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成和壮大
前已言之，“无奴学派”的形成是相对于“有奴论”的存在而言的。为此，笔者认为叙述“无奴学派”的形成之前，有必要先简介一下“无奴学派”领袖黄现璠与“有奴论”中的“食货派”领袖陶希圣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领袖郭沫若的学术切磋渊源。黄现璠与陶希圣同为1899年出生，两人是师生与学友关系，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正如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在为黄现璠所著《唐代社会概略》一书中撰序所言：“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者黄现璠先生。”【注64】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后，还曾与黄现璠联名合撰过一篇题名《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的论文，于1936年2月发表在《食货》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上，可见两人的学术渊源关系密切。笔者在黄老晚年曾多次采访过他，黄老谈及30年代的往事时曾回忆说：“汇曾（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世——笔者按）师与我同龄，一肖（指萧一山——笔者按）师比我还小几岁，两人为人谦和，待我为亲密学友，经常邀我一道切磋学问。1931年汇曾师任聘来北师大讲授社会史上，我常去听他的课，他经常邀我一道讨论社会史问题，这种不定期讨论一直持续到1935年底我赴日本留学。这段时期正处于社会史问题论战高潮，汇曾师多次叫我撰文参与论战，特别是他创办《食货》半月刊后，非常需要稿件。由于我学业和著述繁忙，加上不愿参与这种不讲求史学方法和史料考证的论战，一直未予投稿。从当时我与汇曾师的讨论中可知，汇曾师是肯定‘奴隶社会’存在论者，但在对中国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等问题上，汇曾师与郭沫若派一直分庭抗礼，争论不休。”（据1979年11月2日笔者采访黄老笔录）而黄现璠与郭沫若的交往，始于黄现璠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期间。当时滞日的郭沫若在日本学术界有三位亲密学友（石田干之助、内藤湖南、原田淑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漱人为其中之一，而原田氏是黄现璠留学日本时的导师之一。经原田氏引荐，黄现璠时常拜访滞日的郭沫若先生，相互探讨中国古代史问题，受切磋之益。正如黄老回忆说：“记得是留日期间的1936年11月上旬，原田漱人师请郭沫若先生在东京大学帝国大学旁边的“日本料理店”吃饭，邀我作陪，算是引见。我由此得以结识郭先生，后来我又多次请郭先生吃饭，还经常到他在市川市须和田的自宅拜访，相互切磋学问，多次受到他在家招待。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俩先后回国。接着我应广西大学白鹏飞校长之邀到西大任教。白鹏飞校长是留日老前辈，又是郭沫若的好友。郭先生应白校长之邀多次来广西大学作报告。白校长招待郭先生时，每次都邀我作陪，交谈甚欢。我与郭先生虽算不上是密友，但郭先生于解放前后给我的回信中称我为‘璠弟’则是事实，表明了我与他的学友关系。事实上，早在1930年郭先生自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初次出版时，我便托人在上海购来一读，自认为对他的‘奴隶社会肯定论’有一定了解。”【注65】新中国成立初期，黄现璠与郭沫若的交往稍多一些，几乎黄现璠每次到北京出席全国一届人大各次会议，皆会例行去拜会他的先师陈垣和郭沫若。按黄现璠回忆所言：他最初受师友陶希圣教授的观点影响，认同“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说”，到日本留学后，在与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的多次讨论中，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黄现璠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黄现璠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是无人能驳倒。”（据1979年11月2日笔者采访黄现璠笔录）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他于1979年发表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1篇“无奴论”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注66】由此可见，“无奴学派”导师黄现璠对“有奴论”大老郭沫若、陶希圣的“有奴论”主张还是有所了解的，因而反思后知其误识所在。
黄现璠先生于1979年发表的连载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正如他于文中所言：“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开始于殷代，是大家公认的。殷代为奴隶社会，也是众佥议同，成为定案，甚至成为禁区……我认为上述定案，大有问题，值得商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思想再解放一点。我不揣浅陋，把憋在心中三、四十年的意见，编写成此文，以请教同好专家。一得之愚，是否有当，聊表野人献曝之意。”【注67】何以一篇论文费时思考如此之久，显然与曾接受过11年史学专业教育的黄现璠治学极为严谨慎重的学风关系密切，这从黄现璠于1946年4月15日写给老师陈垣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抗战）“八年中……编成中国史讲义五十万言，萧一山先生欲令出版，作经世学社丛书。昔闻夫子（指陈垣——笔者按）言，收藏脱稿之书，如贮藏酒，愈久其味越好，故婉却之。”【注68】可见黄现璠抗战八年期间编成《中国史讲义》一册五十万言，他的老师和学友、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聘史学三教授（萧一山、陈寅恪、柳诒微）首席的萧一山得知后，来信索要作为经世学社丛书出版，而黄现璠深信陈垣师言“收藏脱稿之书，如贮藏酒，愈久其味越好，故婉却之。”不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轻易示人和公开出版，以免不成熟之处贻误读者之弊，堪为陈垣、黄现璠一路治史的优良传统，绝非学术界累见不鲜的“读书少又好发宏论”（陈垣语）、“看了几本书就动笔作文”（邓之诚语）、“草率行文，忙于推出，沽名钓誉，贻误读者”（黄现璠语）等文风所能比拟。这就可以理解：黄现璠病逝后之所以留下了数百万字未公开的大量遗书稿和文稿。