通过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但官僚集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政治权力过小而且腐败，政治权力就会沦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

所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复杂多变而非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国家政权为剥削阶级服务，有时候国家权力又可以制衡经济上的富有阶级。到底哪个方面占主导，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政府是腐败还是清廉等等诸多因素。

一个政府到底为什么样的人服务，是一个答案不断变化的问题。有的政治家希望它为人民大众服务，比如海瑞；有的政治家则希望它为权贵集团服务，比如东林党。那么这个时候，《二十四史》里面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就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而不是单纯的权力游戏。通过观察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我们也可以把政治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二十四史》就既是帝王将相家史，也是中华帝国的国史，二者不再矛盾。

帝王将相们处于中央枢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都要受到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官僚集团，谁能够坐到某个关键位置上，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官僚人选、影响他们的思想等方式来影响中央决策。所以中央政府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缩影。而军事斗争则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是和平的政治手段不能解决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可以看成是政治斗争的极端形式。

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谁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居于中心地位，取决于什么样的力量在社会资源分配的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欧洲封建国家而言，可能是生产关系中的雇主占据主导地位；而对中华帝国而言，则显然是权力结构中居于上层的人物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中华帝国这种权力主导型社会，研究政治活动的价值就比研究经济活动的价值可能要更大一些。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政治活动重新回到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上。而唯物史观也没有丢掉，它为我们提供了传统史学缺乏的经济结构变迁以及政治经济之间联系的视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阶级分析法仍然是对人类群体活动进行分析的基础工具。具体的某个政府官员或者某项政策措施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这也无疑是在东西方社会都普遍存在的。但是，唯物史观也显然需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做出调整，而且是在比较基础的理论层面做出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充分强调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力，以及更加重视使用除了基于生产资料的阶级划分标准以外的其它利益集团划分标准来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以更好的研究人类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文章来源：节选自作者《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