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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通锵:“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作者:[徐通锵] 来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 2012-12-31

提要:本文是为编辑、出版《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而撰写的,讨论字与汉语研究的关系。由《马氏文通》所开创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否定了字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由此也就中断了悠久的汉语研究传统。以中断自己的传统为代价去接受另一种理论,只能说明我们的思路有偏误。本文以赵元任、吕叔湘、王力三位先生的相关论述为前导,对字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与语言共性研究的关系,与语言学的中西、古今两个“结合”的关系进行了必要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希望能以此为创新性的语言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初步的设想。

                             一 缘起

    人们将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研究思路称为“字本位”。这一说法不一定很准确,但简单明了,因而日渐流行,我们这些倡导这种研究思路的人自然也乐于接受。

    “字本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郭绍虞写于1938年的《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一文,以“字本位的书面语”与“词本位的口头语”相对。此后人们对此鲜有讨论。近二十年来,由于人们越来越感到现行的语言理论难以有效地分析汉语的结构,于是探究原因,重新提出“字本位”的问题,不过它不限于书面语,而是指称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山东教育出版社认为“字本位”是一种有发展前景的语言理论,值得倡导和鼓励,因而决定出版一套
《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由徐通锵、潘文国任正、副主编。2005年4月1 - 2日,山东教育出版社在济南东方大厦召开了《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编写会,应邀与会的有戴汝潜、鲁川、吕必松、孟华、潘文国、汪平、杨自俭和我八人,一起讨论《丛书》的编写事宜。这几位先生都是“字本位”理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在语言基础理论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方言研究、对比语言学、符号学和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等领域都已进行过有相当深度的研究,确信“字本位”是适合汉语研究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会上,大家对“字本位”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决定《丛书》先选定八个论题,分两批出版八本论著。它们是:杨自俭编著《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鲁川《汉字信息语言学》,孟华《字本位与文字学》,戴汝潜《字本位语文课程教学》,潘文国《字本位和普通语言学》,吕必松《字本位与对外汉语教学新路子》,汪平《方言学与字本位》。

    这是第一批的8本论著,分两期出完,前期出头5本,第二期出后3本。以后如发现合适的作者,再适当扩大选题的范围,进一步深入探索“字本位”的相关论题。

    《丛书》,它自然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和理论取向。本《丛书》的主题,顾名思义,自然是“字本位”,就是把字看成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并以此为基础探索汉语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习得机制、学习规律和运用规律。本《丛书》就是对这些规律的探索。杨自俭先生长期从事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并参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已出版3集)和《英汉语比较与翻译》(已出版6集)两个系列的文集的编选,在实践中他深切地感到,如不理解汉语
的“字”的性质、特点以及它与英语的“词”的重要区别,就难以准确把握英汉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去年,杨自俭先生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名义邀集了一些“字本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青岛举办了全国首届研讨会,就“字本位”的理论与应用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以此为基础编著了这本《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这本著作实际上是本《丛书》的导论,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字本位”研究思路的方方面面以及它的立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吕必松先生曾任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院长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多年,长期领导和指导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不以字为基础,对外汉语教学就无法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他的《字本位与对外汉语教学新路子》就是想在总结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字本位”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方法。鲁川先生长期从事计算机和语言信息的处理和研究,它的《汉字信息语言学》以“字”为观察视角,联系计算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讨论汉字信息语言学的建立及其应用前景。(限于篇幅,下面略去其他作者和著作的介绍)至于我本人,倡导“字本位”理论已有十余年,这次撰写的《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将重点讨论“字本位”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述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规律,并修正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疏误。所以,这套《丛书》将从不同的侧面阐述“字本位”的基本理论和它的应用前景。

    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字本位”理论与现在通行的以“词”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因而必然会产生尖锐的冲突。“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词”是从西方语言学中输入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其内涵与“字”有重要的区别。基本结构单位是统率语言结构的“纲”,纲举目张,所以“词”与“字”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但却与两个不同的“纲”相联系,体现语言理论研究的不同走向。我们为什么要弃“词”而选“字”,倡导“字本位”呢? 就是由于“词”是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而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是汉语的载体,而且也是汉文化的“根”,因而需要以“字”这个“纲”为基础探索汉语的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习得机制、学习规律和运用规律,不然就难以有效地实现语言研究的预期目标,找到普遍有效的规律。百年来汉语研究的实践已为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在过去不同的论著中讨论过多次,这里没有必要重复。鉴于“字”与“词”是和两种不同理论体系相联系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自然需要在这里对“字本位”理论思路的来龙去脉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申明立论的缘由,为探索汉语研究的新途径做一点鸣锣开道的工作。

