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们所讲的许多真理和价值观念，比如孝顺、爱国、爱人等，都与我们的语言文化很有关联，这些都需要领悟，需要通过具体的过程来理解。然而当讲西方语言的人用逻辑和经验来试图表述和论证这些观念时，便会遇到困难。

●还有许多类似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英文词汇，在西方语境中原本都是很好的褒义词、中性词，可是当它们被翻译引入了中国文化以后，却产生了歧义，甚至原词意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对话者：

梁燕城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博士。曾先后任香港浸会学院（现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加拿大卑斯大学（UBC）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并担任加拿大西三一大学（TWU）教职以及中国内地数所大学的客座教授。1993年在加拿大创办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并出任院长，该中心为加拿大政府国际发展委员会（CIDA）唯一拨款支持的华人研究机构。梁燕城博士还是在加拿大出版的《文化中国》学术季刊主编，同时也是香港《信报》和加拿大《明报》专栏作家，美加四大城市中文电台时事评论员。代表作有《寻访东西哲学境界》、《中国哲学重构》、《文化中国蓄势待发》等。

桑宜川

    澳大利亚梅铎大学(Murdoch University)语言哲学博士，师从著名语言哲学家、德国学者贺思特·鲁索夫(Horst Ruthrof)教授，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近年来主要从事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工作，现为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以及曼尼托巴大学（Manitoba University）《世界文学》杂志国际编辑。近期策划并主编中国语言文化“误读”系列丛书，其中《误读的语言》、《误读的哲学》、《误读的历史》、《误读的民俗》、《误读的宗教》、《误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将陆续出版发行。

 
                      1、语言符号体系不同造成翻译的“缺项”

     梁燕城（以下简称“梁”）：就语言的共同性而言，人类是会使用语言的，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在于人类会使用语言。这曾经引起过很有趣的讨论。柏拉图曾说过，人类是一种没有羽毛的、用两条腿走路的生物。这就像是一只被拔掉了毛的鸡，是仅从外在来定义人的属性，不完全准确。如果从内在来定义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理性这一点我们是看不见的，比较抽象，也较难理解。因此我们说从外在和内在来定义人，都会产生一些问题。中国的孟子讲过人性是善的，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当人类看到痛苦时会产生恻隐之心，这也是仅从内在来定义人。我觉得比较客观的视角和方法是将人看成一种会使用符号的生物，卡西罗也曾这样讲过，符号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神话的符号，另一种是语言的符号。语言符号是客观的，因为是写出来的符号，人类通过语言来表达心里所想的东西。在远古时代，文字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人类便使用符号来表达狩猎活动。现代人生活中的各种符号，比如厕所门上的符号，表达了关联的意义。所以说，符号是客观的，但是其指代的意义是内在的。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是因为他能够运用符号。

    桑宜川：（以下简称“桑”）确实如此，事实上动物的智慧还远未到达人类能理解意义这一理性层面，自然更无从谈起对语言符号的正确解读。汉字从甲骨文、篆书、隶书等演变为楷书，虽然字型由方到圆，笔画由繁到简，表音的成分越来越重，但在根本上依旧是表义文字。这就要求设立新词时必须考虑表义的因素。莎士比亚说过：“玫瑰即使换了另一个名称，依旧如此芬芳。”语言符号一旦约定俗成，就和事物本身的属性相联系。

    两种语言确实存在差异，但那是指在约定之前的情况。在约定之前，拼音文字符号与其所指之间关系是非常任意的。比如说人们可以用Chicken和Cat来描述鸡和猫，只需要同一语言圈里的成员能理解即可。再比如袋鼠，据说18世纪英国一个探险家初到澳大利亚，看见这样一种动物很是惊讶，问那里的土著居民：“这是什么？”土著回答到：“Kangaroo”，于是这个单词就成为“袋鼠”的英文名称。可是Kangaroo难道真的就是这种动物的称谓？我在澳洲留学生活过多年，知道Kangaroo在澳大利亚土著语里表示“我不知道”。可是这已经约定俗成了，日语也音译为 “カンガルー”，而在中文则创造了“袋鼠”这一表意词汇，指代这一特定的动物。

    梁：是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使用语言。语言文字建立了一个抽象的意义思维系统，然后人通过语言网络来看待和理解周围的世界。正如你所说的，在各种语言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字会慢慢地影响文化，同时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语言文字。当我们在使用中文时，中文的语言系统会影响我们的思维，但是当我们使用英文和其他西方语言时，思维方法却是不完全相同的，这一点很有趣。

