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挟崇洋媚外之风，西方各种反动腐朽思潮趁机东袭。基督教也借机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信教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从农村到城市，都吸引了大量信徒，其中不乏知识分子乃至党员干部。很多西方基督徒洋洋自得地吹嘘，中国目前的信徒数量实际上要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估计已高达一亿之众。他们狂妄地叫嚣，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把中国彻底改造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笔者以为，如果敌人的这一目标真的得以实现，那将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大灾难。作为一股极其反动落后的社会政治力量，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从而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构成致命威胁。作为全球尚未被基督教所征服的极少数几个文明大国之一，中国肩负着抵抗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伪文明侵略的历史重任。因此，如何应对基督教的挑战，逐步消除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蒙骗与毒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重任。在此，我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供党和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一、严格执行外国人来华签证制度，严厉杜绝境外人员非法传教

西方国家的很多宗教机构，都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人员来中国从事时间长短不一的传教活动。这些机构组织形式完备、传教经验丰富、人员和经费充足，有些还在中国秘密设有常驻机构和人员。据我所知，就有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Bring Me Hope和“耶和华见证人”等西方宗教组织，常年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他们明知中国法律禁止外国人传教，因此不得不打着教英语、学汉语、做生意、探亲访友或旅游度假等各种名义，骗取来华签证。由于拥有严密完善的传教网络和健全有效的传教策略，再加上中国当地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的暗中配合和某些中国信徒的自觉掩护，外国传教士可以出入自由地在中国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形式多样的非法传教活动。目前，在中国各地秘密从事各种非法宗教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多得不计其数，他们与内地教会和信徒里应外合，在中国境内频繁穿梭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完全将我国禁止外国人私自传教的法律视同儿戏。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有种种迹象显示，这些非法传教活动很可能得到了幕后某些极其隐秘的政治机构的支持与资助，其传教活动具有极为显著的政治意图，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颠覆我国文化根基和社会结构的政治目的，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相当致命的威胁。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若要从根本上彻底消除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首先就要彻底堵住外国人来华非法传教的空子。从根子上严防死守，牢牢地守护住国家的大门，绝不给非法传教分子以任何可乘之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严格执行外国人来华签证制度做起。在签证审批过程中，从严审核外国人的政治宗教背景和来华的真实动机，并要求其在入境前撰写保证书，承诺绝不从事与来华目的不相符的违法活动。在国门之内，还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强基层群众和基层组织对在华外国人的定时定点监督和人盯人管理。一旦发现有从事非法传教活动的外国人，则根据其违法情节的轻重，分别施以罚款、拘留、判刑、驱逐出境或永久吊销签证等相应惩罚措施。鉴于基督教对我国的非法渗透现象日益严重，理应考虑在对违法者本人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凡境外派遣组织、中介机构、境内接待单位以及发放签证的有关人员，都要承担相关连带责任，从重从严进行处罚。而对于揭发检举非法传教活动的有功人员，则要予以重奖，以示鼓励。在西方派遣传教士已经成为一股难以阻挡的社会风潮且屡禁不止的严峻局势下，非采取如此严刑峻法则不足以迅即刹住这股非法传教的歪风邪气。

二、大力加强对基督教的研究，充分揭露基督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如果单纯从基督教的教义来看，其中虽不乏某些积极的成分，但是从总体上说，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尤其是沦落为统治者的工具之后，基督教几乎变成了一个野蛮荒诞、虚伪自私、阴险狡诈、扭曲变态，并且包含着一些邪教因子的宗教。从其历史和现实表现来看，基督教虽然在微观的人际交往中，倡导与人为善的道德准则，但是当涉及到重大社会政治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时，基督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态度暧昧不明，或者诡诈欺蒙，或者干脆公开站在社会邪恶势力一边，打压正义力量。纵观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更多地是与社会上各种反动、保守、落后、腐败和黑暗的邪恶势力联手，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社会进步阻挡者的可耻角色。因此，基督教本身是对人类思想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桎梏。

在现实社会的基督教徒中，其道德人品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基督徒中的确存在极少数心地善良、道德高尚的好人。但是由于基督教并非以善恶来规范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教会中也充斥着更多心术不正的卑鄙小人。根据我的观察，很多本性单纯善良的人最初本是被基督教教义当中的积极因素所吸引，但是在教会中经过长久的洗脑以后，竟然也逐渐发展出虚伪、奸诈、邪恶、变态的性格特征。我还认识不少曾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传过教的西方人，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知识学问，都毫无任何过人之处，完全不具备为人师表的最基本条件。特别是那些白人传教士，更多是些品质恶劣、言行不一、卑鄙虚伪的假冒伪善之徒。西方人民因深知其害，往往对其避之如虎，对其说教则嗤之以鼻。然而，只要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传教士们就不失时机地换上一副道貌岸然的伪善面具，恬不知耻地宣讲神乎其神的大道理，却被不知其平素为人和底细的中国信徒奉若上宾。

我深信，撕下这些传教士的伪善画皮，暴露出基督教徒的真实嘴脸，对于教育被蒙蔽的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警示作用。如果人民群众对基督教的本质特性能够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对其在历史上的罪恶行径和在现实生活中的丑陋面目了如指掌的话，退出基督教的人数一定会大大增加，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将会迅速失去市场。因此，我强烈建议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历史以及基督教文化侵略等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定要舍得在这方面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投入，因为这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

