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同轨，书同文”，许多朋友都知道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对于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因为我们几乎天天接触字形统一的汉字，所以大家对“书同文”有直观感受。至于“车同轨”，我们则需要去参观考察河北井陉的白皮关这类古迹，那里有秦朝的古道，坚硬的山岩上，车辙最深处竟然有一尺多——只有上千年相同的轨距，才能经历沧桑岁月辗出那样深的车辙。 许多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文明奇迹十分羡慕。 1．什么造就了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大统一政治 2025年夏天，应德国友人彼得的邀请，我前往德国和法国避暑。我们当时住在科隆附近一座风景悠然的农场里，去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布列塔尼度假要经过比利时和法国全境。从农场到法国布列塔尼，一路是绿草和森林覆盖的丘陵地貌，形成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波涛，绵延至天际。 面对此情此景，彼得不禁感叹：“多美啊！欧洲的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就是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如果欧洲和秦始皇一样统一了文字，恐怕欧洲早就统一了，就不会有那么多残酷战争了。九世纪初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742年-814年）有这样的机会，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我理解彼得对欧洲统一的渴望，他不仅致力于天主教与新教教会的合作，还对美国右翼势力近年来解体欧洲的战略十分警惕，认为如果欧盟如苏联一样解体，重新恢复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欧洲诸国未来将成为三流国家，永远没有崛起的机会。比如曾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的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就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创建了名为“运动”的基金会，专门为欧洲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提供各类援助。 但彼得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各种势力并存的封建社会。除了相对短暂的王朝崩溃，过去四千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长期保持着统一。“封土建诸侯”的西周就有了完备的、统一的制度体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形成于战国时代的《礼记·中庸》明确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说明，即使在春秋战国诸侯逐鹿的乱世，当时的中国仍保持着文化、工业以及伦理方面的统一性。 而且任何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都有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客观需要，也有追求共同体意识的原动力。历史上许多文明都曾做过此类工作。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建立起中国这样生生不息五千年的大一统政治形态。比如目前有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将阿拉伯语定为官方语言，人口超过2.6亿，但这些国家看不到任何统一的希望。至于使用英语的人，人口就更多了——你很难相信未来英国和美国会统一为一个国家。 再说有“欧洲之父”美称的查理大帝，他一生都想通过宗教和武力统一欧洲，结果事与愿违，正是他开启了欧洲混乱的封建时代。查理大帝死后不久，公元843年，他的三个孙子便依据《凡尔登条约》将其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一分为三，为日后法国、德国、意大利三个欧洲大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此，欧洲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今天欧洲人的身份认同仍是基于不同的民族国家。二战后，伴随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知识界也曾希望建立起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身份认同，但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他们也没有成功。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且不断壮大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呢？不是单纯依靠统一的文字，难以裂解的市场等等，而是因为先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现了社会治理之本、政治重心——中，也被称为“极”。这才是我们以天下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独特形态，绵延不绝五千年的文化基因。在那里，不同族群只是不同习俗的人，宗教只是一种教化手段——不同族群和宗教很少发生严重对立，更别说血流成河的民族和宗教战争了。 “极”字金文中由“木”和“及”两部分组成。“木”代表房屋的结构，“及”表示到达，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房屋顶端的正梁”之象，象征着最高点。在政治上，则表示政治的最高领导地位。东西南北中，中央领导一切！ 具体而言，“中”“极”就是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中”和“极”不同于西方基于多党竞争的执政党，而是政治共同体的核心，社会治理的重心，它需要不断完善，却不像西方执政党那样与在野党轮流执政。 《尚书·洪范》将这种政治组织原则称为“建用皇极”，后人称之为“建中立极”。这个政治重心包括几个层次，一是政治层面，超越特殊利益集团、吸纳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之士参与社会治理；二是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实现政治与教化相统一，即《中庸》中所说的“行同伦”。这与当代西方的政教分离迥异；三是社会层面，中央政令直达最基层，实现对基层的治理和教化。这就是“九州共贯，六和同风”的大一统治道。《汉书·王吉传》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所以，四五千年来，历代政府都重视大一统国家核心中央政府的建设，构建稳固全社会、平衡全社会的政治重心。 2．洛书不是神秘的外星符号，而是治国法典 《易经》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据说黄河出了图，洛水出了书，圣人根据这些图和书来制定法度。可见在先秦，古人已经将河图、洛书的起源神秘化了。近些年有人甚至将它们同外星文明联系起来，称其是来自地外文明的符号。 据《管子》等中原地区流传下来的文献，以及彝族等少数民族文献，我们知道河图洛书是与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法典。《尚书·洪范》是最早阐释政治重心“中”内涵的文献，它也是按洛书排布的。《洪范》说它传自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 我们知道，周朝人地处相对落后的西部边陲，他们缺乏足够的大国治理经验。