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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晶:五四运动在日本——另一种“当事者”的体验、认知及其意义 
作者:[李永晶]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2017-05-04] 2017-05-14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中,五四运动(不拘广义还是狭义)居于特殊的地位:它被视为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不过,如果我们的目光稍稍脱离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我们就会注意到五四运动另外一种世界属性——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自身。事实上,五四运动另外意义上的一个重要当事者,即日本,同样通过对五四运动的观察、评价与解释,在特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历史走向。今日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颇有分歧之处,并时常成为争执、对立的焦点。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总让人忧虑。事实上,如果不将这种分歧强行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人们或许会获得对历史与文明的新洞察。五四运动在日本的“经历”,正是这样一个恰当的事例。

  一般而言,对历史事件进行的实证研究有益于人们缩小分歧,甚至走向和解。不过,这种研究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取得这种效果,最终有赖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实证研究所预设的前提及其限制。换言之,历史会说出怎样的真相,最终依赖于主体更广阔、更深层的历史与文明认知。在此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并非是暗示某种新版本的历史相对主义,而是要指出,我们只有克服“事实—意义”或“理解—判断”这种关于历史学的二分法的认知模式,才能向着文明的方向迈出一步。这个过程必然困难重重,充满艰辛;但舍此之外,我们别无获得头脑清明的良法。

  下文介绍的日本版的“五四运动”,主旨正在于借助他者的视线,突显上述问题与困难。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将止于对日本五四运动研究概要的勾勒;这种作法固然有资料方面的局限,但对日本版的五四运动进行整体性描述无疑更有益于达成本文的主旨。简言之,再现围绕这一具体事件的相关“事实”与“意义”,将二者加以进一步的历史化,这种努力将有益于我们形成新的历史认识与意识。

1.历史现场:当事者的观察、评论与分析

  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日本学术界并无关于五四运动的专门论述与研究,这与战后出现的某种“五四运动热”形成了对照。思想史学者野原四郎在1966年出版的《亚洲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里面收录有题为《五四运动与日本人》的长篇论文,可以说填补了日本五四运动研究的前史。在该文中,野原对处于历史现场的日本官方、主流媒体和个别学者的观察与评论做了详细的整理与分析,给读者提供了一副真实的历史画面。借助野原等人的历史叙述,我们可略见日本在五四运动中的角色及其对运动自身的看法。

  概括而言,作为二战后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野原的问题意识首先在于将日本军国主义错误的国策与历史认识揭示出来。对于这场震撼中国的运动的性质,当时日本主流的看法是“煽动说”,即五四运动源于学生团体外部因素的煽动与挑拨,旨在“排日”(具体后述)。野原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事实上,学生运动本身代表了中国民众的意志,并且正因如此,包括学生在内的多样的市民团体、工人阶级等才能参与其中,最终迫使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署名签字。”(第99页)。

  野原这种今日看来非常妥当的看法,为何当时却几乎付诸阙如?人们不难指出,日本作为“当事者”的角色遮蔽了它对中国情势的认知和理解。不过,因日本对此间中国的认识事实上与其对外政策高度一致,将其简单视为“错误”会妨碍我们对历史的进一步理解。原野在文中提供的当时首相寺内正毅(1852-1919)与当时负责外交事务、其后出任首相的原敬(1856-1921)的促膝长谈,将日本既定的政策实质揭示了出来:“从日本的利益来说,中国没有变成文明国、富国强兵没有实现那很好。如果这些真实现了,从中国人的风格来看,他们究竟能否对日本抱有好感,实在很难说。……另外,如果外国开始分割中国,那么日本也必须取一份。不过,这种极端状况不会突然发生。因此,当下应该采取的政策就是,表面上要劝诱中国统一,实际上不统一也不错。总之,我们要注意不要引发中国敌视日本的不良情感,必须乘他们争斗之机获取日本的利益”(第92页)。仅从这种层面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日本奉行的两面政策并无多少可指责之处。问题在于,此时日本关于国家利益的观念,绑架了这个民族真正的自由成长。

