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一书。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封面折页上写道——“这可能是中国人最需要的一本书”。

该书一出版，即引起相当大的关注。2010年6月，人民出版社举办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人除了人民出版社的主要领导，还有来自新闻出版总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专家学者，好不热闹。

从二十世纪初的国民性大批判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思维模式批判，在中国人的自我检讨方面也算历史的“一大进步了”。那么，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顾名思义，这是一本探讨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的书。作者经过论证后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概念模糊，混乱而僵化的传统思维模式。

令人忍俊不禁的论证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作者的论证正是建立在封建、专制这类模糊的概念、混乱而僵化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基础之上的。然后作者糊里糊涂地就得出了中国继承的主要文化是流氓文化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也是相对于西方的“绅士风度”说的），其逻辑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上面说：“大艺术家赵本山的小品为什么能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小品中反映出来的东西是我国社会上存在的经典流氓文化的心态，能引起众多的中国人的共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能继承下来的主要的文化。”（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09页。）

可怜的赵本山大叔！

我们还是从这本书的开头讲起。首先，作者归纳了有关中国落后根源的三种主要说法：

1、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

2、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

3、社会制度和体制问题。

在论证第一种说法不成立时，作者写道：“中外学者公认：人类发展进程依次需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西方以荷兰、英国、法国为先，西方几乎所有国家都只经过10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2000多年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近千年来还在倒退；直到西方的舰炮轰开国门，才开始有些变化。”（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6页。）

五阶段论是马克思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一点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特别是“中国2000多年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一说，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先生在《“封建”考论》一书中曾详加批驳（参阅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这里不再详述。

说到专制，更是西方中心论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现实完全不符。法国汉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在《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的政府，‘那里无法无天，个人独断独行’。但这个定义不如用于我们古代的君主制，而不宜用于康熙的帝国。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国帝王的权力受到官吏即‘曼达林’维护传统礼法的制约。”（谢和耐：《中国人的智慧》，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3页。）

然而所以这些西方中心论者按西是中非的僵化逻辑形成的模糊概念在楚渔先生那里都成了“公认”的东西，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出“中外学者公认”这类荒唐结论的。

楚渔先生有时显得过于无知

楚渔先生有时显得过于无知，比如他认为《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中“‘道’的概念太模糊且含义甚多”（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49页。），大道要修证，哪有概念什么是，非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之时，何谈大道！

由于楚渔先生对大道智慧（佛家的“般若”）一无所知，他便开始对中国传统的阴阳辩证思维大放厥词。理由很简单，它没有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这一形而上学方法作基础。楚渔先生写道：“显然我们古代的辩证思想后来走上了歪路和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是有关联的，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就是这样的：矛盾的双方达到平衡时，这就是和谐，这就是中庸。但矛盾的运动是绝对的，平衡总是暂时的，要调和矛盾的双方平衡也要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平衡本身也是动态的，平衡矛盾就是为了化解冲突，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把平衡视为静止的、不动的，没有张力的。这样，平衡就无法适应矛盾的发展，结果是平衡自身被打破了，而我们中国人为了平衡往往掩盖矛盾。结果蕴藏着更大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总是陷入混乱的原因。”（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52页。）

如果中国人视平衡是静止的，那么中医这门科学就不会出现；中国社会有如一个人的身体，有时会失衡陷入混乱，得总比西方持久的战争状态要好得多——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容易导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且已经导致巨大的社会危机和生态灾难的今天，楚渔先生还是看不到西方思维方式是落后的！（参阅拙著《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第216~221页。）

一位国学大师曾谦虚地说：“有人研究（指研究《易经》——笔者注）了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的所在多有，包括我在内，研究了大半辈子，还跟一个初学的人差不多。” 楚渔先生抓住这段话，开始信口开河：“我的天，搞子大半辈子都搞不明白的学问算什么科学……我们不少的文人其实狗屁学问都没有，即使有点知识，也没有学识，无非是从故纸堆里搜罗一些东西，故作深奥地解释一番，欺骗自己，吓唬别人。”（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55~56页。）

《易经》，特别是其中与内算相关的数理理论是极为复杂的，真要有大智慧，苦心孤诣地研究多年才行，笔者连深入都不敢。两千多年前，班固在写《汉书· 艺文志》时就感叹懂得数术的人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楚渔先生，我们至少要有两千多年前先贤的见识和气量。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否定，千万不可乱说话啊！

楚渔先生中西方中心论的毒太深，文化自虐倾向过于严重，甚至得出了“混乱而僵化的模糊思维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这样的结论，说中国只有经验技术，而无科学理论系统，所以中国：

有哲理——无哲学；

有测量——无几何学；

有名家——无逻辑学；

有美术——无美学；

有音乐——无乐理学；

有技术——无物理学；

有星象观测——无天文学；

有炼丹术——无化学

……

（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36页。）

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纯粹的胡说八道。

比如古代中国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更注重精确，是定量的，反而古希腊天文学和数学才是定性的，虽然毕达哥拉斯已有了数学知识，但其缺乏处理十以上一般数字的知识和计算方法。直到明朝末年，在科技领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当时我们对西方新知的汲取也几乎与西方的创新同步。只有满清入关后，那种自由的科学传统才被限制在了宫廷之中，成为皇室的玩物！