事实上，笔者从翻阅黄现璠病逝后留下的遗稿中可见，《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最早起草于1955年10月3日，题名为《我国古史分期应该重新估定》；二稿改定于1974年5月8日，题名为《我国历史分期必须重新估定》；三稿改定于1976年3月2日，题名为《我国古代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四稿改定于1977年12月6日，题名为《中国古代史没有奴隶社会初探》；五稿改定于1978年11月30日，题名为《我国古史分期应该重新估定——古代没有奴隶社会》（1980年1月28日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曾来电催促黄老尽快寄去该文，黄现璠因该文主要内容已于前年公表，婉言谢绝），1979年论文发表时是第六稿，题名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每稿都有修改、题名不一，内容变动程度不同。由此可见黄现璠治学为文的学风十分严谨慎重之一斑。而且，改革开放初期黄现璠发表这篇论文的过程颇为曲折，绝非像改革开放30多年后当今学者撰写和发表诸如此类的论文时几无后顾之忧的现实状况。黄现璠写完论文后，1978年12月，老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应邀来广西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时，两人专程到桂林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黄现璠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了旧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澜涛，刘澜涛热心地推荐给北京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黄现璠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道很好，但不敢发表”。1979年4月，黄现璠应邀参加由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民研所联合在云南昆明举办的“全国民族工作规划会议”，他将文稿打印200份带去会上广为散发，期望到会的众多学术期刊代表能够重视和予以发表，结果失望而归。【注69】至到同年6月，经本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后始得以揭刊连载。论文发表时黄老的右派冤案尚未彻底平凡昭雪（同年8月始平凡昭雪）。为此，论文发表后马上召来了一些“左派学者”的恶毒攻击，甚至个别人还写信给自治区党委和中央统战部，反映黄现璠的所谓“20余年来一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政治动态，甚至伪造“群众意见，建议不要给黄现璠的右派问题平反。”黄现璠当时听后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注70】同时又说：“自马克思主义传到我国，对于它的不同理解自然应运而生。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传播者当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代言人”，将他们的言论当作“圣旨”，视为“祖师爷遗教”，甘当学术界的“凡是派”，甘当教条主义史学的“奴隶”，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传统奴性思维的遗毒在当代史学界的典型反映。因而这些人认为中国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自然不足为怪。”【注71】“郭沫若先生是我的故友，他的马列水平虽比我高，但这并意味着郭沫若史学就能代表科学辨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郭先生著作等身，人虽作古，手泽犹存。活人不会向死人挑战。我挑战的只是流行于世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那股教条主义势力，尤为反感有违马克思主义科学辨证原理的一些‘伪知识’在各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传播。我作为从事师范高等教育3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深恶痛绝这种贻害后学的‘伪知识’误导青年一代。我深信我主张的‘奴隶社会否定论’、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社会发展跳跃论’或‘社会发展跨越论’以及倡议‘史界改革’的呼吁完全符合改革开放新时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的新精神和史学改革势在必行的学术之需。”这是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于1979年发表而在学术界“石破惊天”引起巨大反响后，笔者于当年11月8日采访黄老时他对笔者的一席谈。这一席话在黄现璠所撰遗稿：《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写于1980年10月18日）中同样有所表露。
仅就该文于1979年发表前四处投稿到处碰壁以及作者毫不气馁累闯禁区的勇气，便可足见黄老一贯持有的与众不同熠熠文格和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同时亦反映出黄现璠所撰《我国古史分期应该重新估定——古代没有奴隶社会》、《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等长篇论文陆续公表和发表后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史学界首先响应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的第1篇论文，可说最初实现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中 共中央领导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贯穿于史学界的理念转化。这种理念转化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反映在它率先打破了史学界长期以来思维僵化的单一模式。这同样是翌年黄老又在《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中首倡“史界改革”的深层内涵和原因之一。【注72】其次，它打破了建国后学术研究大多从属“政治范式”一尊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单一线型思维模式，开创了多元化思维的新纪元，体现出一位正直史学家不畏政治压力敢于秉笔直书的壮士风骨，当属黄现璠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建设和实践道路上的“社会史”研究作出的重大新贡献之一。至于黄老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以及相继公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我国有否奴隶社会之商权》、《同我国历史学者商榷一个问题——我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等长篇论文以及公开推出的《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所具有的杰出成就，则集中表现在五个“破除”和三个“建立”：一，破除教条主义的局限；二，破除“规律至上论”的主观论；三，破除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观”或“欧洲中心观”。由此破旧立新，在这五个“破除”的基础上建立了三个崭新的学术思维体系：一，跳出教条主义思维的陷井，创建中国古代史新体系思维；二，走出“西方中心观”思维误区；树立学术研究“中国中心观”；三，摆脱“五种形态论”束缚，构建“社会形态发展跳跃论”或“跨越论”体系。