所以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就拜访了商末重臣箕子，向他询问治理天下之道——商末周初，只有箕子这样的政治精英才可能熟悉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 箕子告诉周武王，商人的治国原则来自夏代，并讲了这一治国大法起源的故事：《洪范》源自夏代开国君主大禹。四千多年前，面对滔天洪水，中国先民没有拜倒在鬼神脚下，而是组织动员了全体民众抗击洪水，最后水患消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其组织原则称为《洪范》，就是“治国大法”的意思。 过去，很多学者曾怀疑《尚书·洪范》的年代。随着考古学等学科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其历史真实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的李伯谦教授曾在2018年8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历史文献所记大禹事迹，发现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定都阳城、禹征三苗等记载都有其真实背景。 此外从行文特点，我们也能发现《洪范》十分古老。文中有很多“五行”“五事”这类“以数为纪”的口头语言程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怀通教授注意到，《尚书·洪范》）必定产生于口头传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夏商时代。因为在此之前，先人对社会、自然、政治等各方面的实践与认识，都不太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在此之后，书写传统逐步发展起来了，并最终取代口头传统的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了“以数为纪”的社会文化土壤。【1】 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开始，就有学者指出《洪范》中的九条大法是按洛书的顺序排布的。后世学者还复原了《洪范》之图，如下： 图片说明：大禹则洛书以作范图。【清】杨方达：《易学图说会通》，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32页。 《尚书·洪范》九条之“中”，第五条是“建用皇极”，“皇极”，代表中央政府。“建用皇极”要求树立中央绝对权威，建立政治重心，并在不同人群中选拔贤能之士，形成一个超越党派、代表全体人民、整个社会的强大中央政府——进而言之，西方在国内外追求的均势是不同力量间的平衡，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稳固的重心，所以是不稳固、不持续的，很难带来持久和平和永续发展。 经常有朋友问我：西方人难道不是也在强调社会均衡、社会公正吗？近些年来，西方许多有识之士都主张扩大社会广大基层的抗衡力量，限制大企业和金融家的政治影响力。因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精英通过“购买”政治权力，获得非常的经济优势地位，再通过强大的经济优势巩固其政治影响力，此种恶性循环已经使美国这样的西方社会严重分裂。 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发达，包括政党在内都具有俱乐部的性质。其均衡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平衡基础上的，很不稳定。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说，“一只麻雀栖息在那上面的时候，它马上就倒塌了”。西方文明犹如一架天平，在一个托盘里加上一点重物，它就会失衡，所以很不稳定。而中华文明以职业政治家士人组成中央政府，政建立稳固的政治重心，协调社会各方力量的平衡。就如同一个不倒翁，因为有个很低的重心，就算你向一个方向猛力推它，它还会自动站起来，恢复平衡。所以我们河北老家人给它取了个很形象的名字：扳不倒。 3．为何共产党人要“打倒孔家店” 历朝历代都重视大一统的治国理政原则，孔子作《春秋》，核心也是强调大一统治道。今天，我们游览北京故宫外朝三大殿，还能看到清人留下的匾额，上面的文字代表了当时重要的治国理念。太和殿悬挂“建极绥猷”匾，中和殿悬挂“允执厥中”匾，保和殿悬挂“皇建有极”匾——其中都包含一定的“建中立极”思想。明代嘉靖时期，三大殿甚至分别改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可见明清两朝对建立国家政治重心“中”的高度重视——这才是中国被称为中国的真正原因，最早出现“中国”两字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其“中国”含义就是“中央”、政治领导核心、政治重心之义，强调中央对天下的集中统一领导。其铭文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治理，安定）民。” 既然历朝历代都重视孔子孜孜以求的大一统治道，它是中国生生不息五千年的精神基因，为何中国共产党人还要“打倒孔家店”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党人并不是反对孔子的学说。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中的“孔家店”，是指鲁迅先生所谓“把孔子当做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 事实上，西汉武帝以后，一部分代表大商人利益的儒生以“不与民争利”为由，反对盐铁专营等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主张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与大一统国家中央协调经济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宋明以后，小政府，政权不下县已经成为常态，“皇极”也被解释为皇帝个人的榜样力量，这时的制度创新多局限于基层，如社仓等。结果底层政权由乡绅控制，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弱化，面对明末的饥荒和清末的外强，明清两朝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解决现实问题，那些励精图治的皇帝只能看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王朝灭亡成为宿命。 今天中国的造船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2024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55.7%、74.1%和63.1%。但很少有人知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中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启动大规模工业化。筹建近代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江南造船厂时，清廷最初没多少钱买厂房设备，其本钱竟然是贪污犯的赎金，所谓“报效军需赎罪”。当时正赶上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人因贪污被革职羁押，他们为免除牢狱之灾，决定凑足四万两银子买下美国商人的旗记铁厂献给朝廷——这就是江南造船厂的初基！ 至今还有人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冒险行为。不是的，我们已经能看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1887年的出台的《清国征讨方略》，其中详细列出了侵略中国日本必胜的诸多理由。