                      二 西学东渐和汉语研究传统的中断

    语言研究有三大发源地,形成三大语文研究传统,即一般所说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敲开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封闭的大门,语言学也以《马氏文通》为标志走上了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传统相结合的道路。希腊—罗马和印度两大传统诞生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这类语言富有形态变化,以“词”和“句”为基本结构单位,两大传统的研究侧重点虽然有别,但核心与方向一致,都是围绕着词与句的关系展开它们的语法研究,探索名、动、形的
词类划分和它们与语句结构成分之间的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建立语法理论。语法,这是两大传统的核心,或者说,是印欧语研究传统的核心。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词”和“句”,因而也就没有印欧语类型的语法;它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研究字的构造规则,突出语义,形成汉语特有的研究传统。西学东渐,发生了印欧语传统与汉语传统的接触和碰撞,从而促使中国语言学家去探索这两大传统的相互结合的途径和方法。当时的社会思潮是“一边倒”学习西方,汉语的研究自然不会游离于这一思潮之外,因而也是师法印欧语的研究路子,建立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试图实现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的结合。

    不同传统的结合是推进语言学发展的强大力量,印度传统和希腊—罗马传统的结合催生历史比较语言学,使语言研究摆脱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汉语研究传统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的结合碰到了以往不曾碰到的困难,这主要是:一是基本结构单位不同,汉语是字,印欧语是词和句;二是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别,汉语重语义的研究,主观的因素参与语义的解释,而印欧语重语法的研究,讲求对形态变化规则的把握,排斥主观因素的参与;三是汉语重视觉的“形”的研究,汉字在汉语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印欧语重听觉的“音”的研究,遵循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原则,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面对这些矛盾,汉语研究的应对策略比较简单,就是接受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用它来解释汉语的结构;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词”和“句”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否定“字”的语言学性质,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这里的核心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认定和把握,用“词”代替“字”做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也就放弃了汉语结构的“纲”,将汉语纳入印欧语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去分析。所以,汉语研究采用这样的应对策略去迎接西学东渐的思潮,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只能是利弊并行。这就是:一方面诞生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但另一方面是使中国语言学自觉地中断了汉语悠久的研究传统,以《马氏文通》为界,“现代”和“传统”脱节。这种利弊相生的现象说明我们对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应对策略出现了偏误,因为以中断自己的悠久传统为代价去接受另外一种传统,这不是不同传统的结合,而是“张冠李戴”式的替代。结合应该是学术思想的相互渗透,从不同传统中吸取自己所欠缺的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从中找出驾驭不同传统的语言共性结构原理,建立新的理论,既能解释不同传统的异同的成因,又能开创新的研究前景,推进语言学的发展,犹如希腊—罗马传统与印度传统的结合催生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所以,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汉语研究没有因西学东渐而实现这样一种理论创新,说明中国现代语言学还没有找到汉语研究传统和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面对不同传统的接触、碰撞和结合,汉语研究的应对策略为什么会产生这类偏误?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和否定了“字”的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性质,而把印欧语的“词”和“句”作为自己的基本结构单位。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都是在基本结构单位的研究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否定了“字”的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自然也就会中断和否定了以字的研究为基础的汉语研究传统,使不同传统的结合走上了歧路。传统,它凝聚着历代学者对语言特点的认识,只能继承、改进和发扬,绝不能中断,更不能否定;中断和否定了自己的传统,也就只能接受别人的学术教条,丧失自己独立的开创性研究的能力。《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的许多学者都在进行汉语语法的研究,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来解释汉语的结构,著述尽管很多,但进展不大,原因就是“汉语语法研究不应该模仿印欧语,古汉语也一样。中国本来没有语法,对外来的东西可以学习、吸收、借鉴,这并不错。问题是你老跟别人走,看不到自己的特点,就不对”,“我们的汉语有我们自己的规律”,但由于“受印欧语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影响。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不能往前走,问题早就提出来,但摆脱不了,这是因为先入为主。各个学科都有这个问题。科学最可怕的是一种教条,或者是框框……总觉得这是大家这样说的,不应该有问题呀!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过去荒谬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真理。我们语言学也不例外”(朱德熙1982) 。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所以会成为束缚我们前进的学术教条,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否定了汉语自己的基本结构单位“字”,由此也就不能不遵从这种教条来研究汉语,中断自己的研究传统。本《丛书》想改变这种结合的思路,重新确立“字”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吸取西方语言学的理论研究的思路,也就是不拘泥于它的现成结论,而是参照它如何在具体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升华、提炼相应的理论的精神,展开相关的研究,探索汉语研究的途径,使“现代”与“传统”相衔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这种想法不自我们今日始,前辈学者早就提出过相关的问题,我们只是想在他们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三 汉语特点的直觉感悟和独立研究意识的觉醒

