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在列强面前塑造“开明”形象，以求免除慈禧政府被推翻的命运，1901年清廷颁布了变法上谕。承上谕旨意，1902年，清廷启动了教育领域的近代化改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开端，历史教育改革走在教育近代化改革的最前端，掀起了一场“史界革命”——在这场历史教育近代化改革的过程中，最值得后世深思的是：官方与民间呈现出了巨大的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官方：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宣扬“本朝列圣德政”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史称“壬寅学制”。按照主流史学的定义——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制，“意味着中国实行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始。”
次年，清廷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按主流史学的定义，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一场教育近代化改革，由此正式启动。
●总章程：“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是两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总章程。历史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
小学9年，每年都设有中国历史。中学5年，历史列入必修科目——第一年讲中国史，每周3钟点，第二年讲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每周2钟点；第三年讲中国本朝史及亚洲各国史，每周2钟点，第四、五年讲东西洋各国史，每周2钟点。
历史教育在整个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说得非常明白：
“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共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厘定学堂章程折》）
换言之，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知识”、“艺能”为主。
稍后，清廷成立学部，继续深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1906年，学部拿出一份《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明确阐明新教育的宗旨，并由政府颁示全国各级教育机关切实推行。此项宗旨包括二类五条：
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二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学部认为，前二条乃“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这五条十字的宗旨，仍然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
●分章程：“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使学生知晓本朝“列圣德泽之深厚”
1904年，清廷又正式颁布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分章程，对修身、格致、历史、地理等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关于历史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如此规定：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历史宜悬历代帝王统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能自记。”
此外，《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
《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
“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民间：史界革命之目的，在于打造一个“民族主义新中国”
与清廷着手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大略同步，晚清民间知识分子也掀起了一场历史启蒙教育运动。但与官方历史教育所强调的“多讲本朝仁政”不同，这场民间历史启蒙教育运动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诉求——打造一个“民族主义中国”以及运动“排满”革命。
●梁启超：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这场民间历史启蒙运动，是从质疑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历史”开始的。在一个历史文献如此发达，历史编纂传统如此悠久的国家，出现这种质疑，本就是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事情——譬如梁启超的质疑：“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所谓“兹学之盛如彼”，指的是历史文献之发达与史学编纂传统之悠久；所谓“其现象如此”，则是“国民散漫不团结”、“国家衰落不进化”。
梁氏的质疑包含了三层意思：1、史学是国民爱国心的源泉，是欧洲民族主义国家强盛进步的极重要的动力；2、任何国家只要有真正地史学，即可实现国民团结，国家进步；3、为什么素以史学发达著称的中国，国民却如此蒙昧、国家却如此衰弱呢？
梁氏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数千年来，从没有真正的“历史”。按梁氏的描述，中国之旧史：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英雄的舞台，舍英雄之外再无历史；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变成了一项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的无聊工作；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汗牛充栋的史书，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史学非但不能开启民智，反成“耗民智之具”。
这种中国“无史”的论断，有其特殊的思想背景，即“民族主义救中国”。梁启超曾说过：“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数十年外患丛生与数十年学习西方，终于让晚清知识分子了解到：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中国必须向“民族主义中国”转型。正如《浙江潮》杂志1903年一篇文章所说：“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余一《民族主义论》）
而要打造一个“民族主义新中国”，其当务之急就是改造史学，给国民灌输新的历史教育——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改造史学：要为国民写史，写大众之史
