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济南公审的结尾，让国内外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以为会涉及政治斗争的大案，却以惊爆家庭内乱而终。看似遥远的高官家庭生活却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薄案最终如何判决，还有待法院裁定。中国司法程序的进步，是解放后历次运动和文革以来前所未有。本人先讨论薄案引发的对中国生活模式的思考。法制问题留待以后再研讨。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国内外媒体有人讥讽为“低人权”增长，似乎廉价的中国产品，都是跨国公司雇佣农廉价民工的“血汗工厂”制造的。但是，我所接触的西方企业家，谈到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原因，畏惧的却是中国企业家和官员的“工作狂”。法国的“高人权”规定，高管在法定的周末和节假日不许办公，中国的经理24小时手机都开着。连苹果公司的乔布斯，生前都直接禀告奥巴马总统，美国企业无法和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竞争订单。
我在国内开会或调查，从中央各部到县级政府的官员，没有几个家庭能见到担负重任的家长和妻子儿女一起吃晚饭，更别说周末度假了。美国任何级别官员的都可以事先预约面谈，包括请总统来出席大学毕业典礼，发表讲演。我在美国留学时，我妻子的毕业典礼是老布什总统讲演，我大女儿的毕业典礼是克林顿总统讲演，我的毕业典礼级别最低，也是众议院议长（相当中国人大常务委员长）讲演。但我回到北大任教近二十年，哪怕请位部级官员到国际会议讲演，即使事先早早挂号，也可能在最后时刻取消，因为不知哪位首长临时有任务要官员陪同出巡。中国规定的劳动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和周末休假制，对中国各级要员和国企的企业家，形同虚设。所以，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是全世界最过劳的，生活最没有规律的，家庭也是最紧张的。要说廉价劳工，至今越南和孟加拉国的劳工肯定比中国劳工便宜。但是全世界各国，像中国这样勤奋的廉价官员，大概只存在于保尔-柯察金时代。所以，每逢西方拿中国腐败说事，我从来理直气壮地反驳，美国合法化的腐败比中国的非法腐败严重得多。你对比西方高管和高官的合法收入与资产，与中国贪官的数额就知道了。
举例言之，2008年引爆美国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富尔德(Richard S. Fuld, Jr.)，曾是美国金融界最牛的CEO。他在危机前两年的收入分别高达4000万和3400万美元，单单2007年的奖金就高达2200万美元。为了防范债主的赔偿官司，他把4年前用1375万美元购得的豪宅，以100美元的价格转到妻子名下，危机后至今不受惩罚。因性丑闻官司缠身的克林顿总统，在任时打官司的负债就高达500万美元，他的妻子希拉里要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必须在纽约居住。3口之家购买11居室的住房，价格170万美元，银行家友人麦克奥利弗 (Terry McAuliffe)一次垫付135万美元，并由克林顿竞选总统筹款负责人个人担保信用，才铺平希拉里的直接从政道路。有那么多富豪给克林顿出钱，看中的是克林顿的总统特权，可以在关键时刻特赦多年不得归国的经济罪犯。克林顿下台后每次讲演的酬金高达10-70万美元,下台仅12年，不仅还清债务，财产已高达8000万美元。西方媒体对这些腐败故事津津乐道，因为在西方世界，丑闻比德行更为畅销。要在中国，谁敢如此在政治舞台上招摇至今。