    西方的语言文字系统比较严谨，比如希腊文，很讲究语法和逻辑性。希腊文里的Logos就是中文的逻辑。然而在中文语言系统里似乎没有逻辑性这种思维。中文是用具体的语言来表达特定的形象思维。中文是形象性的表意语言文字，这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的具体思维和表达方式。我们所讲的许多真理和价值观念，比如孝顺、爱国、爱人等，都与我们的语言文化很有关联，这些都需要领悟，需要通过具体的过程来理解。然而当讲西方语言的人用逻辑和经验来试图表述和论证这些观念时，便会遇到困难。这就使得中国和西方对真理观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国的真理观比较具体化，而西方则是从比较抽象的角度来加以论证。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表达艺术、伦理、道德等方面较强，西方的语言文字在表达科学、数学等方面较强。

    桑：英文里的几个词汇，如Logos、Mythos、Piety等，如果从词源学寻根，可知原本由古希腊文演变而来，都是一些很古雅的词汇。在东方和中国文化里也能找到较为接近其意义的对应词。但是中国文化里的“道”、“神话”、“孝悌”等的语意与这些对应词的语意在文化上有着细微或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西文化之不同源。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道”与西方文化里的Logos（逻各斯）在语意指代上有相近之处，目前在某些学术翻译中亦常用作替代词，但二者并非语意对等。如果加上必要的注释，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词意的内涵与外延，以免误读之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神话”一词，其本身所表达的语意，由于几千年来受到佛、道、儒这三种宗教或曰伦理学说的影响，也与西方文化里的Mythos在释意上有所不同，不完全对等。至于中国的“孝悌”与西方的Piety分别根植于自身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家庭伦理范式，所传达的语意也不尽相同。

    历史上，中西语言学均是在非常相似的初始条件下开始起步的。最初的语言学工作都是文本注释性的，最初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都是由语言和现实的复杂关系而引起的。然而，相同的使命和目的并没有导致相似的结果。在中国和在西方形成了两种几无共同之处的语言学传统，对语言提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分析模式。这是由于中西语言学是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从对语言现象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开始的。中国语言学传统的取向不同于西方语言学，它更着眼于对语言符号体系的整体把握。这个取向提供了创立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话语范式。也正因为此，中西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和伦理概念中，存在着大量的词语从翻译学和释意学角度至今仍无法找到恰当的对等词。这一现象被称为语意上的文化缺项（Cultural Absence）或曰阙如。即便选用某一个比较接近其词意的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词汇作为替代，也只能“牵强附会”，很难做到“传神”。

                                2、“各译”与“误读”

  梁：这就叫做“各译”，即早期佛教传入中国之际，译经者利用道家学说的固有词汇来翻译佛教经典的一种方法。

    桑：从景教传入中国伊始就使用了这种译法，近代史上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耶酥会士们也采用了这种译法，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母语文化和基督教义能更好地被读者接受。几千年的历史走到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审视中西语言文化变迁的过程，细细品味那厚重的语言文化大书，仍然会发现有许多我们对西方语言文化误读的领域，甚至涉及不少重要命题，比如说西方的哲学概念Eclecticism （“折衷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庸之道”（Doctrine of the Mean） 在语意上虽然有着相同之处，但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彼此根植的文化基础不同。西方的Eclecticism一词，源自于古希腊文，其词意本身凝聚着早期古希腊罗马时代辩证法 （Dialectics）和语言哲学的精髓，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笛卡尔和西塞罗等无数先哲治学的方法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褒义词。中国学者钱钟书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对Eclecticism这一源自于古希腊文的词汇也有正面的、肯定的诠释。然而，当它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大陆，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文化语境和文本中，其词意被完全颠覆了，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对于这一词汇始终被误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许多类似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英文词汇，在西方语境中原本都是很好的褒义词、中性词，可是当它们被翻译引入了中国文化以后，却产生了歧义，甚至原词意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这些误译或曰误读的例子，今天仍然可以从中国大陆非常权威的《英汉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出版物中找到出处。简单地说，这就是中西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差异而凸现的负面结果。