尽管这些论著发表后黄现璠遭受了一些人“非公开化”的口头冷嘲热讽和恶毒谩骂，但却得到了史学界众多有识之士大义凛然的“公开化”支持和响应。正如广西民族大学莫金山教授所言：“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等人的支持。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史学界发表此类文章已近百篇，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未经历奴隶社会’的拥护者日益增多。”【注73】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鲁宽民、尹洁等教授于合撰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即本文定义的无奴学派——笔者按）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注74】而青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广志教授的话语最能说明他治学严谨的态度，他先后说“事实上，从时间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题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刊登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随后进入这个禁区的才是张广志。”【注75】“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注76】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继而指出：“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注77】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充分反映出黄现璠先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而且还反映在思维观念的大胆突破以及学术观点的推陈出新和影响广泛等空间上，这从笔者接下来的叙述中可见一斑。因而黄现璠作为“无奴学派”当之无愧的领袖或导师及其开拓之勋功不可没。事实上这种认同已成为当今史学界的不刊之论。
如果说建国初期黄现璠于1957年首先挺身而出否定“奴隶社会存在论”以及主张“奴隶社会跳跃论”或“奴隶社会跨越论”召来了“身败名裂”和蒙冤受屈22年的厄运，那么，在邓小平英明领导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黄现璠相继发表和公表的“无奴论”一系列论作以及由此发展的“奴隶社会跳跃论”或“奴隶社会跨越论”史观，不仅为接下来逐步形成和壮大发展的“无奴学派”确立了一个历史起点，为历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观”确立指明了方向，同时还为“黄现璠史学”自我确立的历史地位建立了一种前途光明的未来信仰。
继1979年发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后，黄现璠再接再励，紧接着于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无奴论”主张。两文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史学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最早响应者当属青海师范大学张广志教授，他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论文发表后张广志立即将文章寄给了黄现璠，表明了自己坚定支持黄现璠“振聋发聩”的“无奴主张”。黄现璠于回信中鼓励后学张广志大胆研究、勇于创新，在这一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2008年6月17日下午笔者通过电话采访张广志教授时他所言）张广志果然不负前辈厚望，在这一研究课题研究中连连推出佳作，成为“无奴学派”的开派元老之一。继张广志之后，黄现璠的学生、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资深教授黄伟城不甘落后，连续推出《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上、下）长篇论文(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3期)。这些文章皆共同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论”，“无论学派”三先驱黄现璠、张广志、黄伟城【注78】应时而生，由此亦标志着“无论学派”的崭露头角。继而“无论学派”阵营开始逐步壮大，伴随而来的便是“无论学派”研究成果的层出叠见。张广志的《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3期)；祝中熹的《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点淺見》（《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韦文宣的《泗城府属地区封建农奴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曹成章的《“滚很召”的来源及其性质》（《民族研究》1980年第五期）；徐溥的《原始社会解体后必然是奴隶社会吗》（《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纵瑞华的《试论历史上最初的国家都不是奴隶制国家》（《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3期）等论文陆续“破土而出”。