但是中国官场有另一种危机。我曾经到浙江一个县调查，结果发现各局的局长没有一个任期两年以上的。查问什么原因，方知是“中国式”的反腐败，官员必须异地任职的结果。乡镇级官员到省内其他县任职，省市级官员从省外调任。中国是农业国，家族人情关系远比西方商业和移民社会强。为了防止中国式的人情腐败，历代采取的办法是不许在原籍任官，近年升级的办法是干部频繁调动。由于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政府机关、学校和医院和企业一样“一刀切”，不再修建福利房，各地房价大涨，带动子女教育和医疗费用大涨。我们见到的普遍情况是：有政治雄心的官员执行调令，到京沪以外的城市或者边远地区“建功立业”，而把家属子女留在大城市陪读，扶子成龙，扶女成凤。企业家也纷纷效仿。能力小的，在省城或京沪购置房产，导致国内一线城市地价大涨。能力大的，在国外投资置产，由妻子出国陪子女读书，自己在国内打拼。过没日没夜的“劳燕分飞”的生活。许多官员还有一条出路是婚变，与固定收入的职业妇女离异，改娶高收入的女商人，女律师，或外企、金融界的高薪职员。有危机感的妻子，则利用丈夫的职权收取灰色收入。如此等等，皆是房改一刀切惹的祸。
后果呢？正面的当然是中国官员的拼命精神，企业家的进取心，企业的高投资和GDP的高速增长。但是如今看来，社会代价也不低。由于外地干部普遍以招待所或宾馆为家，中国的商务谈判从办公楼转到高级宾馆。尤其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一晚上要赴几个饭局。得心血管病、糖尿病、肝硬化以致英年早逝的干部和企业家不断增加，到中国来经商的外国人也对中国的“酒文化”叫苦不迭。国内官员和商界的家庭纠纷和腐败案件也不断增加，从开始的小蜜、二奶、到如今的大姐、老娘都陆续加入婚外情的行列。国内腐败的方式也与时俱进，权钱交易从双轨制下的倒卖批文转为更隐秘的为子女异地读书买单。今日王立军、薄谷开来的惊天大案，启示我们的不仅是治理腐败、推进法治的决心，更是改进中国式生活的良机，以根除中国式腐败的社会土壤。
去年5月，我应邀出席墨西哥城举行的G20峰会的预备会议。会上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在讨论就业政策的专题会上，大力推销奥巴马用教育投资促进就业的经济政策，轮到我评论时，我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大规模进行结构改革的结果，包括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和一亿多农民工进城。推进改革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是被西方媒体称为“失落的一代”，也即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既敢全方位学习国外经验，同时也没有照搬西方教条，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之路。相比之下，在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指导下的东欧前苏联的转型，不仅导致经济的大幅下降，而且美欧日自身推行的自由化政策，导致2008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加强教育，如果美国像中国那样学习德国的技术教育，当然会提升制造业的竞争能力。美国脱离现实的社会科学如不改革，即使注入巨资，也无助于走出今天的困境。
我的发言引起包括美国代表在内的各国代表的高度兴趣。我回国却发现令人疑惑的困境。我在西方批评的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媒体和社会的影响却远高于亚非拉国家。国内有钱人增加之后，出国潮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从改革初的研究生留学，到如今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留学。不仅到有奖学金的公立学校就读，还自费到昂贵的私立学校就读。参与留学潮的不仅有新富起来的大腕，还有红色贵族。薄谷开来的贪腐案，真实起因就是送11岁的儿子就读英国的私立贵族名校哈罗中学。在国外久住的人都知道，西方的私立名校，与其说培养人才，不如说培养精神贵族。除了少数名家点缀之外，多数学生学会的是讲排场、玩美女，而非了解天下疾苦、担当大任。我访问过台湾多次，台湾中高级官员出身美国名校的多的是。虽然他们的举止言谈比大陆官员优雅的多，但是勇于任事的能力比大陆官员差得多。和毛泽东当年把留苏的长子送到老农那儿再教育的前例相反，中国如今盲目崇拜西方名校的风气之下，中国当年战胜西方列强的革命传统何以长存？孟子有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如果革命家的后代，不了解大众的疾苦，企业家的后代，不了解创业的艰难。老一代创业者忙于给子女留下物质而非精神财富，我怕中国的君子之泽，三世甚至二世就斩了。薄熙来自己公开承认之过，在治家不严。我却以为作为政治家的大错，是同意妻子送幼子去英国贵族学校读书。歇业律师的收入如何能和西方富豪比美？无非放任老婆与儿子自流而已。无论薄熙来如何解释自己不了解妻子的种种交易，但是他对美英教育实质的迷惑，却是不能推脱责任的。你既然要求干部下乡，为何不要求家人也和你一起下乡？革命家风要紧的不是个人品行，而是政治智慧。