    《马氏文通》以后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基本上都是根据印欧语的理论框架,以“词”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探索“词”与“句”的关系,寻求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性关系。但是,由于这种思路远离汉语的“字”这一基本结构单位,因而成效不大,虽经若干次周期性的大论争,也没有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实践的挫折使一些有经验的语言学家把目光转向“字”的地位和作用。赵元任、吕叔湘、王力三位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他们在研究实践中已清楚意识到“字”与“词”的矛盾,因而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字”的重要性。这里不嫌罗嗦,将三位先生的几段相关论述引述于下。

    汉语中没有表示“word”的词。最贴近的是“字”,翻译过来是“word”,但实际意义是“音节”或“音节成分”。———赵元任(1940) ①

    “如果我们观察用某一种语言说出的大量话语,例如英语,考虑一下这些话语中小片段的情况,并拿它们跟汉语中同样的小片段作个比较,我想,‘字’这个名称(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先避免把word这个词用于汉语)将和word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字’和word的关系就好比通常用‘橘子’对译英语的orange,其实橘子在构造上属红橘( tangerine) ,与orange (甜橙)是不同的植物。”,“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赵元任(1975)

    汉语词汇的基本单位还是一个一个的单字。应该把现代汉语中最有活力的两千来个字(估计不超过此数)给学生讲清楚。不能把汉字只看成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那样。———吕叔湘(1962)

    “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他们遇到的是reduce(缩减) , deduce (推断) , p roduce (生产)这些词里有两个语素还是只有一个语素的问题。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那末为什么还一定要设法把它规定下来呢? 原来“词”有两面,它既是语法结构的单位,又是组成语汇的单位,这两方面不是永远一致,而是有时候要闹矛盾的。讲汉语语法,也许“词”不是绝对必要,可是从语汇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语汇显然不能再以字单位。用汉字写汉语,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显露;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汉语里的“词”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可是只有把它当作主要是语汇的问题来处理,而不专门在语法特征上打主意,这才有比较容易解决的希望。———吕叔湘(1963)

    汉语基本上是以字为单位的,不是以词为单位的。要了解一个合成词的意义,单就这个词的整体去理解它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个词的构成部分(一般是两个字)拆开来分别解释,然后合起来解释其整体,才算是真正彻底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了。———王力(1982)

    这三位先生都是运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基本理论取向显然与印欧语一致,以“词”和“句”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建立他们的汉语语法体系,但他们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都直觉地感到“字”在汉语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与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有矛盾。吕先生的前后两段话的意思还有点儿不一致,这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联系,因为汉字改革的拼音化方向是国家的三大语文政策之一,吕先生不可能违背当时的国策
谈字与语汇的关系。现在人们已经清楚,汉字根本不可能拼音化,因而吕先生从语汇的角度谈词的必要性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三位先生的几段话的核心意思都指向字,是对汉语特点的直觉感悟。