特别是历史学者田居俭于1981年将黄现璠、黄伟城、徐溥等人先后发表的“无奴论”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予以了整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以及黄现璠接二连三地推出《我国有否奴隶社会之商榷》（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0年3月8日）、《同我国历史学者商榷一个问题——我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0年8月10日）、《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与黄伟城合著，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81年11月）等论著后，相继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影响波及效果可谓“立杆见影”。再加上1981年在天津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术讨论会”的推波助澜，持有和赞同“无奴论”的一些学者相继“登台亮相”，计有郭圣铭、耿夫孟、高仲君、庞卓恒、胡钟达等人。【注79】 接锺而来的便是胡钟达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曹成章的《关于傣族奴隶制问题的质疑》（《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李汝能的《茂汶羌族地区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阶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胡钟达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增补，《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薛惠宗的《原始社会之后不一定是奴隶社会》（《江淮论坛》，1982年第2期）；黄伟城的《论“人有十等”并无奴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张一民、黄增庆的《壮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探讨》（《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1983年）；吴扎拉·克尧的《古代锡伯族社会性质浅析》（《北方文物》1982年第3期）；沈长云的《汉代是奴隶制社会吗》（《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祝中熹的《乡遂制度与周代社会性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满都尔图的《家长奴隶制探析》（《思想战线》1983年第5期）；张广志的系列论文《匈奴与奴隶制》、《鲜卑拓跋部与奴隶制》、《突厥与奴隶制》、《回纥与奴隶制》、《吐蕃与奴隶制》、《南诏与奴隶制》、《契丹与奴隶制》、《党项与奴隶制》、《女真与奴隶制》、《蒙古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1985年第3期）；玉时阶的《唐宋羁縻制度对广西瑶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杜昆的《南诏社会性质质疑——兼论白族历史有无奴隶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韦文宣的《评主张壮族古代社会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几个论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崔连仲的《古代印度社会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纵瑞华的《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纵瑞华的《从一九八四年关于古代社会性质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两个观点说起》（《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5期）；张永国的《论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特点》（《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朱晞的《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度的论述》（《南开史学》1986年第2期）；黄伟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三论之一、二、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易谋远的《关于奴隶制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胡庆钧同志商榷》（《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况浩林的《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超阶段过渡若干问题的探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王克旺的《论畲族古代社会形态超阶段过渡问题》（《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胡曲园的《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陆中明的《先秦社会形态初探》（《西部学坛》1987年第2期）；沈长云的《中国古代奴隶制是发达的奴隶制形态吗——和田昌五先生商榷》（《史学集刊》1987年第2期）；王克旺的《论畲族古代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第2期）；朱晞的《论我国古代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纵瑞华的《对“奴隶社会普遍阶段说”的几点意见－与陈唯声同志商権》（《青海师院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韦文宣的《试论唐代壮族地区奴婢的阶级性质——兼评〈略论壮族历史上的奴隶制〉》（《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张永国的《也论苗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与贺国鉴先生商榷》（《贵州民族研》1988年第2期）；朱春荣的《中唐封建说》（《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莫金山的《奴隶制问题散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胜国的《努尔哈赤时期女真社会性质新探》（《松辽学刊》1988年第3期）；纵瑞华的《奴隶制问题论纲——与主张“奴隶制社会普遍阶段说”的同志们商榷》（《安徽史学》1988年第4期）；杨适、田盛颐的《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我们今天》（《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胡钟达的《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文史哲》1988年第6期）；沈长云的《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对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90-1年第4期）；胡曲园的《从马克思“两种生产”论看中国古代社会》（《江苏社会科学》1990-1年第4期）；严英俊的《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特点是跨越了奴隶制社会阶段》（《广西民族研究》1990-1年第3期），段启增的《略论有些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史学月刊》1990-1年第5期）等等文章或论文相继面世。