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必然有结构、有秩序，因而不可能真自由、真平等，只能是相对自由、相对平等。在社会秩序的无数结构点上，都需要有道有德者的引领，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近来，不断传来官员失踪的故事。

　　有朋友不解：当了这么大的官，年纪也都五、六十岁了，怎么还不明白日子是怎么回事呢？隐姓埋名，移居国外，就算凭国内捞的钱能好吃好喝一辈子，又怎么样？吃能吃多少？玩能玩几个？没有了亲戚朋友，没有了你牵挂的人和牵挂你的人，没有了爱恨情仇，没有了事业功名，没有了家乡祖国，这人活着，跟猪还真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位朋友经商多年，小有收获，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房产就有好几处。我了解他的故事，大体上说，属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头脑灵活，诚实经营，勤劳致富的。虽然不见得每一分钱都干净，但是，没干过犯法的事，更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他有时也觉得自己胆子不够大。年轻时经商的伙伴，就因为胆子大，敢犯法，敢拉些高官一起犯法，做房地产生意，发了大财，资产是自己的十几倍。但更多时候还是想，要那么多钱干吗呢？活得不踏实。半夜做梦鬼敲门，心惊胆颤的生活没意思。

　　他的不解提醒了我。我过去常常感叹，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越容易忘记家乡，忽视亲人，甚至背叛祖国。现在可以更进一步说，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越容易当贪官，当裸官，玩裸奔，玩失踪。这是高等教育的失败，更是自由主义型的高等教育的失败。

　　记得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家乡就有人委婉地批评我说，读了书，应该知书达礼。这话我想了很久。肯定是我哪个地方失礼了，不懂礼貌了。问题是，大学里只讲“理”，不讲“礼”。大学里的书，都是数理化，和日常生活为人处事根本就没有关系。知书达礼之“书”，应该是倡导三纲五常之“书”。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者，仁、义、礼、智、信。而这三纲五常，恰恰是大学批判的所谓封建思想。大学所倡导的是西方思想，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带着这种西方思想回到家乡，很容易被批评为“没大没小”、“没上没下”、“不知书达礼”。

　　那时候我更倾心于西方思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诗曾经激动过世界上千千万万青年人追求自由，敢于挑战任何阻碍自由的势力，甚至挑战父母，反抗各种权威——即“纲”，不惜以死相逼。也是这种追求自由的激情，使许多青年人“造反有理”，走上革命的道路。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巴金、胡适，五四运动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斥之为“吃人”，辱之为“愚昧”，憎之为“奴性”，贬之为“酱缸”。于是，三纲被废，五常遭弃，传统的社会秩序在青年人头脑中遭到抛弃，思想解放了，个人自由了。

　　自由了以后怎么办？

　　娜拉打破夫纲，摆脱丈夫的控制，勇敢地走出家庭，冲破婚姻的牢笼，赢得了自由，开启了男女平等的潮流。两性关系平等了，自由了，也没有规矩了，妇女就真的解放了？一部分解放到工厂里，与男工竞争就业岗位。同工同酬，男女工的工资都降低了，工人家庭得两口子都上班才能维持生活，生儿育女的能力下降了，家庭教育削弱了——欧洲、日本、美国都有此现象。一部分解放到妓院里了，毕竟为了自由而抛弃生命的是极少数，为了生命而抛弃自由的是绝大多数。一部分人不停地重组家庭，精力消耗在结婚、离婚、猜忌、挣扎中。还有一部分人接受李银河的方案，将婚姻与性分离，游戏男女。

　　夫纲一破，父纲亦难存。父亲既不能拥有儿子或女儿的婚姻决定权，也就没有要孙子或孙女的权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旦夫妻关系自由化，父权也就落空了。家族的繁衍不再重要，祖宗的地位也就可有可无。慎终追远，追怀祖先，造福子孙，曾经是使一个人目光变得长远，能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巨大动力，也是一个人能够诚实守信的动力。失去这种实实在在的血缘型的动力，要用其他例如共产主义作为动力，难度的确太大。

　　父亲、母亲是集情理法于一身的天然权威。天然权威可破，则例如国家、政党、军队、企业一类的后天权威就更易破坏了。所谓君权，其实不仅是那一个个人的权力，而是代表着社会整体的利益或需要。自古忠孝两难全。但是，在西方的自由思想影响下，孝既不自由，又不平等，是家长制所制造的枷锁，是万恶之源，必须破除。这样一来，不孝，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新潮流；孝，就是封建专制思想的遗传基因。于是，约束人的最后一个枷锁就从思想上被打碎了。这样倒有一个好处，既然可以不孝，自然可以不忠。不仅不忠于君，也可以不忠于国。忠孝两难全的古训也就没有意义了。

　　应该承认，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其升级版，改革开放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大家族和连带的社会关系一去不复返了，国家的神圣性也被破除了。任何社会共同体都不再能约束个体，个人的选择自由变得至高无上。

　　这正是高官们前腐后继，玩裸官、玩失踪的心理基础。一旦共产主义信仰失落，一旦追求个人利益，就没有什么纽带能将其个体与社会共同体联系起来。于是，自由蒸发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了。

　　我这位经商的朋友，没读过大学，没有受过自由、平等的教育，没有形成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从小生活在农村，也就生活在家庭、家族、村落的各种社会共同体中。追求个人利益，但也懂得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正是因为维护、尊重众人，也就得到大家的信任，慢慢地具有了办事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来，他常常叨念一些老人老话。例如，“喝凉酒，使官钱，终究是病”。他庆幸自己没有走官商勾结那一路，钱挣得虽然辛苦，却很舒坦，街坊邻里没有戳脊梁骨的。但是，他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高官玩失踪了。

　　不理解，才是有自信。他觉得这些失踪高官们太傻，损害了国家，自己也过得不像人样。而他则相反，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对得起朋友，也对得起自己。他对自己走的路有自信，也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信。

　　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体会到了“礼失求诸野”的更深层含义。中国文化如果只能由少数圣贤来体现，自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缺乏大众性和生命力。如果像我这位经商的朋友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活出尊严、活出自信、活出财富，那才是中国文化的大众性所在，才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这么多年来，我接触了不少这样的“现代儒商”。自由平等的西方思想并没有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还奉行仁义礼智信，他们还有父有君，他们的家庭还往往男主外、女主内。这些品质使他们更大气、更诚信、更能吃苦耐劳，所以也更能团结人，更能鼓舞人的信心。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热爱这片土地，当官不当裸官，经商勤劳诚信。

　　遗憾的是，按西方右派的定义，这些人是顺民，甚至是愚民，缺乏民主意识，更无自由精神，有待启蒙；按西方左派的定义，这些人是剥削者、压迫者，甚至是“吃人者”，有待打倒。但是，我却觉得，这些人才走着人生的正道，才是社会的脊梁。

　　任何一个社会必然有结构、有秩序，因而不可能真自由、真平等，只能是相对自由、相对平等。在社会秩序的无数结构点上，都需要有道有德者的引领，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相反，无论左右，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深处，都是无政府主义，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让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百年之久，中国还没有完全瓦解，我只能说，中国文化的力量太有韧性了。当然，中国文化也太隐蔽了，日用伦常而不觉，总是默默无闻地支撑着社会生活，还听任知识分子践踏、污蔑。

　　只是，中国文化不能再这样谦虚下去，得登上中国政治思想辩论的舞台。否则，失踪的官员只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