  众所周知,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于1914年8月出兵山东;翌年1915年1月,大偎内阁携军事胜利的余威与欧洲列强无暇旁骛的机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几乎等同于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双方经过多场谈判而未满足日本要求后,5月7日,大偎内阁竟然发出了动用武力的最后通牒,逼迫中国政府就范。这种屈辱感,随即酿成了有名的“五七国耻纪念日”。

  当然,这并非中日关系史上的突然变故。如同当时大总统袁世凯认识到的一样,日本因其“既有极大政略”,“此后但有进行,断无终止”。这种完全无视中国与国民情感的对华政策,时人及后世学者多以“对华蔑视”来形容。1915年5月25日,双方最终签订统称为“中日民四条约”的系列条约。条约的签订在形式上避免了因日本动用武力而引发的绝交及更大的灾难,但中日双方在精神上已经形同陌路。有意思的是,此前交涉中双方频频使用的“同文同种”、“亲善”等辞令,此后逐渐淡出中国官员、学者以及一般民间舆论的视野。如同谈判日方代表日置益所言,与官方“亲善”一说相比,双方的“舆论感情极为相反”,“且第三国之人,就中日两国关系之上,亦常揣测两国感情之恶”(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三联书店,2005年,第87页)。这种说法可谓对中日关系的客观描述。

  1919年9月9日,宣称奉行对华不干涉主义的日本原敬内阁对涉华贷款事项做出决议,其中对五四运动做了如下评价:“当下支那最具有势力的是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组织的所谓的学生团体。无论怎样说,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其志向操守也比较纯洁,因此我方非但不能轻视,今后还有必要慎重对待他们的存在。虽说如此,他们的运动努力即便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想法,还是受到了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乃至英美两国人的煽动而成”(野原四郎:《亚洲的历史与思想》,弘文堂,1966年,第93页)。概言之,日本官方认为五四运动是受到一部分中国政治家(研究系)和英美两国煽动而成,这就是当时日本主流的五四事件起源的“煽动说”。

  在坚持“煽动说”的同时,日本并未放松对中国现状的具体把握。比如,日本参谋本部在华情报机聘用东洋史学家稻叶岩吉为研究代表,展开了包括“支那的思想”、“各国对支那设施经营现状、尤其是欧战休战以来列强最新进入的势力”、“本年五月以来日本因排日运动而受到的影响”、“支那对外尤其是对日感情”等在内的情势调查。1920年,该调查以《支那思想问题以及对外尤其是对日感情》为题发布秘密报告书,涉及北京、上海、关东、天津、青岛、汉口、台湾等地的具体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尤其注意到了来自俄罗斯的激进思想,即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可以说率先触碰到了中国历史大转折的脉搏。

  与官方见解相辅相成,日本媒体多持“煽动说”,尤其强调美国资金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同时,媒体对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言辞批判。为了再现时代氛围,下面对野原引述的材料全文转述。1919年5月10日,《大阪每日》在社论中评论道:“支那当局或一部分国民认为,为让日本遭受损害,最终要依靠日本以外的强国来贯彻其排日的要求,但这只是狂人的妄想……过去我们不知多少次道破了支那人排日的荒谬政策,但今日他们依然如故。恰如歇斯底里的妇人发狂而不自知一样,支那人也无法避免让国家陷入自杀的狂态吧。这种结果可归结为支那国民性的弱点——支那人追求私利时奋不顾身,党同伐异时猛烈无比,全然不顾国家的兴亡盛衰。他们在策略上极尽狡诈、诡辩之能事,虚张声势以达成其所欲。支那人自己必须好好反省,同时要认识并警惕:一些外国人正在利用这种弱点,将支那人视为走狗,出于自身目的而煽动排日热潮,进而成了破坏和平的因素”(同上,第97页)。在进行批判的同时,日本舆论对中国提出了要求:不要背叛“日支亲善”,要重新回到日本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一立国之道上。

