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复旦大学听了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高级论坛”，说“高级”并不算过分，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当今国内最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人文社科学者。

如同所有类似的聚会一样，论坛的主题自然而然聚焦在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当代无法诞生人文社科大师和巨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当代中国都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一片丰饶的土壤，但并没有收获到预期中的丰硕果实，连一正确的成长方向似乎都还没有找到。

人文社科发展面临很多障碍

学者们讨论了当前困扰中国人文社科研究和发展的许多障碍，我粗略地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他们对学术机制缺乏真正的反思，只是满足于一些技术性的批评，如学院和研究机构内的各类职称、资格审批与业绩考核，固定的薪资与不固定的课题项目经费之间的关系等。

二、更为根本性的缺陷还在于整个学术圈内部的浮躁，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认真做学问。事实上，即使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转型也不足200年时间，中国学术的现代突破可能还刚刚开始，需要漫长的孕育期。大师和巨著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三、当代中国学术还面临“西方话语体系”的压迫，我们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确立中国学术的“中国本位”。中国学人应该承接中国古代学术的光辉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再不能将中国的社会实践扭曲和抽象化为西方人发明的各种”主义“的注脚。

作为人文社科圈子外的一个热心读者，我为圈内知识分子的自省感到高兴。这至少表达了一种对中国学术进行“自我改造”的愿望，而不是像以往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总是将学术进步视为更加宏大的社会改造使命的附属任务。然而，在学者们的自省中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追求“中国本位”恰是底气不足

在我看来，所谓“祛除西方话语霸权、确立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本位”的豪迈诉求，恰恰暴露了当代中国学术和学人严重的底气不足。或许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存在“地方性知识”的问题。但是“中国人要做中国的学问”这句宣言背后的潜台词，是不是“中国人不可能做好西方的学问”呢？按照这种逻辑，假如一位中国的哲学教授一辈子研究柏拉图，除非他首先确立一套柏拉图研究的“中国本位”，否则他的学术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

玄奘是我至为景仰的一位中国古代学者，他的指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印度的佛教经典忠实地传播到中国来。的确，佛教后来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化，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确立了佛教的“中国本位”。但可以肯定的是，玄奘在从事佛教学术研究和翻译时，脑子里并没有什么“中国本位”。我甚至可以更加肯定地说，如果他一开始就是抱着要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宗旨踏上西行之旅的话，他将一事无成，因为他取回来的“真经”只是披着佛教外衣的中国思想。

教授们为什么要强调学术研究的“中国本位”？这是一个更为深层和重要的问题。“中国人应该做中国的学问”这句话，应该更精确地被翻译成:“中国人只有做中国自己的学问，才能在学问上超越西方同行。”这就触及了问题的真正核心:学问在我们这里仍然只是一种手段，做学问为的是学问之外的目的，那就是赶超西方。或者说得更尖刻些，得到西方学术界的承认和好评。

“为学术而学术”知识由此而生

我认为，这才是中国人一直做不好学问、中国学术一直在在浮躁中漂荡的根源。出于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目的，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学术就落下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以后的主流学者，不管他们在观点上多么对立，但在把学术当作工具这件事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从上世纪80年代的喧闹退回到90年代清冷书斋中的中国学者，大多不再有以一支笔来改造社会的雄心和自信心。然而，“为知识而知识”真的在中国学界生根发芽了吗？我认为远远没有。

克制了功利冲动的学术，现在可以服务的对象更多:可能是金钱，可能是荣誉，还可能是一份“世界大学前100名排行榜”，甚至可能只是西方同行的几句奉承。我明显地感觉到，在这个周末的复旦大学教室中，流淌着一股与校园围墙外大街上如出一辙的焦躁。那里的焦躁是源于对权力、金钱、美女的欲望，这里的焦躁则是对堪与西方比肩的大师和巨著的急切期盼。实际上，我们的教授们强烈要求摈弃的“西方话语霸权”，不正是因为很多学者相信用西方学术话语诠释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先进”的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吗？

知识如何影响现实，这是一个难以预料也不能人为掌控的过程。因此，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最需要确立的并不是什么“中国本位”，而是“学术本位”。

一个将学术视为最高目的的学者是不会为自己能否被评为“大师”而操心的，真正的知识也不用区分什么“中国本位”和“西方本位”。历史的诡谲在于，惟有从“为知识而知识”出发，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知识，并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