    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诸多跨文化因素。从深层结构上讲，文化中的语言和语言中的文化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翻译中损失的意义有时不是由于译者对中文话语内容的掌握不够，精通两种语言的译者仍会遇到两种语言内在的语义学组织的歧义性障碍，甚至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而不能达至满意的翻译。比如，在中国大陆官方正式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和“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等的英文版本中，我注意到不少十分有趣的误译之处。这里仅举一个有关“文化”被误译的典型例子，在“毛选”和“语录”英文版本里都可见毛的原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被误译成“An army without culture is a dull-witted army，and a dull-witted army cannot defeat the enemy”。请注意这个句子里的汉语关键词“文化”被生吞活剥地译成了英语中的“Culture”，中英文里的文化（Culture）一词从表面看在语意上似乎是很接近的，但是在具体的语境和文境中却相去甚远。在英文里，Culture和Civilization（“文明”）的词意比较接近，较多体现西方社会人文历史诸方面的进步；然而在中文语境里“文化”一词则多指代艺术、教育和智识，其语意内涵与英文里的Culture不完全对等。

    这里再试举一例，在“毛选”和“红宝书”里，“宣传”这一词语大量存在，我注意到在英文版里大多被翻译成Propaganda，而非兼有褒义词和中性词词意的Publicity。从各种权威版本的英汉大词典里查询，Propaganda确实被注释为中文的“宣传”或“宣传报道”等意思，看似无误，然稍加深究，却发现了误译的大问题。研究西方的现当代历史，可知自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术语中，Propaganda早已蜕变为一个贬义词，是政客们操控媒体报道、玩弄舆论于股掌之间的代名词。然而至今各种权威版本的英汉大词典对此并无恰当注释，以至于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千千万万。

    这种误读情形目前还在延续着，不能不说令人遗憾。类似的误译词语在毛著作外文版和现当代中国官方外文出版物里至今仍然能看到不少。至于“毛选”里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误译和误读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在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毛选”第2卷第32页里，将毛的论文《反对自由主义》中通篇出现30多次的“自由主义”一词，几乎全误译成Liberalism。可参见如下句子：“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在那残酷的斗争年代所蕴涵的负面语意。英文读者在阅读到毛著作里这样的语句时，用西方Liberalism的语意逻辑推理中国的“自由主义”一词的涵义，想必是不知所云、难以理解，惊讶一位中国伟人何出此荒唐之言。因为在西方文化里，Liberalism如同前面谈及的 Eclecticism（折衷主义）一词，均源自古希腊文，其词意本身凝聚着早期古希腊罗马时代辩证法和语言哲学的精髓。随着历史的演变，在现当代西方社会里，Liberalism 仍然是人们所倡导和崇尚的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联以及两种不同的语言在文化碰撞时的境遇。其实，对于那些合格的译者或原文地区的读者来说，在译文中理解任何一种源语言的原初意义细节时并无困难，因为目标语言已相当于源语言的一套临时建立的相应实用记号系统。然而，对于那些不熟悉源语言的读者，目标语言（译文）就变为不充分的甚至部分歪曲的信息载体。或者更准确说，当所译文字属于中国哲理文本时，所涉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伦理学话语含有复杂丰富的修辞学机制时，上述源语言中的意义损耗就会十分显著。

                     3、 中西之“道”与翻译中的“名实之辩”

    梁：关于“道”和Logos，我也写过论文探讨二者异同。Logos最初是希腊哲学里的一个命题，指代变化中的平衡，中间是一个和谐点。中国哲学里的“道”原意与西方的Logos不同，其原本的意思是“走路”，后来却演变成一个宇宙性的原理。

    桑：对中国易经文化里所谈到的“道”和古希腊哲学里的Logos（逻各斯）做进一步的深究，可知有一定的规律和方向可寻。中国近代在解读、翻译和引进西方学术的过程中，对其基本概念或术语往往采取译词重于借词的方法，从而引发中西学术思想转换中的“名实之辩”。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语言哲学研究的过程。一般来说，“人有我有”就得比较，从比较中找到双方的共性作为共同的标准，应避免在价值判断上以一方剪裁另一方。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取长补短、促进交流、共同发展。对于“人有我无”的东西，要么舍弃，要么“拿来”。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人有我无”的宝贵东西实在太多了，中国学者唯有奉行 “拿来主义”，才能为我所用——不管是器物、思想、理论，还是某种学科。但是，所有“拿来”的东西都有一个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而加以融通的再造过程，即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自然也始终存在着一个合理性的问题。