梁启超1902年以一篇《新史学》掀起了晚清“史界革命”的序幕。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史学？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有助于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是个本质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历史”的定义：什么样的记录和描述，才算真正的“历史”？
梁启超的回答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碟；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也是在1902年的夏天，章太炎致信梁启超，提到了自己编写《中国通史》的打算，章氏说：“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上海的《新世界学报》1902年刊发了学者陈黻宸、马叙伦等人的多篇文章，既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亦谈及打造新史学应从何处着手——这些文章说：西方史籍，对民事的记载非常详细。西方史书“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而中国的旧史书，自班固、范晔以下，不过是一家一氏之谱牒而已（马叙伦《史学总论》）。如何改革史学？“史者，民之史也”，历史应以人民为主体，反映人民生活的经历。
学者邓实也在1902年撰文，批判中国三千年来竟无一卷契合“历史真精神”的历史著作，“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所以，中国旧史仅可称作帝王之历史，“舍帝王以外，无日月；舍帝王以外，无风云。其所传威名彪炳之将帅，则攀附帝王者也；其所纪功烈懿铄之元勋，则奔走帝王者也；其所谓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则帝王下走之舆台也、帝王弭笔之文士也。”邓实喟叹：“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真正的“历史”该记载什么？邓实说：“舍人群不能成历史”，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民史”，应该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应该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人群之事功”。因为这些“英雄”，这些“事功”，背后所系，是民众的群体利益，而非君主的个人私利。
实践“改造史学”者更是大有人在。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姑且不论，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亦写了一本《中国历史》。在序言中，曾氏认为：历代史家只知道“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崇拜千百奇妖魔鬼，以奴隶神明贵冑之无量数美男儿；汇积累累串珠之墓志铭，而垄断国民活动荣耀的大历史”，大骂传统史学教育阻碍中国文明的进步：“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天子谱系和将帅互砍垄断了传统历史，“社会文明史”和“国民进步史”都化为乌有，曾氏激愤地说道：如此“老死不睹光天化日”的黑暗国度，“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谈有中国历史乎！”
曾氏对自己这本改造国人历史观的著作寄托了很高的期望：“《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
●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一大批“民族英雄”横空出世
彻底推翻旧史学的价值取向，重建适合“民族主义新中国”的新史学价值体系，显然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但救亡迫在眉睫，又容不得慢条斯理的学术改造。如此，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本堆里，哪一种历史叙述最能契合“民族主义救中国”这一救亡策，最易于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就成了梁启超、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1909年《中华新报》所刊登的一篇题为《最近精神教育刍议》的文章，可以视作对上述问题最标准的回答。这是一篇特别强调要重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长文。作者在文中说：今日中国的教育，乃是“救亡之教育，国民之教育”，其宗旨应该是“唤起共同之感情”，“唤起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心”。而如何唤起这种感情和责任心呢？文章说：人们特别是儿童的心理，都爱听“英雄之传记”，因为他的精神“足以刺百世下人之脑筋”，“英雄生平之为人，其古谊忠肝，实足引起青年界之崇拜心、效法心”，“外国之英雄，是间接的唤起青年感情者”，“本国之英雄，是直接以唤起青年感情者”。作者发出热切的呼吁，希望学界“急以英雄好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 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传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激发和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爱国精神。
这种“英雄好模范”，在梁启超、章太炎们的语境里，被称作“民族英雄”——唯阐发“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最能激发国人的“民族情感”，最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的捷径。在这方面，梁启超可谓用功最勤者。1902年前后，先后撰成张骞、班超、赵武灵王、郑和等人的小传；1904年，又采集春秋战国一直到汉初这段时间中，“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后世子孙模范者”，凡七十八人，“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编纂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作为学校的教科书。
清廷官方的历史教育宗旨，既以“忠孝”为本，自然毫无变传统中国为“民族主义新中国”的迹象；但梁启超等民间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史界革命”，不仅仅是要用“民族主义”摧毁传统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且还要直接摧毁满清政权。
1903年，湖南留日同乡会所办的《游学译编》杂志刊发了一篇讨论教育方针的文章。文章直截了当地说道：“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着，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着。”
这个所谓的“异民族”，在当年的语境里，即是当政的“满洲”。梁启超晚年虽然倡导“大民族主义”，反对排满，但在1903年前后，也同样认为打造“民族主义新中国”与“排满革命”是一件一致的事情——“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呜呼！今之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黄帝之子孙也；奏章诏谕所称为列祖列宗、讴歌而颂扬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而爱之？…..是中国所以终亡也夫！”