  除了主流的“煽动说”之外,依据中国台湾学者黄自近的整理,当时日本言论界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还有诸如“排外意识说”、“对日误解说”、“抵抗日本侵略说”、“经济利益冲突说”、“社会进化过程中失调现象说”等说法。作为主流“排日运动”见解的一环,持“排外意识说”的人认为中国时常以大国自居,蔑视邻国;外交事务只要稍稍不如意,自尊受损,便会展开排外运动。“对日误解说”则认为中国将日本的自卫手段、国防策略误解为侵略,从而引发了排日运动。“抵抗日本侵略说”则认为,五四运动是日本此间强力援助并挑拨段祺瑞政府讨伐南方军政府的结果,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总决算(黄自近:《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1906-193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四章)。

  在压倒性对华谴责声中,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1878-1932)的看法可谓独树一帜。在当时发表的《北京大学骚乱事件》一文中,吉野认为五四事件的发生完全基于学生的自发意志,而非外部的煽动;学生运动有着明确的精神支撑——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排日”,更是要消除国家内部的祸根,即军阀统治。最后,他提出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主张日本应该实行日华共存的对华政策。在《北京大学的新思潮》一文中,吉野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促成运动的主要原因,并全面介绍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看法。这种中国观与他对世界秩序的认知一致。比如,对于世界大战,吉野论述说,美国的参战使得世界大战的本质发生了转换,即从传统的国家利益争夺战上升为重整国际新秩序的战争。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关于战后世界秩序安排的“十四点声明”,在吉野看来是国内民主政治理念向国际社会的推广,国际社会由此进入了民主主义时代;中国此前数年间展开的新文化运动,正是民主浪潮在中国引起共鸣的明证。

  尽管对五四运动与战后世界秩序的观察略有偏颇之处,但由于吉野持有的关于政治文明的普遍主义视角,他事实上准确指出了中国与世界政治秩序演变的大势。正因如此,后世学者通常对吉野的看法给予极高的评价。与此相对,在当时日本体系性的认知结构中,吉野的观点被媒体嘲讽为“东大某博士”的“学究解释”,是迂腐之论。今日看来,吉野的评论与洞察挽救了真正的学者的声誉。

2.1950—1960年代:作为革命纪念日的五四

  随着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以及中共在随后的中国内战中的胜出,日本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近现代史,尤其涉及中共的历史。1948年,上文提到的野原四郎发表《胡适氏与儒教》(收录于《东洋文化讲座3》,白日书院),为战后日本重新认识五四运动的开端。1949年,岩村三千夫出版《中国学生运动史》(世界评论社)一书,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论述五四运动的著作”。1954年,野原四郎与他人合作出版《中国现代史》(岩波新书)一书,成为此后三十余年间的畅销书;据统计,截至1984年,该书的新版本的再版就已高达25次。该书对五四运动的看法,逐渐成为日本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辞典的依据。另外,野原为日本《亚洲历史事典》(平凡社,1960)撰写了“五四运动”条目,同样传播了战后初期日本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

  概括而言,此间日本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就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有名的“新民主主义”转换论。比如,1952年10月,日本创元社出版华岗《五四运动史》(上海海燕书店,1951年)一书的日文译本,可谓对中国主流见解的直接推广。该译本还收录有陈伯达的论文《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的译文。尽管本书出版后记中有关于“新中国产生的新人”的叙述风格不满,但日本此时出版这样一部著作,正意味着战后日本中国观与历史认识的巨大转换。

  不同于上述依据新民主主义史观的论述,当时活跃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
竹内好展开了独特的论述。在1948年5月撰写的《关于五四纪念》一文中,他论述说,日本“把五四和五七分割开来,未能理解五四运动”,因为“五四直接的动机是五七,而五七事件却被隐藏了起来”。因此,“将日本政府与日本政府圈养的学者所隐藏的二十一条的真相挖掘出来,交到人民的手上……这是我们理解五四的手段”。认识到二十一条要求对中国、对中日关系造成创伤记忆的日本人,竹内好可谓第一人。与吉野作造基于理论洞察获得的见解不同,竹内好指出了具体历史事件在理解中国上的作用。

