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礼、乐”并举。可是，两千多年来儒学家者们谈“礼”的多，谈“乐”的少。越是在后来，孔子的“乐教”思想几乎被人们遗忘。故当今复兴儒学，仅为孔子“礼教”部分，鲜有谈孔子“乐教”者。

    已故当代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曾提出孔学应走“哲学化”、“宗教化”、“乐学化”的承传道路。不用说，孔学的“哲学化”、“宗教化”已有了很长的历史，唯其“乐学化”还是空白。

    虽然儒学的“乐学化”为贺麟先生提出。但是，笔者认为，儒学“乐学化”的历史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儒学的创立者孔子本人。因为孔子本人是搞音乐出身，他在创立儒家学派之前所从事的“儒事”，就是对去世的人音乐送葬。创立儒家学派后，孔子最重视的是当时社会的礼乐建设。如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就是说，社会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和音乐，刑法也会错乱，老百姓则手足无措，不知什能干，什么不能干了。即孔子认为礼乐是人的行为向导。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一切思想言论，都是围绕社会礼乐问题而提出的。从他批评当时社会的“礼乐崩坏”，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是包括社会音乐建设这一领域的。

    孔子除重视“礼”（社会制度）外，为何还那么重视音乐？我们认为其原因是，作为圣人的孔子，知道音乐对人的心性有很大的影响力。社会音乐会影响到大众心理和社会风气，所以音乐建设就是对人的心性建设。因此，知道音乐利害关系的孔子，就必然会重视社会音乐建设的重要性。如《吕氏春秋》说：“肥肉厚酒是烂肠之食，……郑卫之音是伐性之斧”。也说明不好的音乐可以使人的心性变坏的道理。

    而将儒学“乐学化”（包括“社会音乐建设”）上升为理论并进行了系统阐述的，则可追溯到《礼记》中的《乐记》篇。该篇文献为多篇先秦音乐论述编纂而成，其中包括子夏和孔子本人的音乐言论。因此，《乐经》轶失后，笔者认为应将《乐记》看成指导儒家乐教理论的圭臬。

    《乐记》开篇就揭示了音乐与人的心理的关系：“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接着对音乐与心理、物理、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论述后便立即提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的观点。这就是说，音乐虽然产生于人心，但又反过来对人心产生影响。那么，产生于邪恶之心的音乐就必然会给人引向邪恶。因此，《乐记》针对不好的音乐对社会的危害时指出：“……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并且直指当时的新潮音乐说道：“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乐者，通伦理者也”。所以坏音乐对人们的伦理道德会起破坏作用，故为“乱世之音”。

    《乐记》对音乐建设的观点是：“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是说，音乐不应是仅仅为满足人们像口腹之需那样的感官需要而作，还应担负起教化和引导人们回归到人性正道上来的社会责任。如“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

    《乐记》还对多种音乐对人心理的多方面影响作了详尽分析，如：“……志微、瞧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并指出：“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所以，并不是说社会遍地歌舞就是好现象，还得看看是什么歌风。为此，《乐记》指出：“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大乐与天地同和”等等。这就把音乐的功能与天地大自然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孔子作为圣人，不会没有这方面的先见之明。据笔者研究，孔子的思想来源于他的“天道观”，正因为音乐有着形而上的天道来源，孔子则以“替天行道”为己任。所以，音乐源于天道是孔子如此重视社会音乐建设的原因。

    然而，音乐源于“天道”并不是孔子这位中国圣哲的臆想，它有着与科学的不谋而合，这可以从开普勒的天文学三定律说起。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是17世纪德国的著名天文学家。1618年，开普勒发现了他的著名定律——第三定律，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这条定律证明：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周期的平方，与该行星距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我们知道，开普勒在天文学上一共发现了三条著名定律，解决了过去计算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诸多难题。是人类天文学史上的三块里程碑，而“第三定律”，又是三块里程碑中最重要的一块。牛顿后来又在开普勒“第三定律”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可是，现在人们多只知道开普勒的三定律，却很少有人知道或提起他的三定律是如何发现的。尤其是“第三定律”的发现，其灵感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天文学，而是来自音乐。

    原来，开普勒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文学家，同时，对音乐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在对天文学和音乐的研究中，总觉得这两种在一般人看来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关系。他反复计算行星的近日点和远日点运动的速度及其比例关系，结果发现，地球和水星、木星、火星、金星以及土星等行星的运动量都是有节奏的。后来他就像研究有节奏的音乐一样来研究将这些行星的运动规律。经过长期探索，开普勒终于发现，这些行星的运动规律遵循着音乐的和声学规律，并与和声学原理惊人的一致。他把这些行星的音乐主调写了出来，又按和声学原理求出如上所述的平方和立方的比例关系，结果，他的天文学“第三定律”就这样神奇的诞生了。

    开普勒不仅从音乐研究中发现了他的“第三定律”，他还甘脆的说，行星运动本身就是一支乐曲或一首歌。后来，他还坚信“宇宙是和谐的”，他认为宇宙就像一篇多声部乐章，各声部的音符有它们各自运动的轨道，但各规道的运动在它们彼此之间又始终是和谐的。于是，“宇宙和谐”成了他的终生信念。

    无独偶的是，执“宇宙和谐”观的不仅是开普勒，在开普勒之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Mikolaj Kopernik）也有类似的观念。哥白尼说他在“日心说”研究中，指引他前进的，与其说是想获得比“地心说”更准确的轨道计算，不如说是希望能揭示出宇宙的“完美形式”。这里，宇宙的“完美形式”与“宇宙和谐”其实是等义的。

    我们知道，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但是，笔者认为“仁”只是贯穿孔子学说核心主轴的始端，而这根主轴的终端就是“和”（“和谐”），这在整部《论语》中几乎都可看到。而“和”也正是音乐所追求的完美形式。所以，孔子如此重视乐教。可是，中国现在由模仿现代西方音乐而产生的所谓的“通俗音乐”，几乎都是以不和谐来显示其旋律特点的。遗憾的是，时下的音乐专家们大都乐此不疲，而国学专家们又不能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严重后果。

作者简介：

    李沅，湖南人，1955年出生于教师家庭，自幼跟母亲学习绘画和音乐，后又师从湖南美术出版社著名画家郦渊先生专攻油画。十四岁时随父母下放农村务农十年。后来做过中专美术教师、国家级杂志美术编辑和《中国佛教文化》编辑部主任。作品多次参加县、地、省级美展，国画《顾毓琇像》被南京大学收藏（另有作品多幅被日本、马来西亚私人收藏）。1989年为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作油画肖像；1996年与中央美术学院一博士发起创建了北京西八间房画家村，村民多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全国各省市高校和文化部门在中央美院进修的教师和美术干部等，李沅被推为村长，直到2000年3月西八间房拆迁为止。

除美术外，李沅还酷爱哲学、作曲和写作，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攻佛教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写作方面，李沅发表文章多篇外，还著有《佛教原义新明解》，并主编《安身立命之道——为学与为人》该书由朱镕基提写书名，张岱年、郭道晖（朱镕基入党介绍人）任顾问。

十年前，李沅辞去工作，闭门不出专事研究孔子音乐思想和著书立说，同时不遗余力把《四书五经》（《四书》部分）的一些章句用接近古雅的旋律谱成歌曲（“儒歌”），即不仅希望为儒学开创“乐学化”道路，填补儒学“乐学化”的历史空白。还希望以“儒歌” 古雅的旋律形式与“通俗音乐”均分一份空间，以还原音乐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