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利益最大化，以维权和效率为旨归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其政治意愿,政策动议都必须既要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累积;也要建构完整的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这不仅是“权利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义”和全球化之下任何国家组织都不可避让的普遍而行之有效的公共原则,没有人能够出逃,也没有谁可以作壁上观，或置身事外做一个不在场的看客。这是现代人的宿命,任何人,无论政府、企事业，以及一切以组织形态存在的民间团体与个人都必须接受,都必须以特定“经济人”身份认领这种通行的规则和营生模式,才能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看得清自己的出路,从而成为公共游戏中具有结合力的关系项,否则就得出局,就得弃权自闭,甚而被闲置于国家与现代生活之外。
 
    我们知道,在消费时代,能够汇聚公共意志,主导政治得失的依据是权利，是一系列借助数量标注的账面经济,其秉持的政策选项虽不一定都能做到利益均沾，但却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当下兑现的政策利好和实物收获。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管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对当下的国家功能、公众心理，以及所有关系主体进行全息考量,其定义首先是财务算计和收益评估，而不是引经据典的意义争辩和理论空耗，是事关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个人主权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达成的一系列效率方案和交易规则,其遵循的是目标明确的牟利动机，关心的是资本化的投入与产出效应。
 
    现代性开启了个人维权取代“公共义务”优先的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名利主导生活的时代,能够激发社会热情,定义人事关系的原则既不是严谨的知识和价值观，也无涉远离日常经验的“普世公理”,而是见诸“个人优先”且毫不含糊的“囚徒困境”算计。由此，即便是民主理论所设计的政治游戏，其暗含的动机也是取决于市场化的“行情”分析，然后预估公众的偏好而策划的营销和推广,这就决定了其不太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会自动生发出普遍的济世责任。其通常的要义是:参与者既不在乎公共空间有无指向美德的激情辩论,也不介意谁会奉行高尚的理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不动声色研判“政治消费”对个人生计的实际效用，关心的是选票投向所能产生的账面收益，如货币一样,人们对其拥有的兴趣仅是其交易功能而非货币本身, 在意的是，选票能否诉诸个人的处境改善而非其承载的伦理属性。
 
    众所周知，开放的政治可以为公众的参与提供机会,法律也可以规定人们行事边界,但个人主权对公域的侵蚀却很难设置具体的表达范式。尤其当下,民间辩论经常性的状况是:由于刻意淡化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感,媒体与文化策略也在鼓励人们冒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立场,或者干脆以政治“批判”抵制古老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基于此，一般民间政治参与不仅很少谈及公共道德和国家责任，甚至也不太考虑除权利之外的大众情感，社会习俗和文化上的同意与支持。所以,就算是有开放的个人主义,政治游戏也会因公众的短视而只能让政治选举异化为“选秀”，最多也就是给无聊的生活播撒点兴奋与娱悦,其戏剧性的变数，虽能让好事者产生公共政策为自己弯曲的幻觉,但实际情况是,所有政治运作都具有幽闭性,其主导性的动机是利害权衡,是内部势能如何在冲撞中寻求自洽,公众的诘问或许能对政治产生某些挤压,但对执行者则鲜有制肘作用。
 
    已有的经验表明,个体为终端导致的“国家精神”空场,由于只看重个人主权而缺乏普遍的社会同情，缺乏与之关联的意义诠释,则现代人对政治、国家与个体关系的理解就会偏执一端,进而以为，只需承认个人“当家作主”和多数同意的政治立场，就能让秩序稳固，使社会和谐，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公共难题，从而让维权叙事和利己动机左右国家议题。殊知，单纯地强调个人“政治正确”导致的国家不服从和义务冷淡，势必促成社会趋向于涂尔干所描述的“在私欲的支配下，以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是脆弱的，因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事物，即无机性社会组织”,从而分散为政客、资本、专业精英、和媒体四位一体“旋转门”，交替盘剥社会的圈子生态，而遇事冷漠的广土众民，则被定义为聚在商场和购物中心，打听政治八卦的饮食男女和娱乐文化的消费者,既无家族邻里相互帮衬应对命运风险，又不能借助共同体道德和信仰价值凝聚人心。由此,公共结合状态便简约为“公司化国家”与无结合力个体并列的两极结构,“人民”则因缺少有机性团结与协作精神，而只能成为靠“碰运气”讨生活的“散户”。
 