    直觉是比较接近真理的。三位先生将字看成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直觉感悟已经涉及汉语结构的特点和印欧语理论体系的矛盾的焦点。语言研究的实践证明,语言事实与流行语言理论的矛盾是启示人们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线索,敢于不敢于、或善于不善于根据语言事实提供的线索修正、改造流行的语言理论,这实在是中、西语言学家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差异。西方语言学家碰到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一般都认为是理论有局限性,应该加以修正,创建新理论。中国多数语言学家如碰到语言事实与理论有矛盾,一般都不怀疑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而仍旧用流行的理论解释矛盾的事实,不敢突破旧的理论藩篱。汉语词类的划分以及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关系,百年来,虽经若干次大辩论,弄清楚了汉语事实与印欧语理论的矛盾,但人们仍旧只能在流行理论的框架中转圈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汉语研究的这种局限性是与社会条件、经济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个人难以逾越这种局限。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国力衰微,只能“一边倒”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因而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支配,汉语研究自然也不可能突破印欧语理论框架的束缚,从汉语事实出发,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三位先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敢于提出“字”是中国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唱反调,实在需要有非凡的勇气,值得人们尊敬,而且也为后辈的研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社会的急剧发展要求科学技术进行独立自主的创新性研究。在这一新的思潮的影响下,世纪之交,本《丛书》的一些作者在前辈语言学家的直觉感悟的基础上开始对汉语的结构原理进行独立的探索,提出“字本位”的理论思路,想以“字”的研究为基础探索语言研究的中西和古今的两个“结合”的前进道路。王力先生(1943: 23)曾经说过,为了“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之学说也在所不计”,“从语言事实出发才是研究语法的正确的道路”,本《丛书》的思路恐怕也还只是王先生的这一思想的实践。我们生当其时,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唤醒了人们的自主创新性研究的意识,本《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希望能为这一觉醒的学术思潮贡献一点绵薄的力量。

                    四 通过汉语特点的研究探索语言的共性

    “字”与“词”尽管仅仅是一字之差,但涉及现行语言理论体系的调整和改造,因而将“字”看成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两条:第一,“字”是文字的单位,是“看”的,在语言研究中没有它的地位;第二,语言研究的任务是揭示语言的共性规律,应该将汉语纳入世界语言的共性中去研究。这两种看法都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立论基础,但百年来的语言研究实践告诉我们,这些看法对语言结构原理的理解有片面性,需要根据科学思潮的发展进行改进和修正。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语言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印欧语的研究传统,自亚里斯多德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现实的符号,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符号,也就是把文字看成为符号的符号。这种看法到19、20世纪之交,随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诞生,进一步理论化,形成“语音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潮,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不过索绪尔对他的理论的适用范围作了具体的限制,认为它“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而对汉人来说,表意体系的汉字,“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我们在接受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时候抛开了它的适用条件,这就不能不使“语音中心主义”理论进一步绝对化,给汉语的研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具体的标志就是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中断了汉语研究的悠久传统。不错,语言是“听”的,而文字是“看”的,但书面语是“听”与“看”相结合,因而语言研究需要辩证地处理“看”与“听”的关系,不能完全排斥“看”的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汉语这种表意体系的文字来说,这一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符号,或者如索绪尔所说,是“第二语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跟拼音文字的“符号的符号”的性质不一样,也就是如吕叔湘先生说的那样,“不能把汉字只看成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那样”。汉语的研究传统为什么通过字的“形”的研究就能弄清楚汉语书面语的语义结构规律,了解典籍的真谛,就是汉字的这种符号性或“第二语言”的作用相联系的。姑且不说汉语的传统研究,即使就现代科学而论,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中文信息处理的探索,都得以文字为媒介去处理语言的“听”和文字的“看”的关系。科学思潮的发展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认为“从科学的观点看,我们对书面语的认识比对口语的认识要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语言学研究偏向于话语分析的结果———这种偏向如今刚开始得到纠正”(克里斯特尔1987: 282) 。至于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967)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对这种“偏向”的批评就更尖锐了,甚至提出必须改变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的转向”,实现“文字的转向”。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看本《丛书》中孟华先生的《字本位和文字学》。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字”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不要一听见“字”就以“语音中心主义”的“偏见”去否定。我们在这条“偏见”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字本位”理论只是想还“字”的本来面目,使“听”与“看”相结合,以它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去探索汉语的结构原理。