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标志着“无奴学派”的逐步形成及其阵营日益壮大，二方面造就了“无奴学派”的声势，从而撼动了学术界过去对“有奴论”坚信不移的信仰，促使史学界一些“识时务者”纷纷更弦易辙，开始于论著中回避“有奴说”或对原持观点有所动摇，这从20世纪80年代后相继问世的一些史学论著中斑斑可考。例如原“有奴论”忠实信徒、力主“战国封建说”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90-1开始出版。“这部由几百位专家参与编著的迄今卷帙最多的大部头通史谨慎地避开了古史分期问题，代之以只有时间意义的‘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注80】原“有奴论”信徒、力主“西周封建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赵光贤先生，同样在为“无奴学派”斗士张广志所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一书中作序时表明了自己支持“无奴论”的观点。【注81】原“有奴论”小将胡钟达亦“弃暗投明”，成为了“无奴学派”同道中人。这种转变无论当事人承认与否，可说或多或少受到了“无奴学派”先驱们的主张启发和影响 。
在“无奴学派”茁壮成长的最初十年中，还有两部著作值得重墨一笔，一是“无奴学派”领袖黄现璠与学生黄增庆研究员和张一民教授合著的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壮族通史》。作者于书中专列“秦汉时代壮族社会性质”一节，着重以考古学的成果论述了壮族历史未经过奴隶社会问题。【注82】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理·巴洛教授明确指出：“由于对马恩著作的理解混乱和解释不清，对这个地区（指中国壮族聚居地——笔者按）的传统的中国解释仍使人表示怀疑。传统看法认为：壮族在宋以前属奴隶社会，因而不可能建立国家，只是后来由于与大汉族的关系即被拖进封建社会。黄现璠，这位公认的壮族历史学家、历史系教授雄辩地论证了一个曾多次遭到诘责的观点：传统解释不符合壮族社会。黄认为公元前221年秦国与东瓯、西瓯、闽越和南越的战争，表明壮族已经有了一个国家——西瓯。黄现璠的观点引出了许多难题……黄关于壮族祖先在秦入侵时已建成西瓯国的观点有潜在的价值。”【注83】二是“无奴学派”主将张广志教授将此前发表的有关“无奴论”的论文结集为《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一书于1988年出版。作者于书中从理论和民族史两个角度论证了在中国商周时代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初始阶段社会中虽然皆存在奴隶制，但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注84】
改革开放后的1979～1990-1年，可以看着是“无奴学派”兴盛至今30多年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当属“无奴学派”的“形成期”。这一时期“无奴学派”开拓者们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勇于突破“禁区”，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史学界唯“有奴论”独尊的格局，摆脱了“有奴论”的“西方中心观”长期桎梏，开始向教条主义的“陈词滥调”发起了挑战。同时积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想，从理论上对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符合国情的全新解释，重新树立了历史研究中“实事求是”的“中国中心观”；二是推陈出新地将少数民族史研究全面引入了中华民族史“有奴”和“无奴”的研究和讨论中，这是一项创举，反映出“无奴学派”开拓者们的学术视野已经突破历史局限，超越了早期“无奴论者”看待中国历史的单一视线，站在了一个史无前例全面看待这一问题的历史高度；三是突破了“有奴论”主张“五种形态说”固有的单线思维模式，构建了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四是抛弃了空洞无物的、生搬硬套的、公式化的陈旧研究和叙述方法，立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的古代社会事实，将理论与史料结合起来对“无奴”问题进行了蚀精剖微的论证，力求从多维角度恢复中国古代史本来的真实面目，提出了古史重新分期的主张和新见；五是将中华民族史上“有奴”还是“无奴”的问题引入了专业化的史学讨论，极力避免了意识形态介入易于造成的“政治”干扰，从而奠定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得以长期维持以及“无奴学派”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促使哲学、史学、民族学界有识之士开始踊跃加入讨论，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无奴学派”阵营的学者更是不乏其数。到了1988年7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上，已出现“多数”，甚至“大多数人”都认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阶段”【注85】的良好局面。诚如有识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以及改革开放的进展，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才逐渐转入相对学术化的语境。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奴隶社会持怀疑的立场和否定的观点。”【注86】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被重新提出后，自然也遭到了来自坚守‘五种生产方式’说学者如胡庆钧等的批评。不过，这种批评已不再是过去那种打棍子、扣帽子式的粗暴批判了，而是学术讨论，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之所赐。”【注87】原为“有奴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赵光贤先生的认识转变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他说：“正是由于教条主义在我国史学界占支配地位，又由于学术问题往往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人提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的言论，就被打成右派。但是政治力量解决不了学术问题，过了二十年之后，中国无奴隶社会论又见抬头，不仅抬头，信奉并宣传这种看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注88】
