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海上交通渺渺也不知其始,有船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南越王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在我瞻仰过的国内诸博物馆中,属于留得下印象的少数。土风、古意洋洋于匠心之中,不是一味“高大上”,在跟谁拚GDP、比财政拨款似的。外墙的浮雕取自汉初南越王赵眜墓出土器物的图案:一条大舟载着古粤先民航行在生命的海上(也不排除是河上湖上),船上有生产的有征战的,其中挥钺斩首的场面,让人在南国湿润的海风中闻到一丝血腥。没办法,人类从丛林世界脱胎而来,忘本不会忘得太快。
“中国”原来不大,一步步扩展成了今天的规模。我曾为2006年上演的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写过一组歌,咏叹中国的历史,其中第一首的第一段是:
我们走过中原、四夷、八荒
——走过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走过二十四时辰、二十四节气、二十四史
——走过上下五千年
秦汉之际,中国扩展到了“四夷”。秦始皇——其实秦国也是被扩进来的——继续扩,派出几十万大军南征,年轻的二把手叫赵佗。中国扩展的故事于是有了南边的一章。这一章中国扩展的故事里,套着一段赵家兴衰的故事。这段故事,不知为什么,我倒挺想说说。
大约用了四五年功夫,秦军拿下了岭南。从此立郡设县,“中国化”——当然同时也化中国——的过程从溜溜达达提速为扬鞭催马。不久秦末大起义,戍卒、贵族群起而“代秦”。本来向南越开疆扩土的将军们也有了新的想法。一把手任嚣病重临终时将印把子交给了赵佗,并对接班人做了番“政治交代”,其大意是:秦反正不行了,咱这山川地势我看行,该独立就独立吧。
赵佗后来果真就称了“王”,再后来还称了帝。他以前是能吏,否则任嚣不会把他放到关键岗位,让他当龙兴的县令,更不会让他接班,并寄予开国的厚望。他后来又是个明君,文治武功,确有气象。在秦汉之际的大变局中,能因形就势,随机应变,以退为进,反客为主,不仅需要过人的智慧,还得兢兢业业,以警以惕,因为稍稍愣神儿的功夫,可能就身首异处了。赵佗周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硬而不暴,柔而不软,对外称臣,对内称帝,南下干部该清除的清除,民族干部该重用的重用,迁中原之民,娶越族媳妇。比起那些不及身而殁、国亡统绝的溜门撬锁型的“王”了“帝”的角色,真不知强哪儿去了。
赵佗生命力过人,活了一百多岁。儿子没等他死自己先寿终正寝了。赵佗的孙子也就是南越王墓的墓主赵眜继承了王位,水平差了两个台阶,也就仗着爷爷打的基础好,勉强守成而已。今天的一些学者阻击“西式民主”却过犹不及,对皇位世袭制变着法儿赞美,说那是“一次性授权”,大大节约了成本,而且还产权明晰,怎么宝贝儿子就会怎么宝贝国家。他们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但世袭皇权有一个很要命的弱点,就是开国雄主、建国明君之后会一蟹不如一蟹,因为口衔宝玉从产道里出来的小储君实在是有条件奢靡,没必要辛苦。南越王的墓葬也反映了这一点。大量用于吃喝玩乐的器物以及海外珍奇跟着赵眜浩浩荡荡来到阴间。这还不够,就连给他看门的、做饭的、赶车的、奏乐的、还有四位陪睡的妻妾,他也都带来了。赵眜阳寿不长,死后儿子婴齐继位。婴齐在汉朝当过人质,当人质对皇亲贵胄是难得的磨练,相当于当年干部子女上山下乡,可在他身上没有产生多少正能量。此人乏善可陈。婴齐当人质之前执行爷爷的民族政策,娶了个越女,生了大儿子。羁留北地期间又娶了房汉女生了二儿子。他后来只管自己的心情不顾汉越关系大局,传位给了二儿子。兄弟俩肉乎乎都没什么出息,但背后各有一个利益集团,有点“独派”和“不独不统派”的味道。不独不统的弟弟还不武,不敢对“独派”大佬动手,结果母子都被对方杀了,立哥哥为王。独派灭了不独不统不武派没多久就被大汉武力统一。南越国前后五代君王,共当国九十来年,王一代就占了六十多年,王二到王五加起来才二十多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最“忽”的。
当皇帝是个高危行当,太祖太宗们愿赌服输,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后边的皇帝,皇位当然也有自己争取或妈妈舅舅等帮着争取来的,但多数的情况下是别无选择的宿命,不像武士的儿子可以考进士,进士的儿子可以做隐士。汉献帝、李后主还有被抱上龙椅时又哭又尿的末代皇帝溥仪,真让人同情:本来一米五几的个儿,非让他去田径竞标赛上跳高,跳不过去该赖谁呢?崇祯皇帝在城破之际、投缳之前问过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我非亡国之君,奈何满朝皆亡国之臣。崇祯的确不该是亡国之君,他起早贪黑地治国,够努力的了。但他的先辈太不努力了,其中竟有几十年不上朝的,君臣连面都没见过。他们忙什么呢?他们在后宫豹房花街柳巷前接后续,忙着搓麻绳——吊死崇祯皇帝和大明王朝的那根麻绳。他们可以不搓这根麻绳,但坐着老祖宗打下的天下,搓麻绳是最便当的选择。
在广州还参观了潘家旧洋楼,早已凤去台空,如今用作老年活动中心之类。还往老街旧巷平民生活的深处去寻觅了一番潘氏宗祠。向导是潘刚儿老先生,海上丝绸之路最后一笔即广州十三行首领潘振承的后人。这些年市场经济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企业家”成为社会大众艳羡的头号目标,连带着他们的先驱如“徽商”、“晋商”以及广州“四大富豪”也早已家喻户晓。所以,潘振承德的故事我就不多啰嗦了。简单说,他从一个吃苦勤学走南闯北的农民工变成了富可敌国的买办巨富。
巨富把财富留给谁,和帝王把王位传给谁,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版本。皇权体制下,王位只能传给儿子,没别的答案。袁世凯当年要称帝没称帝的时候,曾此地无银三百两道:你们看我儿子,一个是瘸子(克定),一个是名士(克文),我有什么好称帝的?在私有制下,富豪也只能把财富留给儿女。千难万险打下的天下让儿子白坐,儿子好好坐的可能性有但不大。千辛万苦挣来的财富让子女白花,子女一般也不会好好花。花飚车上,花海洛因上,花名妓影星嫩模身上是常态;几代败光,成了贫雇农后再打土豪分田地是常道。我看有些富人信誓旦旦,非要让孩子将来什么都不干光享乐——更多富人没这么说,但也都在这么做。这真是背着孩子往末路上跑。他们忘了人世、人心是怎么回事。有兴必有衰,人世就这么回事。唯一能做的,是让衰落来得慢点儿。办法无非是别给子女太多,让他们起点低点儿——当然不可能低到贫雇农,但可以低到上中农、富农吧。古代科举取士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读书作文虽没割麦插禾辛苦,但也不太容易。据潘振承的第八代孙潘刚儿介绍,潘家不少后人也都走的这条路,当文人学者的不少。西方起点平等机会平等的价值观以及累进税、遗产税之类也包含这个意思。奋斗来的快乐才是能体会得到的快乐,人心就这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事,中国这一拨直眉楞眼的资产阶级以及朝思暮想加入他们的社会大众,可惜还没看明白。
站在沙滩上,头上是万古星月,脚下是来来去去的潮水,耳边是长太息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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