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面对中国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深重危机，晚清重臣张之洞写下了《劝学篇》，疾呼保国、保教、保种，其中维护礼教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历代传下来的神圣最高教义，礼教和政事的根本，人和动物间最大的区别所在，要以此来保护维系礼教。《劝学篇·序》：“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

张之洞坚信，三纲五常是中国的根本特色，是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原因。也因此，西方民权、平等的思想不可适用于中国。《劝学篇·明纲第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他不会想到，仅仅二十年后，面对“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三纲五常会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值得注意的是，得风气之先的张之洞在论述三纲五常时，竟然“以西证中”，用西方社会规范证明三纲五常的普遍适用性——他与同时代人一样，已不知三纲五常的内在逻辑了。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六德》告诉我们，中国固有道德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名学的名位和正名观念。名学经典《公孙龙子·名实论》开篇就讲：天地及天地间产生的万类，名为物。指称天下万物不发生过差，各当其物，这就是符合物的实。实要求对于所指称的物来说无过差，不空虚不实，就是在其（名）位。离开本来的名位就是非位，合乎其位，就是正。应当以正确的名校正不正确的名，不应当用不正确的名怀疑正确的名。这里的正是按它所指称的实去校正，校正了，就是正名。“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人间最根本的社会角色有六种，即六位，包括夫、妇、父、子、君（上级）、臣（下级）；不同的社会角色如何“正其位”，正确行使社会职责呢？这就要求履行相应的六职，即夫之率人、妇之从人、父之教人、子之受人、君之使人、臣之事人；履行六种社会职责需要什么样的内在德行、道德规范呢？这就是六德，即夫之智、妇之信、父之圣、子之仁、君之义、臣之忠——中华道德体系由此形成！

至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内在需要，将六位转化为三种人际关系三纲，同时强调五常。尽管五常观念与先秦儒家《五行》及《尚书·洪范》五行、五事观念高度相关，【1】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实际上打乱了中国道德体系的内在结构，为其崩溃埋下了的祸根。

首先，六位重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而非人际间的关系。董仲舒的三纲则强调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阴阳相互关系。宋以后，随着君权的强化，三纲从对等的社会角色关系退化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服从关系，六位本义大失。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妇不可以不妇。这是三纲被诟病，最终被国人抛弃的重要原因。

面对社会的奴化和遍布全国的贞节牌坊，近代革命者反对封建礼教，将君权、父权和夫权看作束缚人民的绳索，是有其历史现实背景的。

其次，由六位、六职、六德构建的中国固有道德体系，基础是名位（六位），核心却是职分（六职），而六德只是实现六职的伦理道德规范——只有履行六种社会责任，才是实践了道德。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社会评价或公开言论，是不能说这个人有道德的。进而言之，中华名教体系的核心是职分，而非名誉。名誉最多只有劝诫世风的作用！

然而，汉以后学人只强调纲常、德位，中国道德体系的重心“六职”整体缺位，道德规范则成了抽象的价值，乃至口号，这样的道德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

名位、职分、道德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如人之头脑手足，缺一不可。近代三纲被弃、六职被废后，仅存的只有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了。因为它们实在难以否定，所以就被现代人当作价值摆设来用。问题是：否定了三纲，五常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教化世人的内在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黄纪苏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谈三纲五常，他的主张就是“废三纲、用五常”，理由是：“仁义礼智信则‘普世’得多，就像《白虎通》里讲的，‘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实在没法想象古今中外哪个存在半年以上的群体不需要这些‘正能量’，就是在贩毒集团里面找出三两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三纲）时至今日，它已没了现实根基。紫禁城改博物院、末代皇帝在那儿当义务讲解员，都像是头好几辈子的事了。大家族也早裂解为小家庭，家庭中的儿女往往挣得比父母多，即便比父母少需要啃老，那也啃得像是父母在对他们尽孝。在男女基本同工同酬的社会里，‘妻管严’比新冠肺炎传染性要高得多，只不过早已成为新常态，丈夫们不说甘之如饴也都安之若素了。”【2】

黄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学识渊博，为人刚正，有古士人之风。但在三纲这个问题上，他似乎过于重视表象了——一个社会可以没有皇宫和皇帝，但不可能没有上级和下级；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大家庭，却不可能没有家长和子女；一个社会可以男女同工同酬，但不可能没有丈夫和妻子。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这也是三纲的普遍真理性所在。因为三纲六位代表了社会的自然结构，是社会整体和谐、个人幸福生活的前提。

在这一点上，东晋学者干宝看得十分透彻，他指出，人类社会中三纲六纪这些伦理规范，自古以来就存在。人有男性和女性这两种不同的阴阳气性，既然有男女的分别，自然就会产生男女结为夫妇、相互配合的道理；有了夫妇之间相互配合的道理，自然就会衍生出刚强与柔和、尊贵与卑微的伦理意义；男女阴阳结合孕育后代，血脉和身体代代相传，自然就形成了父子之间的亲情关系；把家族中父亲的角色类比延伸到国家层面设立君主，以子女在家族中的角色来类比臣子对君主的辅佐，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有君主和臣子的地位分别；有了君主和臣子的地位分别，就有了上下级的秩序；有了上下级的秩序，就必然要用礼法来明确各种社会的规范，用道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其符合应有的尺度分寸。“人道三纲六纪（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笔者注）有自来也。人有男女阴阳之性，则自然有夫妇配合之道；有夫妇配合之道，则自然有刚柔尊卑之义；阴阳化生、血体相传，则自然有父子之亲；以父立君、以子资臣，则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则必礼以定其体，义以制其宜。”（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引）

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基本男女之别、性取向混乱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申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以及建基于此一自然状态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那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固有道德体系的时代意义、世界意义之所在。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记载，太原路的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因为贪污受贿而获罪被惩处。元太宗窝阔台（1186年—1241年）于是当面责问崇尚孔子的耶律楚材：“你说孔子的教化可以推行，读书人都是品行较好的人，可为什么还会有像吕振、刘子振这样的人呢？”耶律楚材回答：“君主和父亲教导臣子子女，不希望他们陷入不义的境地。三纲五常，是圣人确立的伦理道德规范，凡是有国家的君主，没有不遵循这些规范的，它们就像天上的日月一样重要。怎么能因为一两个人的过失，就让这万世常行的正道偏偏在我朝被废弃呢！”元太宗听了这话，怒气才消解了。“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帝意乃解。”

今天，是我们恢复以六位­六职­六德为轴心的中华道德体系的时候了！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对三纲五常以及中国固有道德普适性的理解，难道还不如800年前的一位蒙古皇帝吗？

注释：

【1】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2页。

【2】黄纪苏：《中国精神，“五常”够么？》，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