四、发展期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从而带来的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进一步促进了“无奴学派”的稳步向前发展，脚踏实地地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发展期。在发展期中，随着“无奴学派”后起之秀的层出不穷，使得主张“无奴说”的论著纷纷问世，寡见所及，计有李本高的《瑶族社会跨越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成因简论》（《民族论坛》1990年第1期）；何平的《傣族古代社会形态演进与奴隶制问题——跨民族考察与理论探索》（《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莫金山的《古典世界奴隶制经济与先秦社会经济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颜恩泉、王明富的《试论壮族早期的社会形态》，（《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莫金山的《马恩奴隶制理论的再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黄钰的《瑶族社会分期新探》（《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沈长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产生及相关历史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莫金山的《自然环境·劳动方式与奴隶制社会》（《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莫金山的《中国文明社会初始阶段是奴隶社会吗？》（《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吕丹的《人类社会是否普遍经历过“奴隶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易谋远的《凉山彝族奴隶制是“氏族奴隶制”吗——和刘尧汉先生商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莫金山的《对范文澜与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的再评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莫金山的《“中国奴隶社会说”常用史料商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段忠桥的《历史发展“五形态论”质疑——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莫金山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当今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莫金山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答客问》（《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玉时阶的《古代汉族入桂及其对广西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学术论坛》1995年第6期）；晁福林的《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笫3期）；晁福林的《试论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莫金山的《中国奴隶制问题讨论的世纪末回眸》（《学术研究》1996年第7期）；黄伟城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的误解导致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大失误》（《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张广志、李学功的《中国古史分期三家说平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李学功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晁福林的《夏商社会性质论纲》（《光明日报》1998年5月22日）；晁福林的《商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黄伟城的《论西周是非农奴制的领主封建社会》（《广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王炜的《中国历史研究应树立“中国中心观”》（《天中学刊》1999年8月第14卷增刊）；朱烯的《为马克思辩：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是一种伪马克思学说》（学林出版社，1999年）等等论著先后出世，可谓硕果累累，成绩喜人。尤以莫金山教授撰述的一系列“无奴论”论文和晁福林教授在自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师大出版社1996版）一书对于夏商周三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题的新探讨引人注目。
