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在“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尽管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20世纪50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而将大众党视为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美式精英党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员”(pa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的一次投票机会。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这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任何一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却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甚至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