如今中国摸石头过河的追赶目标——美欧日——都陷于危机之中，起因就是他们的过度消费，经济虚拟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市场，发达国家萎缩，发展中国家动荡，中国如何应对？崇拜西化的经济学家鼓吹拉动消费，继续走高收入国家的失败老路，却不知如何拉动消费。于是又有人呼吁宪政改革，福利改革，殊不知西方的议会政治，正是鼓励短期消费，牺牲后代发展的体制温床。
我愿意借公审薄熙来之机，也来讨论中国的生活方式如何与经济结构一起从低级向高级转型。观察者网不久前推荐过复旦经济学家史正富的《超常增长》和复旦政治学家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为中国未来的经济、政治发展提出了超越西方的远景。我来补充一下如何发展中国式的防腐、中国式的教育、和中国新的生活方式。
美国式的防腐，实质是把权钱交易合法化、透明化。例如把私下贿赂改为公开的政治献金，民主的一人一票，变成竞选捐款的一万甚至百万美元一票。各个利益集团用金钱进行博弈，才有如今美欧日的政治死结。拉美和中东国家的经济学家曾经问我，中国如何防止利益集团绑架？我的回答是官员轮换，把中央的金融高管调到贫困地区任职，或让贫困地区的干部进沿海大城市执政，他们才能有全局观和优势互补。如今，中国的干部政策应该有所改进。中国是个地区差异巨大的大国，新加坡、香港式的“高薪养廉”，不仅财力不够，而且脱离群众。国内这几年对国企垄断的反感之风，其实源于国企高管的收入差距，向美国而非德日看齐，大大脱离中国的国情。
我的一些建议，供大家讨论。
第一，与其把政府、军队、大学的住房都“市场化”，政府不得不付高薪让年青的干部买房租房，不如恢复住房的双轨制，保证流动性官员及其家属的住房、就业、和子女就读的合理安排。
第二，改革中国政府机构的分工责任制和工作方式，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工作的模范，也要是生活的模范。每月必须有几天时间和家人子女度过。每年的假期安排，要带子女下乡下厂，义务劳动。既锻炼身体，又联系群众。
第三，每个干部和企业家的家庭，最好能保持几个来自基层和家乡的朋友。每个城市家庭，和某些农村家庭建立经常的联系。每个大城市的大学和中学，要和一个内地省份的大学和农村中学建立友谊和交换关系。如此，才能缩小三大差别，建成和谐社会。
有人会问？我的建议会不会导致GDP增速减慢？我认为不见得。至少GDP的质量改善。何以见得？再举例为证：
美国导致制造业出走的一大原因是医疗成本高昂，占GDP的18%，是日本的2倍，韩国的近3倍。美国的肥胖病率高达33%，而韩国为8%，日本仅5%。中国“和国际接轨”的热潮下，饮食日趋洋化。在美国医学界大力推荐中国农民粮菜为主的饮食，以防止现代病的时候；中国城市的中小学生却在推广美国的垃圾食物和碳酸饮料，导致青少年的肥胖病大增。如果中国人改进目前的生活方式，扣除掉GDP中现代病带来的“废熵”，中国的有效GDP很快将超过美国。
如果中国官员实行轮换制度，同时带动家属的移动，必然有助于实现毛泽东时代的遗愿，即把大城市中过度集中的大医院、干休所、学校和行政机关向内地，尤其生态良好的革命老区分散。这必然加速目前已经出现的城乡对流，使一线大城市的地价下降，二三线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地价上升。部分分流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家乡附近照顾城市退休老人，退休干部可以在乡村学校发挥余热，减少候鸟式的农民工的长途流动，使新农村空巢老人和离亲子女，也将重回祖孙三代同堂之乐。城市学生也能增进对大自然的了解和社区工作能力。目前农民工进城的不稳定就业和长距离移动带来是社会问题和征地矛盾也能得到缓解。大学教授和研究生迁到远郊或中小城市的新区，摆脱高房价和挤公车的烦恼，才能专心研究、独立创新。