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条就是讲清国“小政府”的弱点，这份报告指出，清国岁入总计只有1亿2500万元，清国虽然表面强大，十倍于日本的面积与人口，岁入却不到日本的一倍。其财政的困难可想而知。【2】 宋以后中国国运之所以越发衰弱，几度亡于或险些亡于外族，就是因为包括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在内的国家能力的衰弱。有大一统之名，而无大一统之实，基层政权被士绅地主所把持，中央政令不能下达基层，大量财富流入士绅地主私囊。 共产党人通过在文化思想上“打倒孔家店”，在社会阶级上肃清士绅地主，重建了社会基层，恢复了大一统治道，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没有农业的积累，中国内生性的工业化便无从谈起。没有土地革命，中央政府肯定如国民党政府一样，停留在小政府的状态。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谈到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状况时曾说：“（1937年）抗战前夕国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3】 正是因为“打倒孔家店”，“打土豪分田地”，“支部建在村里”，让政令直达基层，中国才由上而下实现了“九州共贯”的中华大一统治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成功。黄仁宇先生形象地将中国传统社会比喻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上面一层代表官僚组成的政府高层，下面一层则代表广大基层。国民党政府只建立了上层结构，而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经过土改，重分土地之后，基层农民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有了这样的人力物力支持，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局已经确立了。 共产党人建立的联通上下的新政治结构，本质是一种富于活力的政治核心“中”。早在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交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还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这最后一部分，报告阐释了我们的政治文化特色：超越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文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4】 如果放在五千年中国历史演进的聚光灯下，我们会发现，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它是民族主义政党，而是其政策成功激活了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基层，恢复了秦汉以前国家对基层的直接治理——中国大一统治道得以重建。 不能发动农民，也是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者及民族主义者的不足。1921年受列宁委派到中国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马林，在1922年7月30日苏联《真理报》撰文指出：“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今天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5】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具有成熟土地纲领的土地改革，以及包括“统购统销”在内的一系列集体化措施，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工业积累，完成了中国内生性工业化——它不同于建立在暴力掠夺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是建立在自身积累基础上的文明的工业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就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实际是大一统治道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建立政府调节的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激发各种经济要素的活力，使包括外国资本及本国私人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也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稳固。 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到清朝《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华文明史上，历朝历代在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经济恢复发展后，都会致力于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统，以期实现“六合同风”，这里的“风”，就是社会教化的意思。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用西方学术观念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从理论上说明基于5000深厚历史文化的中国发展模式成为时代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上下普遍的共识。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国家版本馆时强调:“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新时代，“盛世修文”的关键是扎实搞好“第二个结合”，将适应大一统政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真正实现“六合同风”，政教一统，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一个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那么“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定刷新历史，重塑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在此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人类文明形态的革命！ 这是五百年前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最为彻底的文明再造。而这一伟大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注释： 【1】张怀通:《〈尚书〉新研》,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78页。 【2】山本四郞：《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6页。 【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马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收入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35-3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