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雅典所实行的直接民主，连今天的希腊都弃之不用。不仅希腊放弃了直接民主，而且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行古雅典式的直接民主。瑞士常常被看作是现代社会中直接民主的一个典范。但是在政体上，瑞士实行的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间接民主。只是这种政体给了直接选举与全民公决一定的空间。
为什么现代社会不实行直接民主？这与直接民主的几个特性有关：
直接民主成本高、风险高，易导致对抗和易情绪化。直接民主由于常常诉诸全国性的表决和集会，其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都很高，尤其是容易造成社会的过度政治化，造成政治压倒一切。直接民主是一种此赢彼输的零和博弈，是一种加剧社会冲突的机制。直接民主易在社会中造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裂，使少数派的立场、利益和权利受到压制。
因此，直接民主容易造成不安定、不宽容、不正义。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民主一旦付诸实践，就难逃内乱外患之灾，或因落入专制者的魔掌而倾覆，或沦为大国的附庸而瓦解。在这种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体制下，即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
直接民主无程序、一刀切，它不自由、生暴政。直接民主要求全民对每一个问题都持明确的、或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往往也是极端的立场。它无视问题的复杂性和含糊性，这种决策往往鼓励人们诉诸一时的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判断。
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那种一刀切，无视许多人在许多问题上并无明确立场这一现实。频繁的选举和表决要求对许多问题找到一个一清二楚的答案，对问题的性质作出绝对的澄清。但是许多问题没有一清二楚的答案。
直接民主视参与为义务，要求公民对国家的绝对的献身，变相地剥夺了个人处理其私人事务的自由权，直接民主不承认公与私的界限，直接民主要求公民以个人身份直接参政，这就排斥了市民社会和中介结构的利益聚合功能，把社会彻底原子化，让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又由于直接民主的决策和执行方式是一刀切和一杆子到底，它排斥程序，排斥中间层次，因而缺少对信息和意见的过滤机制，为意见表达中的操纵和情绪化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直接民主在程序上缺少过滤机制和纠错机制，一旦一时冲动的公意高于公益时，就会最终葬送公益。
直接民主违反共和。在直接民主之下，人民常常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总有一些人被排斥在民主的大门之外。在古希腊，妇女、奴隶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直接民主许诺的是全体人民的自主统治，实行起来却只是多数人的统治。在实践上，它又采行多数表决制，而每次表决都产生意见被否决的少数派。
人民的意志和统治与多数人的意志和统治是不相等的，只要是多数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只要是多数人的意志占上风，就必然有被压制的少数人的意志；只要是多数人在统治，就有少数人失去了统治权。所以，所谓的直接民主，并不是人民作主，而充其量只是多数人作主。
直接民主假定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须由民众作主。事实是，并不是一切都可以由民众作主，也没有必要让一切都由民众作主。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表明，它不容忍独特性，以致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被以蛊惑和毒害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另一方面，虽然有大量的公民参加了立法和司法过程，但官职是通过抓阄而不是选举来轮换的。每个人之间在能力和专长上的差异完全被抹平了，这是一种政治平均主义和权力大锅饭，其后果绝不会比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更好。
直接民主不可行。妨碍直接民主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所面临的规模难题。这种规模难题还与人的生物学构造有关，即一个人不能同时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个以上的人说话。因此，任何规模稍大集会的议程就取决于召集者来决定日程、指定发言人和调控会场。规模越大，召集主持人的特权就越大，普通与会者的声音就越弱，发言权就越小，参政议政的机会就越少，有效的交流和辩论会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主持人的权力可以支配决策的结果时，直接民主就死亡了。直接民主要求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高度的参与，而参加的人越多，每个人的作用就越少，多数人比少数人容易操纵。所以，直接民主往往是政治野心家的“天堂”。
操纵决策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扩大决策的规模。任何千人、万人大会只能是主持人的报告会，不可能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的议事会。严格意义的直接民主只存在于空想家的大脑里。即使是雅典的民主也不是绝对的直接民主，因为在这种大会之下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参加的，而且其行政部门的管理仍由部落推举出来的代表来完成。
就算是照搬雅典的模式，把一个国家按每5万人划成一个个政治单元，实行直接民主，但是整个国家体制仍无法直接民主化。一旦由每个单元选派若干人来构成国家议事机关，那仍将是间接的代议民主，而非直接的民主。所以，在现代社会，直接民主不具有可行性！
作者简介：著名政治学者，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保守主义》、《权力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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