在“无奴学派”的第二阶段“发展期”中，上列学者们的学术贡献，着重表现在：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深化探索和多维度考察，进一步强化了“无奴学派”的“无奴论”于论理、论据、论证等方面的说服力，从而使得“无奴学派”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促使一些学者纷纷扬弃旧说，加入“无奴学派”阵营，晃福林便是代表之一。从他于1980年发表的《我国的奴隶社会始于何时》（《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一文显而易见，早年他是主张“有奴论”的。【注89】但是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以及受到“无奴学派”主张的影响，晃福林先生终于幡然醒悟，自己过去的“有奴论”主张存在问题，从而在1996年以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中一改前非，开始“反戈一击”，积极主张“无奴论”。罗新慧博士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指出：“古史分期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近年来又趋于活跃，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五种生产方式说’遭到怀疑，否定奴隶时代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存在，成为一些史家的共识。”【注90】可说道出了“无奴学派”主张日益为史学界有识之士广为接受的实情。
如果说在“无奴学派”的“形成期”中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陆续出版，还只是谨慎地规避古史分期问题，那么在“无奴学派”的“发展期”中，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主编的《中国大通史》（晁福林为编委之一）则公开宣称“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而且“避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明确提出“中原王朝不存一个以奴隶制剥削形式为主体的奴隶制阶段”。【注91】正如叶文宪指出：“在各种分期的新说中都已不见‘奴隶制’或‘奴隶社会’的字样，说明奴隶制不等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不是必经阶段、三代不是奴隶社会等观点已被很多人接受。”【注92】由此可以推论，《中国通史》对古史分期中“五阶段论”的扬弃以及《中国大通史》确立的“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可说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受到黄现璠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在原始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直接进入“领主封建制”社会的新说以及晁福林主张的直接进入“氏族封建制”社会等古史新分期观不同程度影响的结果。
五、总结期
“无奴学派”发展到21世纪，进入到一个“总结期”。在2000年～2009年的这一阶段，“无奴学派”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对前20年研究的回顾与总结的特点，这方面的成果以沈长云的《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吕喜林的《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阴山学刊》2001年第2期）；张广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反思与前瞻》（《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晁福林的《总结与创新——张广志教授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序》（《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张广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长坤、鲁宽民、尹洁合撰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005年第三期）；莫金山的《回顾深刻反思冷静——评张广志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祝中熹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读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张广志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上、下>》（《文史知识》2005年第10、12期）等为代表。
对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历史的回顾以及对“无奴学派”形成与发展20年来的成果回顾与总结，无非是为了展望未来。正如张广志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所言：“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一个时期以来，在‘造神运动’的浓烈气氛下，我们自己身上是否多了几分盲从，多了几分奴隶主义和奴才意识……我们深信，只要一切从中国古代史的实际，而不是从公式出发，并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总有那么一天会恢复中国古代史的真实面目。”张先生的“只要一切从中国古代史的实际，而不是从公式出发”的主张，可以看作是黄现璠早年先后发出的“社会性质的决定，应该根据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等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公式化机械的硬套”【注93】以及“套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公式化，值得商讨”【注94】等呐喊的继续；而张广志对“无奴学派”的未来展望和信心，无疑又与黄现璠于20年前充满信心对笔者所言的历史展望——“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说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寿终正寝”——同符合契。而吕喜林于文中则道出了“无奴学派”20年的研究成果造成的良好现实状况，这便是“一大批史学学者勇敢地放弃原来的观点，基本认可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如何兹全先生放弃了魏晋封建论，认为中国无奴隶社会。”【注95】“有奴论”的郭沫若派四大干将白寿彝、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皆相继转变立场，放弃原来的“古史分期五种形态”定式，赞同“无奴论”。假设郭先生还在人世，耳闻目睹“有奴论”阵营纷纷分崩离析的惨况，郭派干将全部“弃旧图新”的“离经叛道”，按照郭先生的一贯善变识时务的行事作风，想必他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向“无奴学派”“俯首称臣”。
