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诸多学人已经习惯于以西方逻辑学概念研究名学，结果名学成了“二等的逻辑学”，用更加冠冕堂皇的学术语言说是“朴素的逻辑学”。

    事实上，中国名学本是与西方逻辑学互补的学问，它们具有十分不同的学术品质。

    二者相比较，名学更适用于处理复杂的系统，比如社会系统，生物系统等。名学将名位与职责相参验，可以直接用于社会治理，这使名学成为儒家名教之学和法家名法之学的基础，而西方逻辑学显然没有这样实用性的社会治理功能。

    《战国策·韩策二》的一则史料很能说明名学的社会功用。据说史疾为韩国出使楚国，楚王问他在研究哪方面的什么学问，史疾回答说自己学列御寇传授的正名之学。楚王感到不解，问史疾：“正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史疾说：“当然可以。”楚王又问：“楚国盗贼很多，用它可以防范盗贼吗？”回答说：“当然可以。”楚王接着问：“那么如何用正名来防盗？”正在这时，有只喜鹊飞来停在屋顶上，史疾问楚王：“请问你们楚国人把这种鸟叫什么？”楚王说：“叫喜鹊。”史疾又问：“叫它乌鸦行吗？”楚王回答说：“当然不行。”史疾就说：“现在大王的国家设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等官职，任命官吏时，一定要求他们廉洁奉公，能胜任其职。现在盗贼公然横行却不能加以禁止，就因为各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这就叫做‘乌鸦不称其为乌鸦，喜鹊不称其为喜鹊啊！’”（原文：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另外，通过中国名学的研究，我们还能充分认为西方逻辑学的局限性。西方学术建立在对现实的抽象定义和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旦沿着逻辑链条推演下去，常常发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所谓的“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的现象。就是道理上行得通，却与现实不着边际——“理胜情”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的痼疾，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西方经济学通过数学工具的普遍应用已经高度复杂化，逻辑形式上也更加完美，但它除了为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提供骗人的金融产品之外，根本不能拿出应对现实经济多重危机的方案，这种现象在西方经济学界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不久前在接受《海派经济学》记者采访，谈到过去十多年风起云涌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 时提到了经济学回归现实，回归以问题为中心的新方向——要知道，“以问题为中心”正是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学术范式的根本特点之一。贾根良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控制的教学科研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数学工具为中心的，即根据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科研中排除掉了，甚至是数学工具的教学和运用也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关，他们教授和分析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实际是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体现，是以教条为中心的。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引发改革运动的请愿书中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学。在后续讨论中，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倒这种工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所需分析的经济现实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与分析的问题相关的工具才有存在价值。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要以当前重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回现实。”（《“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回顾与反思》，网址：http://blog.jiagenliang.mshw.org/post/153/1665，访问日期：2012年1月5日。）

    最后，中国名学（特别是“伪名”和“鄙名”这样的理论）能够为本土学术体系提供牢靠的思维防火墙，同时建立起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学术海关”，避免出现逻辑概念的混乱，这一点是西方逻辑学难以胜任的。十九世纪末，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中国军事科技的一时落后，在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面前，中国学人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过去一百年来，一波波囫囵吞枣地引入西学，导致了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名与实的严重混乱。具体表现为，我们引入的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名）常常与中国现实情况格格不入，结果中国学人不仅不能很好的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何谈为国人提供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许多学人拿着中国百姓血汗钱所作的，就是如何相隔万里，为西方学术添砖加瓦，并以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为荣，为准。至于我们急需的，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的思想学术，简直成了可欲而不可求的东西，因为中国本土学术的千年古树已经被“西风”连根拔起，如果不是持续地吸收外部的学术养料，中国太多的学人将不知如何生存和写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人在作这种断灭自己文化之根的工作时常常怀有强烈的爱国心。日本人不是说中国没有逻辑学吗？胡适博士不是说“我们事事不如人”吗，我们就是要将中国的形式逻辑找出来，于是穷年累月，绞尽脑汁，终于写出了“墨家的形式逻辑”之类的文章或著作，奢谈“辞”就是西方逻辑学中的判断——中国名辩之学就这样被西方学术堂而皇之地肢解了！这些人不理解，研究中国名辩之学不能随意引入西方形式逻辑体系，否则诸多没有现实基础的“伪名”会被引入，西学名立中学实从，其结果就是中学的西学化，中国学术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的西学——这不禁让人想到“曲线卖国”。如陈独秀所说的，胡适自己就走上了这条“近乎愚蠢”的学术道路。

    总之，名学就是名学，西方逻辑学就是西方逻辑学。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一定要摆脱西方逻辑学的框架，按照名学本身内在的逻辑去研究它。那种以中学比附西方的研究方法，不会有研究成果，只会成学术祸害——无论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能够拿到多少学术荣誉，得到世界多少“权威机构”的认可，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