三、大胆鼓励基督教自由派神学的研究和发展，对基督教进行中国化改造

为了消除基督教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我们绝不应当忽视对于基督教自身的改造工作。基督教虽然派系林立、宗派繁多，但是从大的方面来区分，主要分为基要派、福音派和自由派三个大的派别。相较于基要派和福音派而言，自由派的信仰要客观理性公正得多。自由派基督徒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思维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明，因而在信仰上既不执着于基督教的一家之言，也不否定其他宗教和信仰的真理性。他们普遍认为基要派和福音派信仰太过狭窄和偏执，实际上并没有抓住基督教爱人如己的精神实质。自由派摈弃了狂热的传教热情，也并不过分专注人死之后的灵魂去向，而是强调要过好今生今世的世俗生活，把做好人好事视为基督教的最基本要义，主张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主持社会公义、致力于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美好的人类社会而努力奋斗。

由此可见，自由派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当中包含着诸多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的真正普世的价值，很容易为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所信仰和遵循，它所具有的内在包容性，使基督教完全可以和其他宗教信仰和平共处，杜绝了宗教冲突的可能性。自由派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也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三者绝对能够共生共存。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大胆地鼓励基督教自由派神学的研究，增强自由派神学对普通基督教徒的吸引力，并在自由派神学的基础上，对基督教中腐朽落后的成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与此同时，也要促进基督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放包容和仁义道德等核心理念引入基督教，努力提高基督教的思想道德高度，并最终将其转变为一个以引人向善和推动社会进步为主要目标的进步宗教。

四、重建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加大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力度

在基督教异常凶猛的文化攻势面前，中国的文化阵地全线失守。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居然被蛮夷之邦的肤浅说教打得丢盔卸甲，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既充分证明了基督教的侵略性、攻击性、邪恶性和欺骗性，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我们在组织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严重失误。基督教之所以完全不需要动用一枪一炮，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突破中国的文化防线，进而肆无忌惮地在中华大地长驱直入，乃是因为在来势汹汹的敌人面前，我们竟然是国门洞开、无人防守！

不知道从何时起，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文化建设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我们的党组织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基层群众组织，也不像以前那样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我们关注的焦点也过多地集中于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却严重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此同时，超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困惑和心灵困扰。如何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更好地谋求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安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对这些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我们的文化人却给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才得以趁虚而入，以灵魂导师的身份为处于迷茫中的群众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充当起了群众的救世主。

面对基督教所带来的日趋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检讨自己在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建设等方面的重大缺失。正是因为很多党员干部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才使得狂热到极点的基督教会赢得了人心。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几十年间基层党组织弱化的情况下，基督教会的确为深受各种困扰的人民群众提供了不少现实的帮助。因此，如果我们在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尚不到位的前提下，就贸然单方面强行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等于是剥夺了信教群众的唯一精神支柱，只能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反而有可能造成更加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因此，党和政府应当把基层党组织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建设，以及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把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信仰、有担当的优秀党员干部派遣到基层，充实基层的党员干部队伍，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具有坚强凝聚力的战斗堡垒。在共青团、工会和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配合下，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将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所有的基层党员和干部都必须真正做到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的疾苦，热心帮助群众切实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使党员干部成为群众信任的贴心人，使各级党组织成为群众可以依靠的心灵家园，并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团结群众、凝聚人心。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地坚守住我国的文化前沿阵地，把被基督教抢夺过去的民心再重新争取回来。

五、掌握对外文化交流的主导权，主动实现与西方先进文化的接轨

根据我私下所掌握的大量可靠信息，目前我国的大中小学校已经成为西方通过基督教对我国进行大规模文化渗透的桥头堡和重灾区，中国的外教队伍中潜藏着大量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打着来华教书之名，实则行基督教传教之实。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些人甚至根本不需要领取派遣组织的任何经费，而是完全靠着中国校方发放的工资来完成传教任务的。也就是说，他们手里拿着中国人民用辛勤劳动所挣来的血汗钱，却在私下里干着巅峰中华文明的罪恶勾当。而很多遍布全国各地的公开雇佣外国人从事英语教学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经费提供者，这种愚不可及的做法实在是无异于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这些来者不善的西方人，其实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在西方根本就是一文不名，很多人在本国只能靠打零工或从事体力劳动维生，有些人甚至还长期失业。一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人实际上英语说得并不是很好，甚至从未到过英语国家。这些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往往属于西方社会最为落后保守的阶层。他们在课堂上和教学之余向中国学生所灌输的，多是西方文化中最腐朽没落反动的部分。但是，仅仅凭借着那一副惨白得形同病态的尊容，他们居然就能够轻易登上我国高等学府的讲台，承担起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重任。面对这种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我情不自禁地发问：中国日趋兴盛的各种英语教育项目，在西方国家的对华文化攻势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作用？在西方处心积虑地加紧对我国展开文化进攻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教学机构和教育项目，是否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即使是确有存在的必要，党和政府是否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整顿与监管？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些英语教育机构所从事的教学活动及其所起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显然是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所以，我强烈建议党和政府立即对这些教学机构进行全面整顿。除了极少数质量确实很高、确有存在必要的教学机构和项目，其他学校应该责令其停办或立即转型。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牢牢地掌握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动权。来华外国人的筛选和派遣，都是在西方的主导下进行的，中方只是被动接受，最多也就是行使一些事后监管权，以保证不出大的政治错误。毋庸讳言，为了一改我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被动挨打的地位，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与西方先进文化接轨，经常邀请西方的进步人士到我国的教育系统，进行对等的国际文化交流。党和政府应该将外教的选拔当做一件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出面主持外教的集中选拔，建立统一的外教人才库，供确实需要外国教师的教学部门从中挑选。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从西方国家的进步人士，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选拔人才来华任教。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将教书育人和培养下一代这样的重大职责，牢固地把握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手中，从而让先进的红色文化堂堂正正地进驻我国的大中小学校，并最终取代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腐朽反动的西方落后文化。

【李建宏，旅加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