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
谢谢您2月11日的来信，您谈得两方面问题都十分重要，很有讨论的必要。
首先是资本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您说：“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和定量化工具是天然的，就像金银天然就是货币。资本运作的深化和普及无容置疑地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而且还在显示其威力。货币天生就有资本的功能，毛泽东时代的国有资金也会创造利润。资本的负面作用不是其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操纵者膨胀的恶欲造成的， 包括最近的次贷危机。可以说，资本就像一把锋利的菜刀，可以用来制作佳肴，也可以用来杀人害命，皆归因于人欲也。”
您的这个论断是很深刻的。借用一句流行话说：“资本并不是坏东西”。问题是，当资本被过度应用后就会成为坏东西——比如房子不同于肥皂，不能被当作普通商品被过度资本化，国家有让人民安居的责任；养老也不能完全靠市场的力量解决，因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需要孝道，而非金钱来满足——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是现代人类的大问题，其根源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银行业极度不稳定，银行家没有社会地位——基督教鄙视商业，商业生态如此之差，大银行甚至因为国王赖账而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银行家们竭力想摆脱这种局面，其途径概括起来就是两方面，一是解放人类的物欲，终极目标的是通过人性的物化建立资本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二是让金钱控制政治，让公权力成为资本顺从而忠诚的奴仆。我们看看文艺复兴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银行家在努力控制知识和艺术的创造，在努力控制政治和外交的方向。
想想吧，如果没有银行业的美第奇家庭，西方文明会变成什么样子！还会有大卫像和《最后的晚餐》吗，还会有伽利略的科学和薄伽丘的小说吗？
从西方到东方，文艺复兴锁定了过去五百年的人类史——资本垄断一切，人类物欲的守护神个人理性、个人自由、个人意志被推到了极致；人类经验、社会差序、集体荣誉被贬低、甚至鄙视。东方圣贤成了历史可恶的垃圾，西方圣贤则被个人主义肆意肢解。
古希腊艺术中内在平衡、宁静的美被文艺复兴时代艺术作品中的冲突和紧张所取代。《十日谈》那样的作品是在大瘟疫的恐怖氛围下物欲的自由展示。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仍然不太相信一位负责任的家长会让年幼的孩子读这本所谓的“世界名著”。
物欲如同西方神话中的装在瓶子中的魔鬼，一旦瓶口被打开，它就会无限膨胀自己，产生吞噬一切的力量——首先是资本取代道德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然后资本取代正义实现政治垄断，对外则表现为暴力和霸权。在西方，这一切早已经完成，以至于我们难以观察其痕迹。在中国，尽管古老的礼义文化成了垃圾，但“国学热”总有一种莫名的生命力；有人在努力铸造中国资本家的高、大、全形象，但除了房地产领域稍有“建树”外，中国资产阶级实现政治垄断似乎依然遥遥无期。
所以我想说，我们在对人类现状的基本理解上是没有严重分歧的。新法家的主旨“结束资本在自由名义下的霸权统治”，并不是说我们否定资本，可能在表达上还有待商量的地方。
张先生，您还说：“我毫不怀疑中华道法文明抑制资本运作的力量，否则资本运作首先会在中国发达，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就不会属于西方。” 您抓住了中华礼义文明“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语出《礼记·乐记第十九》）的本质，这很了不起。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仅像西方社会一样，将权力关进笼子，还将资本关进笼子，亦将物欲（您说的“恶欲”）关进笼子。这个关进不是束缚，不是在不可靠的性恶论假定的基础上一味强调限制，而是有度的节制，进而言之，“同民心”就是您讲的将恶欲也关进笼子，而不是单独将权力关进笼子。就是在节制权力的同时节制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同时节制欲望，通过定分止争，实现社会大治，人间太平。
西方政治和哲学上缺乏中道概念，它们从学术概念到政治理论，什么都讲二元对立，讲竞争斗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甚至常常为竞争而竞争，所以中国传统上代表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在西方人眼中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习惯于将之描绘成专制政体。说实在话，许多中国人也难以理解西方利益集团竞争性政体，比如我在读《雅典政制》时，看到古代雅典不准政治上保持中立，开始以为是印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真实情况——政治上缺乏中道是危险的，当节制权力变成了压制权力时，政治决策的低效率，甚至社会瘫痪都会发生。也就是说，在限制权力的同时，必须给政府相当的权力以履行其维持社会公正的职责；同理，在限制资本的同时，要保证商人拥有足够的利润空间。
其次是约束恶欲（所谓的恶欲实际是私欲和物欲）膨胀的问题。您说：“无论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滞后，还是资本带来的罪恶，其实都可归结于人们失控的罪恶欲望。纵观中华历史，律法举不胜数，而朝代的暴力更迭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是因为缺少法律，而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获得权利之后腐败的滋生不是靠制度和立法能完全控制的。满清的无能为力在而后国民政府的宪政下并没有得到解决，兴也罢亡也罢，都是人欲的轨迹。强大的道德性荣誉，传统习惯，舆论导向和媒体的独立性是确保宪政不为恶欲败坏的关键，也是一个民族产生凝聚力并推动世界文明的基础。权力单靠律法的笼子是关不住的，还要靠‘大道’来不断约束恶欲的膨胀。因为这种膨胀可以是无限的，可以撑破笼子而发生爆炸。”
您说得太好了，内圣外王，内圣是基础。只有节制了物欲，才能节制资本，只有节制了资本，才能节制权力，这一因果顺序不能颠倒。