    至于语言特点与语言共性研究之间的关系,这一直是语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性和共性是辩证的统一,也就是事物在它的特性中隐含着共性,而共性则都需要通过不同的特性去表达。语言的研究如能透过特点的分析揭示隐蔽于它背后的共性结构原理,就能凸显它的理论深度。我们的小学传统是对汉语特点的研究,为我们积累了丰厚的遗产,但大多是就事论事,或只有一个论断(如“因声求义”之类) ,而没有推理推导和演绎论证,因而无法形成系统性的理论,确实需要将汉语研究与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联系起来,作出理论的解释。问题是:什么是语言的共性? 文艺复兴后形成一股“欧洲中心论”的思潮,它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印欧语的结构原理看成为语言共性的标志,都以“词”和“句”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研究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主、谓、宾之间的有规律的对应关系。这种理论思路支配着非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如发现某一语言的结构不符合这样的规律,就将它视之为这一语言的特点。从对比研究中挖掘这种特点,这本来无可非议,问题是人们仍旧将它纳入印欧语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牵强的解释,避开了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更不敢根据语言事实提供的线索去揭示流行理论的局限性,提出新的理论思路。汉语研究就存在着这种弱点。汉语结构与印欧语理论的最大矛盾是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印欧语的语法是“双轨制”,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与主、谓、宾之类的句子结构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我们把这种结构视之为语言的共性,因而就用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结果发现语言事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名词可以做主宾语、定语和谓语,动词可以做主宾语和谓语,形容词可以做主宾语、谓语、定语和状语。这种矛盾说明,印欧语“双轨制”的语法结构不是语言共性的标志,应该根据汉语事实与流行理论体系的矛盾去探索新的理论思路,不要继续将汉语语法纳入印欧语理论框架去研究。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停步不前,仍旧抱着印欧语“双轨制”语法理论,说印欧语的特点是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是“一对一”,而汉语是“一对多”。“一对一”的对应是规律,而“一对多”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不存在规律。我们一定要在没有规律的地方找规律,自然只能使语言研究陷入矛盾的困境。《马氏文通》以来已历经百年,并经过几次大的论争,始终解决不了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证明。这种研究实践清楚地反映我们对特点和共性的关系的认识有偏误。

    特点和共性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只要是真正的语言特点的研究,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肯定富有语言共性的内涵,适用于不同语言的研究,印地安语言的调查研究和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诞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19、20世纪之交,美国人类语言学家鲍厄斯和他的同事们在调查和研究印地安语的时候,发现印欧语的理论、方法难以用来研究印地安语的结构,于是鲍厄斯在1911年出版的《美洲印地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 erican Indian Languages)的序言中提出: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语音、语义和语法的特点,印欧语的语法范畴不是普遍的,因而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对语言学家来说,研究每种语言的特殊的结构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请参看赵世开1989) 。由这篇“序言”开始,美国语言学进入描写语言学的新时期,以印地安语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创建了以替换( substitution)原则为中心的分布分析法,从而在语言特点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重要的语言结构的共性原理,适用于不同语言的研究,像英语、汉语的语法研究就得益于这一理论的运用。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语言特点的研究是通向语言共性结构原理的桥梁。反衬印欧语的“双轨制”的语法理论,它既难以解释汉语的结构,也不适用于像爪哇语这一类语言的研究。生成语义学派的创始人乔治·雷科夫在回答叶蜚声的相关提问时说:“现有的理论大多来自西方语言”,“爪哇语里最重要的是敬语系统。这是语法的主要部分,当地语言学家研究的,主要就是这个。可是从西方的观点看来,爪哇语没有语法”(叶蜚声1982) 。说汉语没有语法也导源于这种理论思路。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说明,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无法成为语言共性的标志,因为它不适合于如汉语、爪哇语等多种语言的研究。

