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清代学术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古代与近代，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学术智慧。

提及清代学术，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那令人触目惊心的130起文字狱，以及由此引发的“涟漪效应”——清廷政治压力下民间广泛的自我抑制现象。这种高压态势无疑给学林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霾，极大束缚了学者们的思想与创造力，使学术活动陷入一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境地。诚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教授所言，对文字狱案处理的严厉，“它造成一种‘风’，使得人们不敢往容易触罪的方向去从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而且无时不刻地在检讨自己，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篡的现象。”【1】

然而，当我们穿透历史的迷雾，会发现清代学术恰似一座被低估的宝库，在古籍整理、诸子复兴、西学东渐三个维度上，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折中百代：系统整理铸就文化基因

“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集体心态，使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古籍的整理工作，也催生了乾嘉学派强烈的实证精神。从经学到子学，大量过去鲜有人问津的经典得到了系统性的整理。

在政府层面，乾隆年间集全国之力编纂的《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堪称清代学术整理的巅峰之作。《四库全书》的编纂规模宏大，历时十年汇聚七阁，收录典籍3462种、79338卷，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典籍。它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分类框架，对海量书籍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整合。

《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对《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详细提要。它不仅对每一部书籍的作者、版本、内容梗概等进行了介绍，还对其学术价值、历史地位等进行了较客观的评价。包括各大类的评价在内，这些总结性成果犹如一盏盏明灯，为后世学者指引了研究方向，帮助他们更系统地理解古代文化的精髓。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一》总论易，指点数千年易学演化，破学人千年迷障，直入圣人“因象立教”的根本宗旨，可谓千古不易之论。作者指出，圣人启迪民心，大抵都是借着具体的事物来寄寓教化。《诗经》的教化寄托在歌谣民风之中，《礼经》的教化寄托在礼仪规范之中，《尚书》和《春秋》的教化寄托在历史记载之中，而《易经》的教化则寄托在占卜之中。汉代儒者讲求卦象和数字的象征意义，距离上古还不算太远。到了第一次转变，京房、焦赣引入了吉凶祸福的征兆，第二次转变，陈抟、邵雍则致力于穷究宇宙创生的奥秘，《易经》于是便渐渐脱离了百姓的日常实用；王弼则摒弃了象数之说，转而用老子、庄子的思想来解说《易经》。这又是一次转变。随后胡瑗、程颐等，开始着重阐发其中的儒家义理；再一变，到了李光、杨万里等，又结合历史事件来引证解说，于是《易经》的研究开启了各种论辩的端绪。这（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六个主要宗派（汉儒象数、京焦禨祥、陈邵图书、王弼老庄、胡程儒理、李杨史事），已互相争论攻击。再者，《易》的道理极其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韵学、算术，以至于方外之术如炼丹（炉火）等等，都可以援引《易经》来立论。那些喜好新奇的人，又把这些内容反过来引入《易经》的解释中，所以关于《易经》的学说就越发繁复了。其实，六十四卦的《大象传》都冠以“君子以”的字样，各爻的爻辞则大多是告诫占卜者的。圣人的思想就在这些言辞中显现啊！其余的各种解说，都只是触及了《易经》的某一个方面，并非它的根本宗旨。现在我们综合比较各家学说，将以“借助卦象建立教化体系”这一根本宗旨作为核心，同时，对于那些属于《易经》体系之外、别具一格的解说，也一并收录。“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

二、诸子重生：破除思想桎梏的学术革命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经学和子学，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路线图——道；其他学术如诗赋，如兵家，如古代科技，则皆可称为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致百家沉沦，即使儒学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战国时代孟子、荀子那样成一家之言的子学之儒很快演化为两汉经学之儒，后者重视经学的注解和教授。再经宋明理学将诸子“异端化”，子学几成绝学。比如墨学，汉以后除了晋代鲁胜和唐代乐台之外，几乎无人问津。《墨子》被收入《道藏》才得以幸存下来。直到清代，学人才开始《墨子》的系统整理工作。

事实上，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读通诸子百家经典，实有赖于清代学者皓首穷经的整理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仲华先生将清代子学的研究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代初期。这一时期的子学研究主要是明末子学的延续，表现为对理学的批判，以及经世致用的提倡，李贽、傅山是其中的代表；与此同时，明末清初子学也以辨伪、考据的形式为乾嘉时期子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第二阶段是乾嘉时期。这一阶段由于考据学以子证经史的需要，子书得到大量整理。最初是儒家内部的荀子，其次就是与儒家‘过意不去’的墨家以及其他子书，如卢文弨《荀子》和毕沅《墨子注》等。第三阶段是1840年至清末。这一时期由于学术风气的转移，子学开始兼顾义理，并在与西学的会通中成为近代学术的先声。”【2】

子学是经学的流。通过子学，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经学的真义；通过经学，我们能够发现后学对于诸子文本的误读——过去四五年来，在整理《尚书》类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遗憾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学人坚持用西方学理整理诸子学，诸子学再遭一大劫难，至今“以西释中”还占据学界主流。什么时候，中国学人才能觉悟到，中国没有追求本体智慧的哲学——“百家务为治”，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皆为经世济民，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的擅长思辨的哲学家！

三、西学东渐：主体性的坚守与创新

清代学术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大规模引入西方学术，并且在引入过程中不失自我，保持了本土学术的主体性。明清之际，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学术开始逐渐传入中国。清代学者们以开放心态接纳了这些外来文化，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学习。

在自然科学方面，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西方哲学、宗教、艺术等思想也逐渐传入中国。清代学者们如严复、梁启超等，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翻译与介绍。他们在引进西方思想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与分析，试图从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引入中国，引起了知识界的巨大震动。他在翻译过程中，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对进化论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使其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理论依据。

早在1902年，梁启超先生就担心，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汹涌而来的西方学术，中国人会放弃本土学术。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总论中语重心长地劝告青年：“且吾有一言，欲为我青年同胞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且诸君皆以输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当因其性所近而利导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较之，则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国之博士鸿儒亦多矣，顾不能有裨（裨，bì，增益，好处——笔者注）于我国民者何也？相知不习，而势有所扞格（扞格，hàn gé，互相抵触，格格不入——笔者注）也。若诸君而吐弃本国学问不屑从事也，则吾国虽多得百数十之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吾惧其于学界一无影响也。”【3】

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梁启超先生的担心竟然成为现实。民国以后，不仅未被中国化的西学严重脱离现实和人民，而且连国学本身都被西方学术格式化了——即使在国家呼吁建立人文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今天，社会上也只是充斥着太多原则性的号召，华而不实的口号。

清代学者对古代学术的系统整理告诉我们，传承是复兴的基础，返本才能开新。清人固守宋明理学、两汉经学，不能返回先秦学术的大本，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是“中体西用”失败的重要原因。

清人引入西方学术并保持本土主体性的经验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同时要保持本土学术的主体性。否则，难免跌入被人同化的陷阱，沦为别人的精神附庸！

梁启超先生将一国的学术思想比喻成一个人的精神。他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觇，chān，窥探，观测——笔者注）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4】

学术强则国强，学术弱则国弱！21世纪身处全球大争时代的我们，面对滔滔西学泛滥中原，本土固有学术陆沉——敢不惊惧！敢不奋起！

注释：

【1】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5页。

【2】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