  尽管有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批判的问题意识,但竹内好的批判首先指向了当时日本出现的上述“五四礼赞”论——当时的日本部分左翼势力举行了庆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纪念日”的活动。他指出:“五四运动的确是中国人民辉煌的胜利,但那与日本人民的胜利没有直接的关系。日本虽然纪念了五四运动,但那并不意味着日本革命就成立了。”竹内继续论述道:“我们对于直接引发1919年5月4日运动的导火索,即运动四年前的二十一条,到底知道多少?……更何况,如同中国人从日本侵略中感到民族屈辱一般,我们日本国民自己要在良心苛责的意义上感到民族的屈辱,还有待时日吧。支配民族与被支配民族同样不自由。”

  对于这种特殊的五四运动论,日本历史学家斋藤道彦如下的分析可谓恰如其分:“竹内的问题关心不在于揭示五四运动或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面目,而是为了表明对日本现状的不满、批判以及幻灭感,创造出一种彼岸的模型。因此,他所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转折点’、‘既是社会革命,同时又是人自身的革命’、‘既是政治解放运动,又是精神解放运动’等说法,毋宁说是促进了‘新民主主义五四论’等一般看法的流行”(参见斋藤道彦:《五四运动的实像与虚像:1919.5.4 北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2年,第68页)。显然,这是对竹内好的一种尖锐的批评;不过,我们也由此窥见到了五四运动在日本战后思想史上的位置。

  在日本战后的五四运动研究史上,丸山松幸在196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其思想史》(纪伊国新书;1980年精装版再版发行)占有特定地位。受当时如火如荼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丸山在比较精确地再现了五四运动前因后果的同时,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着力进行了阐发。

  比如,对于发动运动主体的学生,他试图从内在的精神状态而非现实中的巴黎和会的失败,来说明运动的深层动机。丸山论述道:“近代西欧精神(民主与科学)与他们的生活现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于脱节,他们最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矛盾。这些矛盾将他们撕裂,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陷入了人格崩溃的状况。”在丸山看来,正是这种人格分裂的危机与现实,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行动的力量。丸山认为,导致这种人格崩溃状况的原因,在于此前辛亥革命的失败:“用当时的话说,辛亥革命留下来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后来支撑五四运动的精神,正是形成于坦然面对这种‘黑暗’、抵抗这种‘黑暗’并对其加以重新审视的过程当中。”五四运动的本质在于那种“源于挫折感的深处的强烈否定的精神”(同上,第19页)。作为五四运动的前史,丸山分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的言论,事实上展开了广义的五四运动论。

  丸山此书赢得声誉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历史评论的深刻,同时还在于他对历史细节的还原。比如,在该书中他详细介绍了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二十一条”。但他并未止于事实还原,而是紧接着进行了评论:“日本政府的意图在于,通过与袁世凯及其身边诸人进行个人的利益交换,来收买中国的主权。日本相信这是可能的,足见蔑视中国到了何种程度。因此,日本可以说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可能发生强烈的抵抗”(同上,第56-57页)。因此,在他看来,“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民中国的黎明,但导致运动出现的诱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上,第14页)。将五四运动的根源推到1915年的“五七国耻”,这一点丸山采纳了竹内好的看法。由于日本人未理解中国民众强烈的亡国危机感和由此爆发的反抗,丸山认为这是此后中日之间发生更大悲剧的根源。

  作为这种看法的事实根据,丸山引用了日本外务省在1915年3月发布的《支那的对外抵制》中的相关记述。报告显示,在双方谈判期间,全国各大通商口岸城市,诸如哈尔滨、吉林、长春、北京、天津、烟台、上海、苏杭、南京、镇江、芜湖、安庆、长沙、汕头等地均发生了抵制日货的运动,结果导致日本对华输出额下降了一半(同上,第57页)。因此,“二十一条要求成为导致日本和中国对立的决定性转折点。日本的新闻报刊几乎都主张‘动用强硬手段让支那屈服’;而批判政府的主张,仅仅是指出政府在交涉折冲上的拙劣而已”(同上,第63页)。此时,日本政府、在野党更是一致决定使用强硬手段,这正是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的时代背景。四年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中国各界面对日本“挫折感”的总爆发。

