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平和茅于轼关于“真理的检验标准”的讨论，引起了学界的热议。

    引起热议的原因，是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个观点对立的经济学家，陈平认为芝加哥大学教授法玛（Fama）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践所否定，因此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是科学，只是前科学。茅于轼则回应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逻辑。

    这次讨论之所以引起学界的关注，主要是这个讨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1、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不是科学；2、检验科学理论的标准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问题，因此这次讨论尤显重要。

    因为这次讨论恰逢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三中全会也被人们寄予厚望，期望能像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成为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性事件。正是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此次陈平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理论方面，而且也牵涉到十八大三中全会的道路选择问题。因为，中国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变革，但其经济理论基础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而且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变革，这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终究会蕴含着社会崩溃的危险。因此，变革，已经成为了所有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们的共识。

    但是，怎么变革？是完全按照西方的主流理论，还是回到前三十年，或者自己另起炉灶搞一套？这是当前中国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需要一个标准，茅于轼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逻辑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这次讨论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个人认为实践和逻辑是检验真理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也就是说，理论要经得起实践和逻辑的双重检验，才能被当做科学，缺少任何一个要素的检验，都有待科学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还不能被看作是成立了的科学理论。

    我们可以从波普尔举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稍显简单但很直观的解释。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的第九章《逻辑演算和算术演算为什么可应用于实在》中，举了一个例子：把两只兔子放到一个篮子中，再把两个兔子也放进篮子中，请问篮子中有几只兔子。如果按照我们常用的算术演算，显然2+2=4，答案一目了然。但是，算术演算是高度抽象的，其成立有严格的前提条件：1、四只兔子是完全一样的；2、打开篮子的时间过程被忽略了。因为在我们放进去兔子的时候，打开篮子的时间长度不同，也许会生出不同数量的兔子，因此按照我们的实践检验，2+2并不总是等于4。

    从上面波普尔的这个直观的例子可以看出，科学理论的成立有其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科学理论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它只能在其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

    因此，当我们把一个理论应用于实践时，我们首先要考虑实践情况与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否一致或者非常近似，如果一致或者近似，我们才能放心地在实践中使用这个理论，按照理论推断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那么，反过来说，理论是否成立，不仅仅要在逻辑上没有矛盾，还要把它放到实践当中，在其所设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检验，如果能得到与理论一致的实践结果，这个理论就是（在其前提条件下）成立的。

    物理学家是严格按照这个过程来检验其理论成果的，但是经济学家离这个检验过程还很远，弗里德曼甚至认为理论的前提假设不需要真实，而只要有预测能力就可以了。正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实践不重视，陈平才会急呼“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是科学”。

    个人认为，茅于轼非常精通西方经济学理论，他提出的“择优分配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思想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理论如果放到西方研究机构，也许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才会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高度一致，就是重逻辑而轻实践。也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一些观点，如“教育高收费才能提供更好的普及教育”等，这在逻辑上有一定道理，但却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下茅于轼提出“逻辑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不说是和他历来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

    但茅于轼提出“逻辑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有时候实践检验非常困难，逻辑检验具有与实践检验不同的效果。如伽利略通过逻辑检验亚里士多德“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的结论，设想把两个重量不同的物体绑在一起，是比原来两个物体下落得快还是慢？这就从逻辑矛盾上反驳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有人认为伽利略根本没有做过斜塔试验）。如果人们仅仅通过实践反复试验观察，重的物体确实比轻的物体下落快，实践很难做出检验，因为那时的试验条件还无法建立一个真空条件而去除空气的影响。因此，个人认为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是同等重要的，是科学理论成立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当然，我想茅于轼不是不重视实践，只是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尤其严重，具体表现为过度重视数学形式逻辑的应用，而忽视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以至于凯恩斯在《通论》的序言中就专门说到“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非议的”，凯恩斯这段话非常清楚地指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在于其前提假设条件的局限性，与现实严重不符合，而不是在其逻辑推理上的问题。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其前提假设条件是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理性人，但这样的理论与我们的现实社会实践的一致性有多少？如何检验？是逻辑检验还是实验检验？这是问题的根本。

    因此，当前在中国改革转型的又一次关键时刻，就需要经济学理论有新的发展甚至创新，而这种发展和创新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和争议，怎么来评判这些新的理论和争论，在方法论甚至在哲学方面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标准，尤其显得重要，这也是这次讨论引起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期望这次讨论能给中国经济学界带来新的活力。

作者简介：

何全胜，中国农业大学毕业。中天经济研究中心学者。主要著作为《交易理论》。该书从交易的角度，提出新价格理论，尝试为经济学建立一个新的微观基础。个人主要观点：（1）经济的本质是交换，用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收益，强调效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2）政治的本质是强夺，用强权夺取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利益，强调公平，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3）公平交易是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需要人们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管制、市场与政府之间进行权衡，走向任何极端都会将人们带向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不是成为权力的奴隶，就是成为金钱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