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只要你上学，就会被西方的新蒙昧主义洗脑，接受违反人性的物欲享乐主义和丛林竞争法则，极难接触到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核心；即使在大学上国学院，你也要被迫按西方汉学家的既定路线肢解中学，有意无意间当他们消灭中国文化的帮凶，否则连毕业都难——这就是通过学制，体制性地消灭一个文明的可怕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从百年西学大梦中醒醒吧！睁开眼睛看看脚下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吧！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化界全盘西化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中国教育由此逐渐沦为推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大产业。在此风气之下，我们对于西方的解读，不是研究其社会本身，而是仅仅研究西方人对于自己和他者的言说。在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建立了一系列维护他们的形象和利益，贬损他人形象、剥夺他人利益的言说体系。恰恰是这一套与事实大相径庭的言说体系，成为中国学人所信奉的意识形态。

    在西方殖民史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是推销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政经合一机构。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统治殖民地的总督府。西方学者将这些抢劫机构看作现代公司制度的滥觞，看作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制度载体。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抢劫性质。可是中国学人却心悦诚服地相信这一套说辞，将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奉若神明。今年夏天，几百位中国教授齐聚北京大学，研究如何最为艺术地将一位西方学者的经济学教材灌输给中国大学生。中国的文化人就这么积极主动地充当西方意识形态的推销商。

    西方的传教组织和教会学校，就是推销西方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生根之后，他们的事业在一个中国机构的配合之下，得到了遍地开花式的发展。这个中国机构就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民国教育部。

    由张之洞等人主持的清末教育改革，还在奉行中西兼容的文化方针，中学、西学都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资源。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清政府命张之洞、张百熙、荣禄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由此诞生的《奏定学堂章程》，被称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规定，基础教育中，兼设中学和西学两类课程，中学课程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西学课程为：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外国语等。这两类课程所体现的文化资源，构成互补关系。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中西兼容、中西并重的原则。

    在激进派看来，中西并重、中西兼通的文化政策，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用法律的方式将激进派的这种主张变成了中国的国策。1912年（壬子年）至1913年（癸丑年），蔡元培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以及一系列补充文件，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个学制系统所划定的教育资源中，最让激进派得意的是废除了中国文化资源，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

    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所装全是达尔文、莎士比亚、卢梭、蒙田、歌德、拿破仑、华盛顿，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之类。中国文化资源仅有少数古诗文保留在教材中，权作点缀。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人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一代比一代更多，跟西方文化人的知识结构，一代比一代更接近，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社会人伦，则一代比一代更少了解。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一个不知有中、只知有西的中国学子，为了维护他的知识的有效性，只会致力于维护西方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尊严与地位。何况，这种文化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作为征服者和成功的掠夺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选自摩罗：《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