关于内圣，涉及中国的性命之学，这种学术西方极为欠缺，于是西化的学者们用“宗教”一语概括。这样作很危险，因为内圣之学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它同物理学相似，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要“证得”才行，是实实在在的克念作圣功夫，要“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从本质上讲，美德、智慧、安乐是三位一体的，用《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中的话说就是：“（君子）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 ，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同时，道德与法治的哲学底层结构也是共通的，道/名/法三者层层累积而上，就是西汉刘向针对《尹文子》一书所讲的“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为根，以法为柄。”（《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九》）这种高度集成统一的学术架构对西方学界来讲是极为陌生的，他们已经习惯于碎片化的学术体系。中国古典学术形式上则由大道（道）、圣贤（圣）、经典（经）支撑，其关系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
新法家同仁在未来还将进一步阐述中华文化令人惊叹的学术大厦，它在古代就是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新法家归本于此！
今年，我们将出版《礼义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和《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两本书，它们在生活方式和逻辑哲学两个侧面阐发了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本质。
人类不能再沿着五百年前文艺复兴时代铺设的既定轨道走下去，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前进的方向——它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我们越是看到这一点，就越感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可贵之处。
最后我想说，关于建立基金会，我们没有经验，您长期旅居美国，希望能为我们多留意些。关键是，新法家不能为金钱所控制，它也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它是全人类的财富。基金会的具体章程和管理细则要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若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有基金会就不如没有好。
还是那句老话，艰苦奋斗，脚踏实地，慢慢开拓。这里我唯一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过去十年来，我们没松懈怠过。我们坚信，新法家从内圣到外王，从软件到硬件，从中国到世界，会一路走下去——建立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终将到来！
再次感谢您的来信！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保持联系！
翟玉忠
2013年2月13日
张虞安先生信件原文：
翟玉忠，陆寿筠老师， 您们好！
赶在元宵节前给您们拜个晚年。祝新法家网站继往开来，在新的一年里突飞猛进！
顺便想和您们交换一些想法，概括起来有两点。
每次打开新法家网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宗旨，就是用中华道法文明结束资本的霸权统治。我认为这一点有修改的余地。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和定量化工具是天然的，就象金银天然就是货币。资本运作的深化和普及无容置疑地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而且还在显示其威力。货币天生就有资本的功能，毛泽东时代的国有资金也会创造利润。资本的负面作用不是其本身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操纵者膨胀的恶欲造成的， 包括最近的次贷危机。可以说，资本就像一把锋利的菜刀，可以用来制作佳肴，也可以用来杀人害命，皆归因于人欲也。因此，中华道法不因针对资本的实用功能，而应该去平衡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毫不怀疑中华道法抑制资本运作的力量，否则资本运作首先会在中国发达，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就不会属于西方。中华道法的根本缺陷在于以取得和巩固皇权为核心，没有以巩固普世价值为中心。相比之下，西方的教会势力却更好地维护了自然的普世价值。西方在避免资本运作的负面效应上下了很大功夫，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的欲壑难填。中华道法如何？我拭目以待。我已见玉之尽力铺“道”，筠之提胆斗“法”。
第二个想法是上述观点的延续。无论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滞后，还是资本带来的罪恶，其实都可归结于人们失控的罪恶欲望。纵观中华历史，律法举不胜数。而朝代的暴力更迭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是因为缺少法律，而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获得权利之后腐败的滋生不是靠制度和立法能完全控制的。满清的无能为力在而后国民政府的宪政下并没有得到解决。兴也罢亡也罢，都是人欲的轨迹。建立强大的道德性荣誉，传统习惯，舆论导向和媒体的独立性是确保宪政不为恶欲败坏的关键，也是一个民族产生凝聚力并推动世界文明的基础。权力单靠律法的笼子是关不住的，还要靠“大道”来不断约束恶欲的膨胀。因为这种膨胀可以是无限的，可以撑破笼子而发生爆炸。
现代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后勤，民族的崛起在于内圣。法易立，道难循。建设新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是新法家的首要任务，寄希望于新法家先行者们的身体力行，把恶欲关入如来的五指之间。
向不断开拓的新法家敬礼！
乐由 谨呈
2013年2月1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