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一个世纪不是向世界主动“输出”价值的国家。哦，毛泽东时代有被指责的“输出革命”的。不过，“输出革命”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术语，实际上，这类把“中国革命”与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联系起来的相互支持行为，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帝国主义式的价值输出，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非帝国，也没有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至于其它一些东西，即不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中国影响，如不胫而走在世界上流传的孙子、墨子、孔孟、毛泽东（如其“游击战”、“三个世界”等理论与实践）等中国思想，从主体的方向看，指的并不是一种经常的、大量的、持续的外交政策行为，而是潜移默化的、从客体选择的角度看的中国影响。

但是，以前中国在全球价值体系中极其有限的记录，并不是中国现在和未来不输出价值的根据、理由和借口。鸦片战争后直到变成“世界工厂”，中国也不是商品“贸易大国”，而是被叫做“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典型，但如今已是“世界贸易大国”了。所以，若未来中国成为价值输出大国，请不要吃惊，因为那样很自然，是水到渠成的逻辑。

世界价值体系和世界价值市场

长期以来，在这个被叫做“西方的时代”、“美国的世纪”，“西方价值”变成了“普遍价值”，即世界价值体系的全部。今天，面对西方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西方价值垄断全球价值、西方价值等同于全球价值看做是西方的价值霸权。

西方价值只是全球价值，即世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全球价值的全部，不能忽视世界其他部分的社会、民族、文明、国家和一个个的个人的价值。由中文、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大语种”，以及众多的“小语种”表达的其他人类价值，却被严重和故意地忽略了。人口上占世界体系的多数的非西方却以人口上占世界体系的少数的西方的价值为依归，这本身是不符合西方一直主张、赞扬和推广的民主价值的，是世界不正常的最大表现之一。非西方世界的人们，也不必对自己的价值无意识、无信心而导致无价值（或者所谓“价值中立”、在对外关系中不强调价值问题，没有“价值外交”）：突然意识到长期的自我认为的“文明”居然原来是西方眼中的“野蛮”，于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除了接受西方价值为自己的价值，脱胎换骨，开始“文明化”，别无选择。

那么，什么是中国价值？

中国是多样的、复杂的中国，有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中国；有古代的、近（现）代的、当代的中国；有部分、被动全球化的中国和比较全面、主动全球化的中国，也就是说，一个被全球化的中国和一个可能去全球化整个世界的中国。

可惜的是，中国“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若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夸大。忽略者看到的中国，是一个被大大简化的、想象中的中国，而夸大者看到的中国，则把一些非本质、非关键的差异，看做是中国的根本矛盾。

在认识“中国价值”这个问题上，也要基于对中国的多样性、历史性和复杂性的理解。中国价值同样是多元和多样的。假如中国价值是单一的，那么，首先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现实以及可能的趋势。

中国价值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至少是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系，自然有其特质、特性而产生出的价值。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故意贬低殖民地的文明价值，而被殖民者因为被“洗脑”或者自卑，也附和殖民者说，自己原来的文明不是文明，只不过是一些文化的碎片。

任何文明体系不是由单一价值构成的。与中国的传统价值并存的是现代价值，现代价值中，自西方引进的但被普遍“内化”的民主、自由、人权、发展等也是中国价值，换句话说，中国价值与其他价值是相互分享的。

不得不看到，如此巨大而长期存在的一种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类型的政治共同体，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在分配所得平均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的非地域性的差异和多样性，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一个似乎清楚也似乎不清楚其“转型”的方向的中国内部的差异和多样性就更加突出了，所以，中国本身更代表着价值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最大的价值输出和输入逆差

我认定、划分和归纳了三类中国价值：

一、起源于历史、传统、一直被传承到现在的价值。这类价值并非仅仅是孔子和儒学所能概括的中国价值，也包括了其他大量的中国价值。只有孔子，中国价值就太单一、单调、枯燥了。

二、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度量标准的一系列价值也引进了中国。这个引进过程已经上百年了，逐渐“内化”成为中国价值的一部分。最近被“内化”的西方价值，包括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和过程在中国的发生，西方也不敢在世界上大力吹嘘，西方价值代表“普遍价值”了。

三、由于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条件和当代中国过程（如此众多的“劳动力优势”在如此广袤却相对狭小的空间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加以组合利用，如此悠久的历史文明却不断地被外来势力冲击、解构、重构，甚至同化）而产生出来的价值，这些价值可能很难认定，但确实存在：中国的“现代性”的经验、方式、教训，即面对和解决“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困境、无奈、挑战、危机的方式和方法。

上述三类东西，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其他民族、文明、社会，也是价值体系或者无价之价值体系。

如果不存在中国价值，也就谈不上输出中国价值，这如同一个不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经济体，根本谈不上出口商品和服务。

既然中国存在着价值体系，从逻辑上讲，就存在着输出中国价值的可能。但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过去30年或者甚至过去100年，中国居然在全球价值市场上没有占据地位呢？甚至，中国与全球价值输出市场无关，却与价值输入市场有关？中国一方面几乎出奇地毫无价值出口，另一方面则，事实上接收了大量的西方价值进口，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价值输出和输入“逆差”。

中国不输出价值是历史的错误和误会。这个缺陷，导致世界价值体系西方价值泛滥和独大。这种局面也是一种全球失衡。

西方价值局限和中国价值优势

西方一直认为其在价值上是具有优势和优越的。确实，如果把一种发源和生产与地球某个角落，然后通过贸易、殖民、生活方式、战争、外交等重重工具和机制，“投射”到全球，然后，说西方价值是普遍价值和全球价值，则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但是，实际上，如上所述，如同其他价值，西方价值也是存在局限性的。

中国价值的一部分，其本源本来是极其关怀全人类的，尽管随着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的狭隘的民族国家价值也一样产生，但中国一直存在着最高境界、最高格局的价值，即超越了族群价值的狭隘型的普遍价值。这一情况在过去的国家建设中已经体现出来。只是，这个价值需要在未来更大范围，即全球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检验和证实。

以全人类为关怀对象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特殊价值。当代的跨越国界的一些全球运动，如“国际红十字会”、“医生无国界”等也都是以全人类为关怀对象的。但是，中国价值与这些世界性宗教、社会与和平运动有所不同，却是世俗的、多元的、宽容的，并不因为信不信某个人物的思想而作为排他性的标准。所以，在这方面的中国价值完全是包容开放的。这正符合21世纪人类的多元共存现实。

未来要建设和输出的中国价值

未来的中国价值生产和输出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最高格局（层次）的价值，即完全可以成为对全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贡献和补充的价值；一种是具体的解决全球挑战、问题、危机的方案。

前一类中国价值包括：

“全球治理”的“世界大同”价值。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其中之一正应该是“世界大同”学派。世界大同是许多中国人一直追求的价值。这一点与一些欧美先贤倡导的“世界政府”思想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若能真正在当代身体力行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对全球的真正贡献。可惜，目前只是一些人呼吁和提倡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人类继续“征服”、毁灭大自然。

民主。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对人类普遍价值中最为重要的价值———民主的丰富和贡献。

关于后一类价值，包括：

知识价值。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从英国首相、美国财政部长到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都惊呼，现有知识体系（“教科书”），没有解决金融危机的答案！我觉得这是吐出了真言。我们面对着和将要继续面对着一个危机的世界。如何解决这些危机？中国人不能继续等着西方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而要靠建设中国的自主的知识体系、生产西方等知识体系没有的解决问题的价值。

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方案将成为当下的世界最为珍视的价值。

（庞中英：国际政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