“史界革命”、“排满革命”与“民族主义新中国”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三位一体”，其直接结果，是催生出了一大批的中国古代“民族英雄”。
第一个获得“民族英雄”璀璨光环的，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903年，《湖北学生界》率先刊载《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一文，极力宣扬岳飞抗御金人的“精忠报国”。作者说：凡民族国家者，其历史上必有一全族推尊之绝大人物，如俄国之有彼得大帝、法国之有拿破仑、日本之有丰臣秀吉，……以此律之中国，则必推岳飞为第一人。作者还说，近世一般人谈论民族主义，多溯源到17世纪的荷兰，殊不知中国早于荷兰四、五百年，就已经有了一位“轰轰烈烈，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至死不变，宗尚民族主义之一绝大伟人”，这一伟人就是岳飞。最后，作者认为：国人若要礼敬崇拜世界民族主义之巨人，则应该先礼敬崇拜“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的“中国数千年民族主义第一人”的岳飞。尤其是在这种“茫茫黄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舆图”被异种之人盘踞之际，顶礼膜拜岳飞这位“嗜杀异种如命之伟人”，更是不可须臾稍缓的当务之急。
继岳飞之后，续登“民族英雄”宝座的，是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文天祥。1903至1904年间，《新白话报》刊出一篇题为《文天祥》的传记小说。作者在小说中于反复申言文天祥所率将士，“都一个个抱着一团爱国、爱种、排外的热心”，“要拼着这几万颗头颅，恢复汉土”，并呼吁国人效法文天祥及其麾下部卒的爱种之心，投入反满革命的行列。1904年《觉民》杂志又刊载《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一文，誉之为“首竖义旗、攘斥胡虏，九死不屈、为种流血”的大豪杰。作者说：南宋之亡，非亡一姓，实亡汉种，乃国人震于杀戮之淫威，不辨华夷，甘作顺民。唯有文天祥，怀着一颗“如火如焚之爱种热心”，“挥长戈、张义旗，欲报祖宗之大仇，雄心勃勃，有杀尽胡元之概”。作者强调，文天祥所彰显的，正是“人心赖以不死、神州赖以不陆沉”的“种族魂、自由血”，今日之汉族爱国志士如能取法文天祥之伟大典型，身体力行，“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
岳飞、文天祥而下，晚明大量的反清志士也被纳入了“民族英雄”的范畴。而传诵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则莫过于史可法与郑成功二人。
1903年，《江苏》杂志刊登《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文章将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说道：“史可法者，文天祥也。文天祥之死，非为赵氏死也，为尔民族死也；史可法之死，非为朱氏死，为尔民族死也。”史可法乃是汉族“种魂”的象征：“可法一身乃与我汉种之存亡绝续相维系，有可法，汉种为有机体；无可法，汉种为登场傀儡”；史可法死后，汉族沦亡，民族志节日益卑下，不思自振，“士大夫病骨一掬，女态娉婷”，“卑汉尊满，以谄胡人”，乃至以满族之史为国史，汉族本有之光荣历史全遭扭曲，沦丧尽净。作者大声疾呼，号召国人发扬史可法“为种流血”之民族气节，恢复汉族本有的历史记忆。
郑成功成为“民族英雄”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因其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在日本的通俗戏剧与民间记忆里，往往被描述成一位扬威异域的日本英雄，日本人“虎山先生”撰有《读郑成功传》一文，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编刊物《汉声》转载，文章说：郑成功虽为日本平妓所产，“平妓虽贱，亦我神国中之一人耳”， 秉持大和民族“一点灵淑之气”，故而“雄峙如此”，倘若当年的日本政府答应郑成功的请援，出兵十万助之，则中国此时恐怕和朝鲜、琉球一般已经是日本之藩臣了。《汉声》的编辑在这篇文章的案语里说道：“亡国人不忍卒读”。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190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郑成功的描述，在数量和分量上要远远超过其他“民族英雄”。1903年，《浙江潮》分期连载署名匪石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一文。文章说，中国数千年来，国民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以至于数千年之历史，成了一部“至秽、至恶之历史”，幸而在明末清初，中国本部尽为异族所据之时，有“民族英雄”郑成功横空出世。同年，《江苏》杂志也发表柳亚子所撰写的《郑成功传》一文。柳氏认为，中国二千余年以来，绝无“民族精神”可言，更无“民族英雄”，如果一定要说有，则“非我绝代佳人郑成功而谁属哉！”文章还说，郑成功起兵抗清，乃是“日夜谋保种保国之政策”，不能得志于江南，神州沦陷，才辟地海隅，占据台湾，以之为“汉族最后之居留地”，郑成功死后，台湾入清，“海外新中国”落入异族之手，自此以后，汉族沦胥，“沉沉睡狮，一卧不醒”，至于今日。
郑成功之后，继之扛起“民族英雄”大旗的，是洪秀全。1902年，孙中山嘱咐刘成禺搜集资料，为太平天国编史，以“发扬先烈，用昭信史”； 1904年，刘成禺编成《太平天国战史》一书，孙中山亲自撰写序文一篇，赞扬该书“扬皇汉之武功”，充分显示“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并要求“洪门诸君子”人手一编。
至此，上起岳飞，下至文天祥，一份完整的中国“民族英雄谱系”宣告完成。1906年，革命党官方刊物《民报》第五期卷首，同时刊出明太祖、洪秀全与孙中山等三人的肖像，并称之曰：“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至此，革命、排满、历史三位一体。而在官方语境里，岳飞和文天祥们乃是“忠烈名臣”的典范，是朝廷遣官致祭的对象；即便是一度给清廷带来巨大现实困扰的郑成功，一旦事过境迁，也成了宣扬“君臣之义”的正面教材——1874年，清廷在台湾建立“延平郡王祠”，赐谥郑成功“忠节”。同样的历史人物，民间与官方在历史认知上，首次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巨大鸿沟。这种鸿沟会带来什么，历史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结束语
《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一文作者虽认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传统中国并非“民族国家”，史可法更未必有“民族主义”之意识。自然，更难以想象岳飞、郑成功们会了解“中华民族”的涵义，但“民族主义伟人”、“民族英雄”的桂冠，在1900年的中国，是非戴在他们头上的——虽然“名不符实”——因为“非民族主义不能救中国”。
于是乎，晚清官方宣扬“本朝列圣德政”的历史教育被彻底淹没在了民间“史界革命”的大潮中的同时，近代中国的救亡路径，也悄然地拐向了“民族主义”——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打出了两条民族主义洋溢的条幅：“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1935年，中共穷蹙陕北一隅，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号召而打开局面；1937年，国共两党清明共祭黄帝陵，以示民族大义、团结抗日，毛泽东所撰写的祭文如此说道：“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沦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