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按：至今，仍然有不少精英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义和团运动。精英们只是“曝光”了拳民们宰杀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的故事，而对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徒的罪恶言行一直讳莫如深；为了还原历史真实，故提供如下原始资料，供有正义感的华夏子孙参考。

    鼓动鸦片战争的传教士——裨治文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一1861)，1829年9月自神学院毕业，成为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奉命到中国向“那众多的人民”传播“福音”，并及时报告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状况。
　　裨治文于1830年2月15日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向马礼逊请教（组织严密吧）。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

    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又译作《中国文库》，办刊的钞票由广州的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提供。（1833年来华的美国教士卫三畏也加入其中）

    自此至1851年12月约10年间，《中国丛报》共出版20卷(每月1期，每年1卷)，刊载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调查资料，乃至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方的活动。

    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这些耶稣的弟子们公开宣称：“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果断措施的鼓吹者”。

    这，就是这位传教士的真实面目。

    传教士的祖师爷---马礼逊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是靠英国东印度公司吃饭的。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马礼逊(R0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1月8日被授为牧师，1月31日搭乘美国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的三叉号鸦片走私船，当年(嘉庆十二年)9月7日到达广州。

　　马礼逊到达中国后，因努力学习汉语，1809年，当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汉文翻译，年俸500英镑（高薪啊，当时在英国，年薪200英镑已是非常了不得），同时传教。由于清朝禁绝传播洋教，他便以马六甲为据点，翻译出版《新约全书》、《新旧约全书》等书，成为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他还编辑《华英字典》，出版汉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7月，英国派特使阿美士德来中国，到北京觑见皇帝，马礼逊任汉文翻译随行同到北京，被东印度公司的经理称为“此行的主要人物”。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成立，第二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英国国王特任命马礼逊为律劳卑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年俸一千三百英镑，可以穿上副领事的制服，缀上皇家的领扣”。为律劳卑忙前跑后，“马礼逊做了许多翻译的工作”，因积劳成疾，于8月1日死于广州。

　　马礼逊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译员长达25年，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在参加英国对华外交谈判中，把宗教、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打包在一起，积极推动宗教为侵略服务的方针。作为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祖师爷，马礼逊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国传教士——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亦译作巴驾或派克。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1834年6月1日在纽约长老会教堂被任命为传教医生，10月受派广州，成为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

    1838年2月21日，在大毒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医生任会长，伯驾任副会长。洋和尚也坦白道，他们办医院，目的有二：一是将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二是“将可以从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
　　伯驾积极地、公开地鼓吹侵略中国。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月，伯驾急不可耐地专门回到美国拜访时任美国总统凡·勃俊和国务卿福西瑟，提出“立即派遣全权公使迳驻道光的宫廷”。随后，又拜访新任总统约翰.泰勒和国务卿韦伯斯特，并策动曾任美国总统的亚达姆斯作为美国的专使来华。

    当年11月伯驾从美国返抵广州后，发现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更是催促美国政府赶紧来中国趁火打劫。由于伯驾等人的鼓动，1843年夏天，美国派顾盛为专使的来华。在1844年7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时，伯驾既当顾盛的译员，又是顾盛当谋士，成为顾盛的左膀右臂。

    因功劳卓著，1845年至1855年，伯驾任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并三次代理公使职务。1855—1857年，他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主张美国出兵侵占台湾岛。

    1857年8月伯驾卸任回国，1879年后在美国任《中国医务传教会》会长。

    鸦片战争的祸首---马儒翰

　  马儒翰(JohnRobert Morrison，1814-1843)，马礼逊的长子，又称为小马礼逊或秧马礼逊，1814年生于澳门。1830年(道光十年)十六岁时就在广州为英国商人作翻译。1832年编成《英华行名录》，1833年著《中国商务指南》，创办《福音传道师》杂志。

    1834年，马礼逊死后，他子承父业，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因为缺德的冒烟，被林则徐看做“最坏的人”。

    他热心传教事务，但最关心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使出吃奶的力气参加英国侵华活动。

    1840年(道光二十年)7月，他与义律乘英国舰艇到达天津大沽口，与琦善谈判；1841年1月，参与迫订《穿鼻草约》的谈判。

    在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攻打中国过程中，他自始至终为璞鼎查出谋划策，这位传教士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英军进入长江口后，他知道长江沿岸清军防御空虚，积极鼓动深入作战；

    到了京口，他以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强索白银60万两；

    到了南京，他威胁英军将要入城就食，索取“军饷”300万两；

    在南京条约谈判签署过程中，他“来往传说”，以污秽傲慢言语威逼恫吓清廷，为英军捞取利益；

    条约签订后，他同璞鼎查到定海、厦门等地，所到之处，大做文章，进行经济、军事和政治敲诈讹诈。

    1842年，他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不过，老天有眼，1843年，这恶棍便因疟疾死于香港，终年29岁。

    对此，璞鼎查伤心不已，说这是“国家的一大灾难”。

    侵华恶棍、鸦片贩子、德国传教士---- 郭实腊

    郭实腊（G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又名郭士腊、郭士立，德国基督教传教士。此人智商很高，精通多种语言，包括中国多种方言，但是道德极差，典型的缺德。

    他利用自己精通汉语、信息准确的优势，积极参与贩卖鸦片，为鸦片贩子们提供各种有偿服务。有个鸦片贩子说：“我为郭士立的三天时间付了1000美元”。以至于大鸦片贩子威廉·查顿专门要求手下与他合作：“你将很高兴就与改变自己的有关的所有问题与郭士立博士商量，他在语言及中国人的特点方面的广博知识，对你制订及实施计划很有益处。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要很好地意识到合作双方的热情”。

    1831年，他到澳门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因撰写《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内容涉及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宣称“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引起西方侵略者的关注和欣赏。

    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的目的，1832年，他与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沿途经过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而后回到澳门。他们一面掌握各地的现实情况，一面测量沿途的河道、河湾、绘制航海地图等，为英军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报。

    1835年，他担任英国对华商务监督的汉语秘书职务。1839年9月5日，他直接参与挑起九龙之战。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英军进攻定海，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经验，参加侦察探险队，搜集清军布置、军事设施等情报。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陆部队，随身带来了安民告示，被任命为定海知县，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他继续跟随英军，在英军占领的宁波等地做民政官。

    1842年，他参加了《南京条约》的最后谈判和多次谈判会议。

    战争结束后，他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