  简言之,丸山的五四运动论塑造或者说依据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认知模式,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反抗”的结构。在这一认知结构中,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错误的认知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同时,对中国人民的觉醒、抵抗与成功进行了讴歌。这种关于五四运动的看法,与同时代的竹内好、西藏顺等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国论相辅相成,可以说共同创造除了“革命中国”的“超近代论”(参见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三联书店,2011年,第35-43页)。

3.1970年代以后:告别革命与告别中国

  时代进入1970年代中后期,激进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学术界开始反思战后日本出现的“新民主主义胜利纪念日”的五四运动历史像。沟口雄三在198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自述:“我们这些在战争期间或战后成长的中国研究者,最初对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批判性的眼观。毋宁说,对曾经因为批判、蔑视中国而自动参与了中国侵略的战前或战时的研究者,如津田左右吉等人的近代主义中国观进行否定、批判或排除才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同上,第5页)。与这种反思同步,日本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开始转向实证领域。

  1978年,野泽丰、田中正俊编著《讲座 中国现代史4——五四运动》(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书出版,标志着日本告别革命史观后,对五四运动进入更加详细的实证研究阶段。其后,狭间直树著《五四运动研究序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共同研究报告第一卷,同朋舍,1982年)、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撰的《五四运动历史像的再检讨》(中央大学出版部,1986年)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实证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不满足于对事件的单纯叙述,而是从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了更广阔也更有深度的探讨。

  无需说,这些研究的出现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识五四运动。比如,在《五四运动历史像的再检讨》这部文集中,编撰者之一的斋藤道彦提出了一些非常朴素的疑问。比如,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运动,那么为什么学生没有提出要求收回英国占居的威海和法国占居的胶州湾?在着重考察了巴黎和会期间山东省民为回收主权而展开的各种政治活动,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如下看法:“五四运动既不是‘彻底的反帝’运动,也不是‘反封建’运动,而是全民族展开的山东主权回收运动”(同书,第21页)。当然,作者所说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天安men事件及其后数个月内的学生及社会运动,即狭义上的五四运动。

  在随后出版的专著《五四运动的实像与虚像:1919.5.4北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2年)中,斋藤道彦针对战后日本流行的一般观念,提出了五点新看法:(1)五四运动既不是反帝运动,也不是反封建运动,而是围绕山东问题在全民族范围内展开的主权回收运动;(2)北京政府在回收主权这一点上与国民一致,不能说是卖国政府,五四运动也不是针对政府的反对运动;(3)山东主权回收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逻辑不同,不是新文化运动;(4)运动的指导者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研究系的政治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五四运动是一场回收主权的民族运动,而非民主运动(参见本书序章《关于五四运动的若干问题》)。日本学者关于五四运动的争论,就此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到的无论是1960年代展开五四论的野原四郎、丸山松幸,还是1980年代展开实证分析的斋藤道彦等人,他们在历史叙述上都参照了周策纵于1960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五四运动史》(哈佛大学出版社),或该书的汉译本(龙田出版社出版)。与各种评价相比,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名著的《五四运动史》,可以说最初就因其实证研究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承认。实证研究在历史认识上的作用,可谓不言而喻。

4.余论:研究五四运动的意义何在?

  尽管如此,如同本文最初提及的一样,历史事件在后世时空中的解释自身,有着不亚于历史事件自身的作用。换言之,实证研究并不是研究的终点。我们从上文的简要叙述中已然看到,五四运动及其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在战后日本最初的三十余年间提供了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为日本知识分子反省历史污点、推动战后民主改革发挥了特定的作用。日本由此快速走向了现代政治文明。

  同时,我们看到,在1970年代以后的实证主义视野中,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的真相得到了更多的揭示;日本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性质的争论偃旗息鼓。值得注意的是,堪称“告别革命”的这种实证主义研究,同时意味着日本在精神上的“告别中国”;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恩恩怨怨,就此一刀两断。然而,这种断绝的意义与可能的代价是什么?就事论事而言,如何寻找或者说赋予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以新的意义,对于日本学者而言或许是新的课题。

  当然,这个课题首先是中国学者自身的课题。对于我们而言,无论是“革命”还是“中国”都是无法简单告别的对象。在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历史脉搏跳动的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运动依然有着校准我们思考与行动方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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