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发之愿，甚真切。然须如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到将欲西归，决不敢放心任意始得。某某五、六年前，来往信札并发愿文，甚真切。光以彼僻处山间，兼且贫寒，寄去经书甚多。当地因彼劝导念佛者颇众。彼则近一二年，直是下劣不堪，吃乌烟，犯邪淫。经光警诫，已经半年，尚不改悔，直是专待入地狱耳。

    汝言“随时随地，得死便死”之话，亦是求生之本，亦是招魔之根。死固人所皆有，但不得有求死之著心。求速往生，唯在一心念佛。若不一心念佛，唯求速死，必定招起无量劫来怨家，令汝横死。不但不得往生，待至将死，魔力已去，则苦不胜言，当生邪见，必致堕落。此执著心不可有，有即是病，不可不知。

    所言宝一与无生居士者，盖其心中皆有一分好名之心，否则决不肯以此等境界笔以示人。况其批之推崇至极乎？其人盖可想见。使此录大行，则不明自心、不明教理之人，当必多多著魔发狂矣。丁桂樵寄来一看，即寄回，一本不留。切实言其祸害，故未再印。杭州王谋凤亦欲求决于光。光亦以告桂樵者告之。此女人所说境界，当有几分，而铺张太过，竟致以凡滥圣。使真实到此，岂不知此语之误人乎？彼既无此见地，则所说之相应处，定系以少分为多分耳。否则佛境已达，焉有不了凡情知见之事乎？我等但老实念佛，只求临终往生即已。至于现生之如何若何，一任其水到渠成，春来花放。倘先设一想念，则反成障碍。如断其水源而欲渠成，正在严冬而欲花放。若能得者，便属怪事。

    《四书》一部，乃《五经》之注脚。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足。惜昔人皆作书读，不作道学。故致终身读书，不知所为何事。在先只知做文章作根据，今则废之而读教科书，譬如弃摩尼宝珠而重鱼目，以故天灾人祸，日见频仍，以道本已丧，立见乱亡故也。

    凡事当按时势而论。佛世芳规，何能行之当世？今人流通经像，非全无益，但不能一一如佛所说之功德大耳。经像主，即发心造经像之人。若云雇，则轻视其人。经像之匠，亦不可自轻。故云莫云客作。作经像得物，即是所酬。但彼以诚心奉，此以不分别多少心取，则与卖佛像不同。若论价值，则与买与雇无异矣。此等事，若执著于现在，则欲经像不灭，不可得也。

    汝学佛不知因时适宜之道，而死执成规。是何异因孔孟之道不能行，而亦不许流布孔孟之书乎？末法众生，于百千万分中得其一二，亦堪自利利他。必欲全依佛说，即佛亲现身于此时，定亦做不到。修净土，唯论信愿行。四威仪之如法不如法，何关禅堂之故？彼殆以禅堂之虚套子，当做禅门工夫。似此见地，何堪与谈禅净？而汝遽于此生疑，其平日读诵古人言论皆不深信，而唯以今人是效，岂非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之流类乎？学道之人，各随其质而为修持。何可立一崖规，令一切人悉皆胶守乎？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以相近也。冶金子作不净观，浣衣子作数息观，皆不得益。易之，则各获利益，以机教相契相合也。

    当此时世，任是神通圣人，欲救国救民，捨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皆无成效。漫说一二崇重他宗之知识所说者，不至摇惑吾心。即令尽虚空遍法界，如来现身说别种甚深妙法，亦不至摇惑吾心。何以故？以理事决定无疑故。汝之所问，尚可谓有决定信者乎？

    彻祖、省祖之少著作，亦各人之愿心耳。其道德之优劣，固不以著作之多少为定。古今有法身示现，但少数言句，无所著作者多多也。何得在此处生疑？须知吾人欲了生死，实不在多，只一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足矣。纵饶读尽《大藏》，亦不过为成就此事而已。是则多亦归少，少亦归多，多少同为成就此事而已，则多不为多，少不为少矣。

    放生一事，固为莫大功德。然须秉放生之心，勤勤恳恳劝有缘者，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所放者多，而且不费财力。二者并行，最为有益。

    墙上贴佛号，亦有利益，亦有罪过。即贴亦必相宜而贴，庶可久存。若于露地，再不用好浆糊，则三二日即堕于泥涂中，或被他人之招贴盖矣。此事亦不可潦草为之。三师之苦行，令人钦佩，故得临终各获实益。所以修行人要在韬光晦迹也。（《三编卷三·复唯佛居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