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到，《易经》所影响中国文化的一些思维方式，像天人合一的观念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说法当然立刻引起研究《易经》学者们的反驳，认为杨先生对《易经》有些误解。姑且不论《易经》是否真的要为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负责，不同文化传统的思维重点或价值取向不同，引导大家对外在世界有着不同面向的关注，这一点其实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是 “人”，因此人生追求的目标是要透过个人内心道德的修为，达到 “内圣外王” 的境界。在天人合一的想法中，天其实代表的是宇宙真实的本体，人是属于宇宙的一部份。中国人认为天不是一个与人对立的客体，而是己经内化成为 “我”的一部份。自然带给人的是心灵的愉悦与器物的应用，探寻自然变化背后运作的原理或是抽象理念的推敲都是与“内圣外王” 的终极价值无关的雕虫小技。

    但相反地，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外在世界永远是个被发现、描述与探索的客体。希腊人对于“碓定性”莫明的迷恋，产出了无数纯理的推演、辩驳。这亇希腊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二千多年前欧几里得的 “几何原本”可说是集希腊文化中理性传统之大成，书中所呈现对逻辑推理严谨的要求，拿到今天来看还是会让我们叹为观止的！

    因此从希腊文化引导出西方近代的科学发展，其背后有一个严格演绎的思维传统。这种纯理的思维传统不受东方文明的亲睐，进而延缓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要进一步讨论科学在中国未来该如何发展，从东西文化演变的差异，是否意谓着我们必须首先扬弃东方的传统，然后完全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方向，接受西方科学的价值规范，从头学起才有成功的可能？

    科学是我们对客观世界一种有系统的探索。虽然现代科学研究己经发展成大规模企业经营的形态，缺少充裕的人力与金钱往往是难以得到突破性的成果。但是除了看得见的数字之外，科学不也还是一种比赛创造力的心智活动吗？而创造力的源头是 “他的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的支持意识”(引用自林毓生的“中国人文的重建”一文)。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孕育了这亇民族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偏好，是会影响到他们科学发展的缓急。但是知识流通的快速已经整个改变了现代社会的面貌。当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时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多元面向和严谨的科学分析并非全然相斥，反是可以结合而相得益彰的。对熟悉科学研究的心路历程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描述比得上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对我们来说，科学也许原本是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但这不表示我们就不懂得欣赏或是精通现代科学的发展。从杨振宁、李政道到李远哲的成长过程来看，他们在适当的境环中都可以在科学上取得卓越的成就。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心灵成长过的程中，究竟是提供了他们创造力背后那股不可明言的支持意识，还是真的是亇碍路的石头，必须除之而后快？从许多回顾性的文字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出前者的可能为高。

    因此如果企望科学未来能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并且开花结果，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能够超越西方科学主流价值的想法。如果一味地只以为能在 Science 或Nature 上发表的结果才是好的科学，以现有国内的客观条件与欧美相此，我们恐怕永无出头的一天。好在科学的进展不全然只有硬碰硬的角力，复杂的自然世界永远存在着从不同面向切入的可能，我们也永远有机会挖掘出对客观世界新的认知。从这个角度看来，优质的文化传统应该是我们发展科学独特的资产而非负债。以深厚的文传统为基础，重新拾回对自己发展科学的信心；以更开放的胸怀，鼓励冒险创新的尝试，在中国建立一个有文化特色的科学传统不应该是一个幻想，而是一种可能性！

                    （周成功系台湾长庚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