至于王长坤等教授的总结性概括：“要辩证地看待革命导师的意见，破除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中国古代史实际出发……‘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讨论需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进一步推向深入。‘中国奴隶社会论’弊病较明显，而‘未经奴隶社会论’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注96】则同样指出了“无奴学派”尽管胜利再望，但仍需再接再励的光明前途。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无奴学派”的老将新兵在“总结期”中一边展开回顾与总结，一边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展开更为深入的无奴论研究，寻觅一条通往真理的探索之路。一些学者依然充满信心坚持不懈地对“无奴”问题深入探究，一些学者则着重于对古史重新分期展开探讨。这一时期问世的“无奴学派”论著主要有：叶文宪的《古史分期新说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期）；叶文宪的《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张广志、李学功合著的《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陕山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晁福林的《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沈长云的《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余怀彦的《夜郎社会性质小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王学典的《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第21卷第4期，2000年7月）；叶文宪的《五种社会形态：是五种生产关系？五种生产方式？五个发展阶段？还是五种文化模式？》（《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启良的《中国古史分期论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王学典的《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王学典的《“五朵金花”：假问题与真学术》（《北京日报》2002年6月3日）；王学典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怀国的《古代东方的社会性质之我见》（《理论探讨》2002年第4期）；王平的《殷商人牲人殉性质新探》（《山东电大学报》2002年第4期）；王讚源的《中国古代有奴隶社会吗——从文献和甲金文看古代奴隶现象》（《职大学报》2003年第3期）；韩岩的《商代社会性质研究之我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薛立芳的《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读〈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晁福林的《试说转型期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潮——先秦史研究的一个视角》（《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毛佑全的《论哈尼族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封建领主制的历史跨越》（《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王庆宪的《匈奴人口的计算方法与其社会制度》（《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3期）；廖君湘的《侗族传统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关系形态的考察》(《民族论坛》2004年第12期)；廖君湘的《侗族传统社会形态新探》（《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段忠桥的《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重要依据的质疑——重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段著名论述》（《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廖君湘的《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影响下侗族传统社会形态分析的再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毛佑全的《试析哈尼族对奴隶制的历史跨越》（《红河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安·麦克斯韦·希尔著、阿嘎佐诗译的《小凉山的俘虏、亲属和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赵沛的《试论两汉的家内奴隶——兼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段忠桥的《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陈淳的《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张明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西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鲁克俭的《“古典古代”等于“奴隶社会”吗？——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古代生产方式”》（《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段忠桥的《马克思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吗——答奚兆永教授》（《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6期）；朱晞的《马克思主义与奴隶制问题——兼与廖学盛先生商榷》（《探索》2008年第1期）。
上列“无奴学派”逐步形成后3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仅为部分代表作，一方面反映出“无奴学派”的成就非同凡响，硕果累累；二方面体现出“无奴学派”新人倍出，阵营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至于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一些受到“无奴论”影响而赞同或持有“无奴论”观点而非专文论述“无奴”问题的论著，更是多不胜数。代表性著作有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