    “主权在民”的政治期许，本是缘起自由主义对少数人管控社会，主导公共事务的不信任而引发的政治反抗,同样，标举“人民正确”的主张，也是援引“天赋人权”拆解古老等级秩序而采取的制度纠偏。在当时，这种动议或许是建构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和治理方案，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达了与所处时态主调相匹配的广泛诉求,即承认个人在政治文化中的主体性。或许，基于商业合作与利益最大化之需，确实有必要突出个人主权和契约精神的严肃性，以确保社会中个体对政治侵权有所拒绝和警惕，并经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而成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然而，凡事皆“过犹不及”，由于弃置了社会应有的公共道德和集体义务感，这不仅离间了社群“无缘”相亲的伦理温情，还导致人们有理由因时势的需要而让公义坎陷，让价值中立,从而绕开历史境遇中的道德审判。换句话说，即可以基于理性和个人中心而享有良心上的豁免权,让维权正当性凌驾于公义之上。 其结果是，主权归民在理论上预设了人人都可以避开社会公益，指责集体主义和爱国主张,从而获得对民意价值的全面确认,但却又陷入了非道德化的利己主义而不能自拔。其设置了一个扁平化的世界,这很理想,也很自由,看似为众生问鼎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个人的意愿表达展开了平等权,仿佛谁都可以参与游戏,也不必顾虑制度设限而担心被排斥或出局,但事实证明，这更多是一种幻觉。
 
   举凡人人都可以被注意、被允许的常态性规则,往往最易将人性导向讨巧从而不按正道行事。殊知,极权主义正是满足当下的取舍才忽略了对政治学价值的深刻追问。由此衍生的政治看上去多元，且不乏义正辞严的道德指控，但其出发点多是扭结于个人本位而假扮的“政治不合作”,或仅是借社会批判抵偿人生挫败的愤世嫉俗。这种建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观点争锋，作为一种价值立场曾经令人心仪,但其显示的结果往往很吊诡,经常性的状况更像是一种“好社会”想象，它不仅难以成为公共生活的最好走向,甚至也不是现代国家主义的终结，就目前而言,只能在保证资本逐利和个人维权方面有效用，于人生幸福和广泛的社会救济，则不仅很难推广甚至显得有些反讽!
 
    基于这一原则,一切事关社会正义的政治解释都指向权利,指向财富分配和私人化的产权归属。于此,社会问题变得简单明确,公共领域看似意见纷呈且不乏尖锐对立，但却少有立足高远的“问题意识”和深度探讨。所有的人事关系,无论亲疏远近,皆可以置换成借助数码标注的体量一路展开,从而归结到只能用“货币结算”并获得终极性解决。所以,有学者说,现代生活是基于个人效用的消费叙事,芸芸众生看似高度依存,但却因讲求时效而显得脆弱不堪,其文化表征的是,也只能是个人化维权和利己的政治参与,是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和利害估算,所有的“他者”，都只能是基于“我”的存在才具有意思和价值。
 
    这种将个人原则置于公义之上的政治承诺,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很少是基于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指引,其“存在感”一般不涉及超越性的价值和道理,讲求的是时尚,是流行装置和低度空间复制个人享乐的人生叙事，主导人心的是事实而不是远离日用的诗性参验。所以,在现代人的关系格局里,希望即等于欲望,个人的幸福、成功与身份认定所显示的是，也只能是货币化的明码标价,它基本不讨论公共道德和责任伦理,也不在乎国家荣誉和永恒的价值召唤,而是个人维权与消费的无限量供给。亚当·斯密就不认为“自由市场”必然具有道德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激发人们勤勉和奋进的动力主要还是古老的习俗和道德判断,是基于人在共同体中的高尚评价、尊严和社交可能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感。因此，说自由了就一定能让思想发光、让社会文明多是一些不明究理的托辞。总之，一切有生发力的国家道统，不能受制于部分人自圆其说的主义，或仅仅因为顺应“自由民主”风潮就可以鼓动一些人不劳而获、多吃多占从而心满意足。它同时也是集体义务和大公无私，是家道国运同向共荣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纲。惟其如此，方能塑造社会的道义的高度，从而建构起确保共同体安全福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本身既是民族国家力量形成的精神源头,也是其政治光荣且能保障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文明装置。因此,就世界范围来看,只要国家尚存,只要仍由资本和利益观主导社会关系,任何动听的主义都不会是遍爱众生的救世理想而是政治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