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孔子在《论语·八佾篇第三》中曾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长期以来人们将黄老道家核心经典《管子》的名教思想忽视了。要知道，如同黄老之学集中国文化之大成一样，黄老之学也极大地发展了名教礼义之道。

 理论上，《管子》将道、德、礼、义、法有机地统一了起来。首先，《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对五者作了定义：“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这段话是说，虚无无形叫作道，化育万物叫作德，摆正君臣父子间的关系叫作义，尊卑揖让、贵贱有别以及亲疏间的体统叫作礼，繁简、大小的事务都使之遵守统一规范，并规定杀戮禁诛等叫作法。

 接着，《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指出了道、德、礼、义、法五者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上面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牾，无所位牾，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理，理出乎义，义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在《管子》看来，名教之德治与名法之法治皆归于清静大道，是一对阴阳辩证关系，以法生德，以德固法。谈到礼乐与清静本性的关系，《管子·内业第四十九》中说：“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谈到德法间的互系关系，《管子·任法第四十五》中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权修第三》也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

 礼、法皆为“一民”， “教训成俗而刑罚省”。为使上述名教与名法的关系表达得更清楚，图示如下：

 在名教的具体内容上，《管子》强调礼、义、廉、耻“四维”的核心地位，指出“守国之度，在饰（通“饬”——笔者注）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第一》谈到四维的社会意义时说：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越出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之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上面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在《管子·五辅第十》中，作者将“德、义、礼、法、权”作为五各种治国措施放在一起，并指出“义有七体”、“礼有八经”。将礼与义的内容细化了。

 什么叫义的七体呢？用孝悌慈惠奉养亲属，用恭敬忠信事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防止敌寇。这七方面是义的本体。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然后办事才有威信，有威信才可以战争胜利、防务巩固。所以说：义是不可不行的。文中说：

 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撙诎，zǔn qū，节制、谦逊——笔者注），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

 什么是礼八经呢？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守次序，贫与富都守法度。这八方面是礼的纲领。所以，上与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不守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不陷于混乱是没有听说过的。

 因此，圣明君主总是整顿这八个方面以教导人民。八方面各得其宜：作君主的就公正而不偏私，作臣子的就忠信而不结党，作父母的以教化行其慈惠，作子女以严谨行其孝悌，作兄长的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人弟的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丈夫的以专一实现敦厚，作人妻的以贞节进行劝勉。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下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越贵，少不欺长，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越大，放荡不破毁正义。这八项是礼的常规。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尊让，尊让然后才能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祸乱就不会产生了。因此说：礼不能不重视。文中说：

 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闲亲，新不闲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

 在名教的推行上，《管子》强调防微杜渐，从“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通“饬”，下文同——笔者注）小耻”开始，这特别值得今人学习——名教当从小孩抓起，从小事做起！《管子·权修第三》雄辩地论证说：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将名教与名法截然分开，因为只有明确统一法规制度，是非清楚，赏罚分明，才能更有力地保证礼、义、廉、耻的施行。诚如《管子·法禁第十四》所说：

 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私亲于民；莫敢超等逾官，渔利苏功（苏功，意为浮报功绩——笔者注），以取顺于君。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逾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

 就是说，圣王治世，讲德行必须立下正确标准，讲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准则。所以士人们不敢公开张扬怪异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公法修好上下以收揽民心，不敢越级僭职、谋取功利以讨好于国君。圣王的治理人民，向上爬的总是要使他无法得利，推卸责任的总是要使他无法逃避惩罚。使人们回到安其职位、乐其同人、尽忠职守、珍惜名声的轨道上来才行！所以，对于超越职权而脱离同事的人，应当使之受损；对于不胜任失职的，必须使之受辱。因此，圣王教育人民，用仁爱来保护，用廉耻来驱使，提高他们的能力使其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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