    印地安语的研究启示我们:语言特点的研究是通向语言共性的桥梁,只要挖掘出语言结构的真正特点,并对它的成因进行演绎论证,就有可能发现语言的某种共性结构原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其结构特点显著,但由于人们往往以印欧语的结构为参照点来看汉语的结构,结果反而是模糊了汉语的特点。语言的特点都是通过它的基本结构单位表现出来的,所以印欧语的特点凝聚于“词”和“句”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而汉语的特点凝聚于“字”,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挖掘汉语的特点。“字”的特点是音节的音义关联,一个字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性的意义,也就是音节与概念性的意义有强制性的关联,因而由此生成汉语的最小表义单位,人们俗称“单音节语”。以“音义关联”为基础的最小表义单位应该是特点通向共性的桥梁,宜从此着手去提炼语言共性的结构原理。字与印欧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词“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赵元任1975) ,与句( sentence)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之间有无共性? 从表层的结构来看,人们只能说“无”,但如以结构单位的音义关联为观察视角,着眼于语言的最小表义单位,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它们的共性基础,因为印欧语的音义关联集聚于“句”,特定的语调和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相结合,生成“句”这一最小的表义单位。说汉语的人由于受“字”的影响,认为印欧语最小的表义单位是“词”,其实“词”只有在入句后才能与某一概念性的意义相联系,不能独立地成为最小的表义单位。这一点在理论上讲得最清楚的是语汇—语法学派,“由Maurice
Gross创立的词汇—语法方法论是基于这样一条公理:意义的最小单位不是孤立的词,而是一个核心句”(南芝顺2004) ;“意义单位是核心句而不是词。所谓核心句,至少对欧洲语言来说,是指其结构为主语———动词述语———必用补足语的句子”(Laporte 2004) ,“核心句由一个主动词和它的论元(主语和一定数量的补足语)组成”(Kyriacopoulou 2004) ,语汇—语法就是研究这种最小表义单位的语法理论,定位于面向信息处理的形式句法学。所以,什么是语法?
实质就是语言最小表义单位的构造规则的研究。这是语言的共性,印欧语的“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则”的定义和汉语的字的构造规则都只是这一共性结构原理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决不能以某一种语法形态(如印欧语)为标准去衡量其他语言的语法的有无和短长。这些现象清楚地告诉我们,共性隐含于特性之中,只有以语言特性的分析为基础,运用演绎和推理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把隐蔽于特性中的共性找出来。以某一种语言形态为参照点,依靠统计学的方法是统计不出语言的共性特点的。徐通锵的《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重新定义语法,目的是想透过特点的分析去探索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
通过比较的分析发现语言的特点,从特点的研究中揭示隐蔽于它背后的共性结构原理,这应该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研究思路;特别是现在已进入摆脱“语音中心主义”的“偏见”的时代,因而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特点肯定能为语言共性的研究提供新的、重要的线索。

          五 以字为衔接点,探索汉语研究的中西、古今两个“结合”的途径

    汉语研究既需要与传统接轨,又需要与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如何实现这种“接轨”或“结合”,是摆在中国语言学家面前的一个尖锐课题。

    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呼吁,认为汉语的研究水平太低,应该努力学习西方语言学,与国际接轨。这一呼吁不错,问题是如何接轨,是“急起直追”,还是“迎头赶上”? 《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就是以西方语言学为楷模“急起直追”,人家有什么,我们就学什么;人家用什么概念,我们也跟着用什么概念,“..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1986) ,但“追”的结果只能是“跟着转”,还没有等我们完全弄懂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的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又得急起直追,继续“跟着转”。这样的循环往复,我们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与国际接轨的目的的。怎么办? 只能变“急起直追”为“迎头赶上”。什么是“头”? 就是语言的特点。印欧语的理论是根据印欧语的特点总结出来的,我们要“迎头赶上”就得根据汉语的特点,借鉴西方语言理论的立论精神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从材料的分析中提炼出相应的理论。这样,汉语的研究才有可能对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汉语的特点凝聚于字,要“迎头赶上”,实现与国际接轨,就得以字的研究为基础。肇始于《马氏文通》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放弃了字的研究,离开了汉语特点的基础,结果是既中断了汉语悠久的研究传统,也没有有效地实现与印欧语理论、方法的结合。“结合”不是外国的理论加汉语的例子,而是一种理论创新,从不同语言的特点的比较研究中去探索语言共性的结构原理,使不同表现形态的特点都能得到统一的理论解释。字本位理论就是根据这种“迎头赶上”的想法提出来的,至于“赶”得上“赶”不上,那取决于自己的水平,而不是“迎头赶上”的思路有误。可能有人会就此提出反问:先生,汉语传统的研究就是以字的研究为基础的,怎么没有赶上语言学的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 这一反问自然不能说是无的放矢,但需要具体分析,弄清楚汉语研究传统在方法论上的利弊得失。首先,传统基本上是一种“关门”的研究,只研究本语言的结构规律。这一点,不管是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还是汉语的小学传统,都是一样的,各自研究自己的语言规律,没有不同语言的比较研究。每一个传统的语言研究都达到了当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很难说这个传统的研究水平高、那个传统的研究水平低,而且由于没有发生不同传统的结合,自然也就不会有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其次,如果撇开这一点,用今天的语言研究方法论来审视传统的研究的利弊得失,就会发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这就是就事论事,缺乏演绎论证和推理推导,因而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不同领域的研究都存在着这种“利”与“弊”。都江堰的成就没有给后世留下数学理论,地动仪的发明没有形成地震理论..语言研究传统缺乏系统理论的研究只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一个侧面。今天,我们要以字的研究为基础,“迎头赶上”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水平,就需要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演绎论证,升华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此去实现不同研究传统的结合,与国际接轨。