再以名家为例。世界上有三大逻辑体系，楚渔先生大加赞叹的西方形式逻辑更适用于相地简单的事物，中国名学对于社会治理更重要，而印度因明则对修行十分重要。三大逻辑体系是互补的，怎能说中国有名家，而没有西方逻辑学是因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问题？事实上，如果楚渔先生真得懂得了名学，他就不会写出这本书了，因为他的书中有太多必然引起思维混乱的“鄙名”（《刘子·鄙名第十七》）和“伪名”（《中论·考伪第十一》）——名学早已成为绝学，我们不能苛求于楚渔先生！

中国学术体系与西方学术体系不同。常常不是以概念为中心，而是以问题为中心，这集中体现为数学上的《九章算术》范式，和西方的《欧几里得几何》范式，二者是互补的，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但在概念问题上也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模糊（用楚渔先生的话说：“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科技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吾淳（吾敬东）教授写道：“希腊的概念系统是沿种属方向发展的，而中国则是沿划分方向发展的。孔子虽未就仁的本质含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但却对其内涵作了细密的探究（注：据统计，《论语》一书中记述孔子使用仁字有109次）。又公孙龙之‘白马非马’理论，其中对概念内涵的分析是非常精细的（注：公孙龙讲：‘白马者，马与白也，黄黑马不可致’。又讲：‘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还讲：‘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孙龙首先关注的就是概念的差异性。马的内涵就是马，它是命形的。而白马的内涵则不仅仅是马，它除了命形还有命色）。”（吾敬东：《中国传统思维笼统说辨》，载《孔子研究》2001年02期。）

据说楚渔先生好探险，但学术上的探险一定要遵从我们先贤的几句话，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文章千古事，可不能信口开合，那样会误导很多人。

还是用事实说话

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有太多常识性错误，逻辑过于混乱，所以笔者竟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作更深入的批驳，好在楚渔先生在该书“后记”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我们特别不希望用模糊的抽象的语言来评论本书，因为这些话语有可能放在哪本书里都适用，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这对正确的批评于事无补，等于什么都没说；因而，我们希望对本书的批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88页。）

干脆，我们就用具体事实反驳楚渔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模糊的错误结论吧！

吾淳教授曾在他的《古代中国科学范型》一书中专门辟“中国传统思维笼统说辨”一章（本章与前面引用过的《孔子研究》2001年02期上的《中国传统思维笼统说辨》一文有很多不同之处——笔者注。），他所说的“混沌”“笼统”就是楚渔先生所说的“模糊”，细读两位先生的文章，就能知道笔者并没有偷换概念。开篇，吾淳就写道：“多年来，学术界始终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或说法：中国传统思维是整体和综合性的，因而也是混沌的或笼统的。这种看法或说法的传染力之强如流感一般。人们往往不加考订即随处搬用。其实，这种看法或说法是可被证伪的。”（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 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301页。）

然后，作者论述了这种错误观点的起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特别是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二是与古代西方即希腊某些领域的思维相比较，主要是哲学与逻辑学领域。吾淳教授指出：“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以上方式作比较时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以西方思维为中心或作为唯一标准范式的泥沼。显然，这是在比较活动的规范性上出了问题。应当看到，思维不同于任何一门具体知识，它是极其宽泛的。思维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日常生活到高深思想可以说无所不包。并且，各个民族对于思维的开掘深度或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往往是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可以说，那种满足于泛泛而谈，不加深入考究的‘学术’本身倒是非常笼统的。”（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 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303页。）

这段话似乎是专对楚渔先生说的！

接着，吾淳教授从生物学与农学、天文学与数学、地理学、制作技术等方面证伪。我们这里仅举出天文学方面的部分内容：“测算与演算形式出现了，这使得古代中国思维步入了量化的阶段。回归年长度的测定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自春秋后期天文学家得到365.25日的回归年长度值起，以后这一数值不断得到修订。到公元1199年，南宋杨忠辅在《统天历》中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正是近四百年后（1582年）欧洲格里历，也即现今世界通用公历中的回归年数值。相比之下，欧洲直到公元前46年才开始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5的儒略历，但已比中国晚了数百年。并且，这一数值沿用了一千五百多年不曾变化，这与中国不断精益求精的努力形成鲜明对照。”（吾淳：《古代中国科学范型》， 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306页。）

除了自然科学方面，吾淳教授还用社会与人文的事例批驳了中国传统思想模糊的论点，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他的《中国传统思维笼统说辨》一文（载《孔子研究》 2001年02期。）

楚渔先生希望以教育手段改造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认为这是“我们教育的头等大事”（参阅《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第七章）。我想，在改造我们那些无辜的孩子之前，还是先改造一下楚渔先生自己吧……

楚渔先生曾断言：“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仍然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35页）我们也不希望楚渔先生这样模模糊糊地走下去，希望他能摆脱过去一百多年来加在中国知识界头上的、欧洲中心论的精神枷锁，学会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

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