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术史上，墨子提出的“出言三表”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将人文学术建立在了可验证的牢固基础之上，在方法论上弥合了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间的鸿沟——若不是名学已成绝响，东西方学术必然少走很多弯路。

什么是三表？三表也称“三法”，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判断是非、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墨子强调标准、法则在包括论说在内行为中的重要性，《墨子·法仪》上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他形象地指出，言说没有准则，就好像在旋转的陶轮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这样是不可能明晓是非利害的。他说：“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墨子·非命上》）

墨子是在反对命定论过程中提出“出言三表”的，其后学所记文字不同，分别在《墨子·非命上》，《墨子·非命中》和《墨子·非命下》之中。通过细致分析，参照上下文，我们可以推知墨子“出言三表”的本来面目。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墨子》“非命”三篇中的“出言三表”如下：

不难看出，墨子所说的“上本”，主要是指“古者圣王之事”，即历史经验，用以定是非；墨子所说的“中用”，主要指“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应用效果，用以判利害；“下原”在《墨子》“非命”三篇中表述差别很大，《非命上》和《非命下》大体指“百姓耳目之实”，而《非命中》指“征以先王之书”。不错，《墨子》“非命”三篇都引用了“先王之书”，但从墨子“出言三表”在《非命》《明鬼》诸篇中的运用看，这里的“下原”还是指“百姓耳目之实”，即世人耳目所见闻的实际情况。

关于“出言三表”的实际应用，《墨子》“非命”三篇表现得十分具体——墨子认为命定论是天下大害，其反驳过程就是以“出言三表”为轨范。

首先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中》说，为何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选举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好事，颁发宪令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要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文中写道：“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其次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非命中》说，我之所以知道命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的。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何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经验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为何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 “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最后是“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下》说，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发表言论，并不想徒费口舌，内心是想为了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法政务。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为何？是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

现在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竭尽全部智慧，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税，以充实官府，而不敢倦怠，为何？是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不努力就会低贱；努力必能荣耀，不努力就会屈辱，所以不敢倦怠。

现在的农夫农妇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劳作不敢倦怠，为何？是他们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饱暖，不努力就要饥寒，所以不敢倦怠；王公大人若确信“有命”，必懒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农妇必懒于劳作。以此来治理天下，天帝、鬼神必不依从，百姓也不能得利。这样内守国则不牢固，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国家灭亡社稷倾覆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为天下除害，面对“有命”论者的话，不可不努力去批驳它。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

由上我们看到，墨子的论证过程不是从抽象定义开始，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展开，而是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阐述自己的观点，目的是寻求陈言（名）与事实（实）之间的一致性；这种“科学化”的论证过程，与现代人文学者西式的博士论文相比较，更为清晰、坚实、有力，它防止了论证过程中“推之于理而通，验之于事则败”现象。而这，正是已经“经院化”的西式大学诸多伪学术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幸的是，西方世界已经习惯于名实不副。比如他们的政治学、经济学讲的是一套理念，现实运作的又是另一套理念。他们甚至以学术为手段为少数人或个别国家攫取实际利益——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韩非子·显学》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这不仅对于自然科学是正确的，对人文学术来说也是正确的。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