    “结合”或“接轨”是建立在语言共性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字为基础的汉语研究传统偏重于语义,印欧语的研究传统着眼于词与句的关系的研究,偏重于语法。两种传统的研究内容缺乏交集,如何“结合”或“接轨”? 这,一需要有一个立足点和衔接点,二需要有语言共性的活动舞台,三需要有不同思维方式的渗透和交融,不然就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立足点和衔接点,汉语的研究自然是字,它既通向传统,也凝聚着与西方语言学接轨的内在基础。字的特点是语义核心、音节的音义关联和汉语的最小表义单位,这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所具有的特点,也是通向语言共性的基础,因而可以它为立足点和衔接点,寻求其他语言与此相对应的结构单位,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共性的结构原理。前述以音义关联和语言最小表义单位为指引探索汉语和印欧语的共性结构原理,就是想透过语言表层结构的差异去挖掘深层语义结构的共性联系,因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都是现实的规律的这样或那样的投射,语义的结构是最富有语言共性的结构层面。

    语言的结构规律,特别是语法的结构规律,与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语法规律就是语言社团思维方式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因此,要有效地实现不同传统的结合,与国际接轨,还需要在语言共性舞台上实现不同思维方式的相互交融,长短互补。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由于思维方式与语言研究的理论取向有密切的联系。语义生成的思维方式是比喻例证式的联想,相当于现在一般所说的隐喻和换喻,突出主观因素的参与,属辩证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善长就事论事的实证分析;印欧语语法生成的思维方式是三段论式的演绎论证,善长建立理论体系。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千秋,都可以从各自的对立面中吸取自己所欠缺的东西。这是两种不同研究传统的结合或接轨的思维基础,只要能找到共同的活动舞台、即语言的共性,就定能为它们的结合或接轨找到实现的门径。前面以语言的最小表义单位为指引,提出汉语研究传统与印欧语传统的结合或接轨的语言共性基础是语义,我们可以此为活动舞台探索汉语研究传统和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途径,以语义的研究为基础实现两种思维方式的交融,探索新的理论思路。汉语研究传统擅长语义研究,但需要从印欧语的研究传统中学习演绎论证的思维方式,对语义的生成规律进行演绎论证、推理推导,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升华相应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印欧语语法理论的时候已学会了这种演绎论证的方法,现在需要将它用于语义的分析,建立相应的理论。印欧语研究传统的薄弱环节是语义, 20世纪下半叶,研究的重心已开始逐渐向语义倾斜,提出了如“格语法”、“配价语法”、“生成语义学”等种种句法语义的理论,但由于没有摆脱传统语法格局的思维方式,因而成效不大。现在蓬勃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已找到了新的思维模式,这就是隐喻式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对“射体”与“陆标”(R. Langacker)或“凸体”与“衬体”(L. Talmy)这两个“点”之间的关系进行演绎论证,建立起新的语言理论。这是因语义研究的需要而“逼”出来的思维模式和语言理论,但我们已可以从这里看到两种传统相结合的前景。语义是汉语研究传统的核心,两点论的思维方式是汉语社团的主体思维方式,这两方面都是我们的强项,只是由于汉字的“万里长城”,西方人不了解我们的传统,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的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对汉语这种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进行演绎论证,建立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实现与国际接轨。20世纪是我们学习西方的语法理论; 21世纪,如果我们能继承悠久的汉语语义研究的传统,发挥两点论辩证思维方式的活力,吸取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建立汉语的语义理论,就有可能为实现两个传统的结合、为补正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作出我们的贡献。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 我们的策略是以字的研究为基础,以它为枢纽性的衔接点,继承传统,从汉语特点的研究中揭示它与语言共性的关系,并尽我们的水平努力实现两种思维方式的交融,为汉语研究的中西、古今的两个“结合”和与传统、与国际的两个“接轨”探索前进的道路。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不然就只能成为“洋理论”的附庸;语言学也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不然就难以摆脱“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1986)的状态。我们不自量力,想在语言理论建设方面进行一些独立的探索,前面的讨论就是我们这些“字本位”论者对自己所遵循的研究思路的独白。大家的具体观点不一定完全相同,但这一基本理论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想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字本位”理论的原理、方法和应用前景。

附注

①见赵元任(1940)《汉语中词的概念》,请参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沃尔夫文集《论语言、思维和现实》中的“译序”和“前言”的转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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