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严重混乱根源于近代中国人文学术中大量鄙名和伪名的引入。什么是鄙名？就是强加给一般事物的鄙陋恶名。

南北朝子书《刘子》（其作者是刘昼还是刘勰，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有《鄙名篇》，专论鄙名之害。上面说：“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于实矣……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刘子·鄙名第十七》）

历史上最著名的鄙名当属今山东省新泰市石莱乡道泉峪村的“盗泉”，该村古时候也被称为“盗泉峪”。据《尸子》载，孔子曾路过这里，口渴了，也不饮用此泉的水，因为他厌恶该泉的名称。 “（孔子）过于盗泉 ，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尸子·卷下》）当地人也厌恶其名，1924年由本村乡绅刘德身和文人巩兆五将“盗”字改为道德的“道”字，“道泉峪”一名也沿用至今。

将鄙名加诸一眼泉水最多只会殃及一个小村庄，如果一个伟大的文明用太多的鄙名加以描述，结果将是灾难！今天学界正是按这种方式描述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化的。

现代人文学术大多出现于19世纪，那时西方中心论如日中天，其理论核心是欧洲文明被想象为从希腊时代开始的进步过程，而东方则被想象为停滞不前的循环，只有通过西方“英雄救美人式”的拯救，东方文明才能走向进步，与西方一道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西方中心论为西方在经济政治上的侵略创造了巧妙的逻辑，是人类历史上为恶行正名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这种植根于西方学术基础的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到马克斯·韦伯这样伟大的学者，以至于进入21世纪的信息时代，中国的诸多学者依旧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罗列了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加在东方文明身上的鄙名，他说：

在1700年至1850 年之间，欧洲人的想象把世界分裂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即西方和东方（或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而确立下来。确切的说，西方被想象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也就是说，西方被赋予的一系列先进的特性，在东方则不存在。【1】

整体上西方形象男性化，积极充满活力的，而东方的形象则是女性化，消极无助停滞不前，这才有了东方学家所谓的亚洲“在消极地等待着波拿巴”之类描述。约翰·霍布森列出了诸多西方人强加在亚洲文明上的鄙名：

上述鄙名从民族性格到政治文化，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个受过现代教授的人，都很难逃脱这些鄙名的洗脑。结果，不单在西方狭隘的世界史表述中忽视了东方的关键作用，更重要的，它使学界无视中华文明的伟大价值。有如孔子不愿接近盗泉一样，几乎很少有学者愿意沿中华文明的内在理路研究中国文化，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证明这些鄙名的“政治正确”，或在这些鄙名“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从事研究。

如果抛弃强加给我们的诸多鄙名，我们也就打开了中华文明的大门——犹如古老神话中的宝库，其中蕴藏着人类精神世界最伟大的智慧。

除了鄙名，影响中华文明复兴的最大障碍是大量伪名的存在。什么是伪名？就是不以事实为根据，有名无实的虚假名号。

东汉学者徐干（171—217）《中论》论伪名的本质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中论·考伪第十一》）

为何当今中国有大量伪名存在？主要原因是近100多年来学人生硬比附西方而产生的概念误植。近年来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对西欧封建（feudal）和封建制度（feudalism）一词就是误植。

从西周甚至更早开始，中国就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当时的封建诸侯只是有相当大自治权力的行政单位。自秦至今，中国实行郡县制，不存在西欧式的封建社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天瑜先生在《“封建”考论（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提要中，简述了“封建”一词演化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学术中伪名的形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说：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武二重制（“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笔者注）“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间形成的新名。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纳入“封建时代”，以与西欧中世纪对应，“封建”概念泛化，既与本义脱钩，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feudal含义相左，且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原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五种社会形态”说框架内的泛化封建观普被国中。注目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曾质疑泛化封建观，提出救正“封建”概念误植的方案，本书沿此轨迹，强调“名辩”的重要性，考论“封建”，并试拟“制名以指实”等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建议秦至清主要时段社会形态的名目，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更替“封建社会”；秦至清两千余年可简称“皇权时代”。【2】

不难看出，造成“封建”这一伪名的根本原因是：西欧有“feudalism”之名与实，中国学人引入“feudalism”之名，就胡乱找“实”，即徐干所谓的“名立而实从”，结果当然是名实的严重混乱。

冯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用力精深，问题是，秦至清行郡县制广为国人所接受，何必另外创造易与西方概念相混的新词，难道就是为冯先生所说的与国际接轨，“中外义通约”吗？且这些新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和“皇权时代”）皆为鄙名，根本不可能作到冯先生期望的“制名以指实”——按照他的说法：“命名需准确反映该阶段社会形态的实际，概括该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达成‘名’与‘实’的统一、‘概念’与‘指称’的统一，此谓之‘制名以指实’，这是命名的基本准则。”【3】

由伪名变鄙名，有何意义！这样研究历史，名实不副，最终还是戴着欧洲中心论眼镜的中国！

如“封建制度”这样的伪名在学界实在太多，其中大多是唯西方观念是从，用中国本有概念附会西方学术概念造成的。

中国学者由于西学的强大压力，无意识地应用鄙名与伪名还可以理解。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学者混水摸鱼，用凭空臆造概念的方法骗取公众，这实在缺乏学术道德。社会学家、剧作家黄纪苏先生曾给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他编辑《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期间，翻译一篇谈中国文学的稿子，里面有“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词，他当时就蒙了，还以为作者是从英文译过来的，赶快去问作者，得到的答案是，作者也是抄来的，意思就是“新生活”；据黄先生讲，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这类“冒充西方”的现象比比皆是。

徐干曾经严厉地批判那些欺世盗名之徒说：“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指民众受到影响——笔者注），此邦家之大灾也。杀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中论·考伪第十一》）

（选自《中国名学：中国古典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该书可在京东、当当上买到；支持我们，欲购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2】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提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3】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0—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