    在汉语中，“逻各斯”是一个借字（音译），源出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Logos。“逻各斯”的意思主要有三层，即规律、本体和本源。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相当于“逻各斯”的范畴就是“道”。儒、释、道三家都讲 “道”，宋明理学也讲“道”，中国哲学之“道”主要也是指规律、本体和本源三义。虽然中国哲学中没有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事实上存在着中国的“道中心主义”。中国学者最初在翻译Logos时没有使用译词“道”，然而当年法国汉学家雷缪萨（Rémusat）就曾用“逻各斯”（Logos）翻译中国哲学中的 “道”。黑格尔认为这种译法“是很不明确的”，因为随着希伯来思想的侵入，希腊原初的“逻各斯”秉赋了宗教的意蕴，成为一种宇宙精神、宇宙理性或 “圣子”，与“奴斯”（nous）相当，这是“逻各斯”比“道”显得较为复杂的一面。但如果我们细究老庄之道、宋尹之道和秦汉后的道教之“道”，“道”的宗教意味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中国的“道”常常也被解释为“物”，这正是黑格尔所极力贬斥的。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乃是“本体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意指研究器物形体之上或之后的终极本体的学问。《易经》中写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体，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超验与经验二元世界区分的思想。中国人不仅区分了二元世界，而且有二元对立统一的思想以及“一与多”的思想，如《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表述。道家的智慧是围绕着那个作为宇宙终极意义的“道”发散出来的，而“道”的基本属性是实有性、运动性和自然性。

    所谓实有性，是说道虽然超形绝象、不可感知，但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即使将其称之为“无”、“无名”，它也“无所不在”。所谓运动性，是说道作为天地万物的原初者和发动者，它“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在推动事物变化时表现出相反相成的矛盾状态和返本复初的循环运动的规律性。所谓自然性，是说道演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完全以其自性、自因和自身所具有的力能为向度，它生养万物而不私有，成就万事而不持功，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其本身即内含在各种具体存在者之中。

    道家建构道论的实质，不在于像西方早期哲学那样提出一套自然哲学体系，也不在于像中国儒、墨诸家那样为社会、政治和人生作一番技术性设计，而在于从道生万物的循环不已的大化流行中获得一种功能性体会，从而为觉解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提供一种深沉的生存智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意味着“道”涉及的是超名言之域；它作为理论的抽象而非经验的存在，不能由实证手段所把握，只能由哲学智慧所参透。

                        4、 挖掘智慧是各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共生点

    梁：其实，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哲学）之“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桑：人们只知道日本人西周氏在1837年首创“哲学”一词翻译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义理之学”，而不知早在数百年前，西方人便认定中国的“义理之学”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如16世纪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学者利玛窦就把孔子的道德学说译成Philosophy。另一位传教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其1638年完成的《大中国志》一书中也提到了《易经》和孔子及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20年后，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尔蒂尼（卫匡国）在欧洲出版了汉学名著《中国上古史》，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的本体，所以“易学”就是Philosophy。17世纪，柏应理写了一本对欧洲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书，即《中国哲学家孔子》，笛卡尔学派的马勒伯朗士撰写了一篇《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他们都使用了Philosophy来指称中国的“易学”和朱熹“理学”。

    至于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更是对中国的Philosophy赞不绝口，莱布尼茨说：“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在约三千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以前。”可见，早在16世纪，西方人就“发现”了中国哲学，这早于日本人西周氏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近300年。无论是16世纪的利玛窦把中国的“易学”翻译成Philosophy，还是19世纪的西周氏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都说明在中国的确存在着Philosophy这一基本事实。

    Philosophy在两个文化系统中不可能完全等同，必然表现出个性化的差异，但就其一般的本质属性来说则没有什么不同。为了避免“惑于以名而乱实”或“惑于以实而乱名”，今人在讨论哲学史上的问题时，应该标以“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以示区别。“哲学” 作为古希腊文中由“爱”（Philos）和“智慧”（Sophos）二字所组成的词语，自从它作为一门学问起，就担负着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功能。仅就道家哲学来说，它是一种对人类生存怎样进行终极关怀的学说，在本质上所提供的是一种生存智慧。而在现代化、全球化不断发出挑战的今天，中国哲学怎样才能走向世界的问题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人们也由此作出过各种探索和设计。在我看来，把挖掘东西方及世界各国哲学的智慧作为哲学走向世界的共生点，应属于一种明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道家哲学的智慧和特点，不仅有助于开掘包括儒、道、释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的智慧，而且也有助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