当然，生活作风的变化，也会引起需求结构的变化。各级官员生活正常化，加上各级领导带头坐民族品牌车，必然大幅减少进口奢侈品的暴利，连带减少高档酒店的消费和高端房地产的投资，减少媒体高端消费品的广告，这必然提高大众消费品的质量和供应，增加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增加城乡就业的机会。须知，高端炫耀消费利润虽高，但是创造就业的量少。
民生的改善，会带动大众传媒风气的改善，从而在社会层面减少腐败的温床。今年公审的两个大案，刘志军是高铁的有功之臣，薄熙来是重庆试验的创新官员，却因亲友和家庭问题陷入腐败丑闻，如此人才的坠落，实在可惜。我们在公正执法之余，是否也可以吸取教训，防范于未然呢？
中国目前和西方的差距，主要在科学、技术的差距。以我在国外三十余年的观察，实际上中国重点城市的中小学教育高于美国，中国重点大学的本科教育可与西方名校相比。中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也是中国学生的学风优于西方。如今美欧日名校名家的学生，许多是中国学生，就是明证。说什么中国教育落后于西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以为中国的主要差距在研究生院，尤其科学与工程的人才经费有差距。但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优势不可高估。中国革命打赢内战、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将领，都不是西方名校培养出来的。借鉴西方的理论总结提高中国经验可，用西方价值否定中国模式则不可。否则会和前苏联一样，自废武功。中国上山下乡的这代人是不会重犯东欧的错误了，但是下一代人被西方价值观迷惑的可能很大，看看中国今日的大学和媒体的主流舆论就知道了。中国红二代和企业界的领军者，如果都学薄谷开来把世界观未成熟的孩子送到国外读私立中学，不但学好难，而且巨大的财务负担，想要清白做人更难。
我对中国望子成龙的父母的建议是，幼年一定要在父母身边长大。父母的身教言教，才会让子女从小有健康的心态。西方如今的社会病，很大程度来源于破碎的单亲家庭。有农村亲戚的家庭，最好让孩子的童年在农村度过，亲近大自然和乡土社会。中学大学阶段子女进城，也一定保证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和基层。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可以到国外留学。国内有条件的大学和中学，可以鼓励外籍的访问学者和兼职教员。政府和企业提拔人才，一定要看重实际工作能力，不能盲目崇拜国外学历，尤其不能形成土秀才不如洋秀才的干部政策和教师政策。
回到薄熙来案的教训。我以为高级官员的未成年子女是否可以到国外读书，应当作为国家安全政策来研究，不能只靠官员的道德与自律。
另外，无论干部、企业家、和普通的工人、农民，政府都要在政策上解决当年两地分居的问题那样，避免劳燕分飞。这可能比修建保障房更能维持社会安定。机关和企业尤其要关注女干部和知识妇女家庭稳定的感情生活。不能把战时状态的游击作风和运动战术长期在和平时期推行。否则，我们骨干阶层的家庭大量破裂，将使美国的单亲家庭问题再现中国，未富先乱。我们的后代必然会因家庭的分裂而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放弃中国文化的家庭传统，使中国这两代人创下的基业付之东流。
如果中国模式的自主政治，加上中国模式的超长增长，配合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我相信中国社会一定可以超越西方社会，中国廉政一定可以超越西方宪政。建议新领导可以学习邓小平的办法，让各个地区分散实验，比较推广。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能用“城市化”或“市场化”的办法搞一刀切。薄熙来案的审判进步，确实可以带动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春秋研究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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