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王霸术明确主张静因无为，反对强力竞争。认为拥有一个强大、作为文明榜样的政治重心（中）才能一统天下，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它是中国古典政治学“建中立极”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延展。所以西方主流战略思维内政外交截然两分，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国家竞争为中心，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多元共存为目标；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国内政教为基础。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习西方战略理论是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但我们不能丢掉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盲从西方。有些中国学者表面上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中心，实际已落入西方战略思维的逻辑陷阱不能自拔。思想上自毁长城极其危险——这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战略专家必须警醒的！

战略思维方式是处理国际关系及制定竞争战略的理论、价值基础，是国际斗争策略的内在逻辑，战略定力的支点。

对于西方主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实力竞争为基础的均势理论，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耳熟能详。他们还密切跟踪从意识形态到金融领域的竞争，文化战、金融战、舆论战、软实力、巧实力……这些词汇常常出没在各类媒体上。

对于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原因、战略思想，以及战略思想背后的战略思维方式，却鲜有人研究。一些人满足于作西方战略思想的俘虏，甚至不屑于听到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的名称——王霸术，多元共存，维持世界和平的方略。

王霸术认为拥有一个强大、作为文明榜样的政治重心（中）才能一统天下，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它是中国古典政治学“建中立极”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延展。所以西方主流战略思维内政外交截然两分，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国家竞争为中心，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多元共存天下和谐为目标；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国内政教为基础。

王霸术明确主张静因无为，反对强力竞争。遵从先国内而后国外的原则，对外交结盟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强调首先要处理好自身内部事务，将国家打造成牢不可破的金刚堡垒，把握历史机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克敌制胜，方能一平天下。《淮南子·诠言训》指出，即使身为圣贤，若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王天下，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汤、武贤能而残暴的，汤、武倒是遇上桀、纣的暴政才称王。所以圣王必须等待机遇——机遇指遇到时机能牢牢把握住，这不是靠智力所能追求到的。“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

所以，正确的战略首先要坚持守中，自立自强，而非掠夺他国。《淮南子·诠言训》总结道：“外交而为援（援，外部援助——笔者注），事大（事大，事奉大国——笔者注）而为安，不若内治而待时。”“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待敌之可夺也。”

因为王霸术超越了西方战略思维方式的零和博弈，注重“不可胜”“不可夺”的保民、养民政策，包容天下，因时而动，使之成为“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超级战略，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老子·第六十六章》一言以蔽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对于“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王霸术特点，我们分述如下：

一、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国家竞争为中心，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多元共存为目标

首先我们要清楚两对重要概念：国家与天下、王道与霸道。

夏商周三代是统一于王权（盟主）、由众多诸侯国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在先秦观念中，国常常指诸侯国。比如《史记·陈涉世家》记楚人陈胜、吴广的话：“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里的国，就是指楚国。“死国”指为复兴楚国而死，其国号“张楚”，意为“张大楚国”。

《史记·陈涉世家》：“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这里的“天下”，既包括山东六国，又包括秦国，是当时中国版图内所有国家的总和。所以古人指称今日中国之地为“天下”。

当然古人没有现代国家边界观念，他们说的天下，除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区，还包括当时已知的人类居住区域——华夏是天下的主体和中心。

与西方近代均势理论不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不是以大国霸权的争夺为目标，而是以整个天下的和谐秩序（礼）为目标。

四千多年来，帝尧都是中国人的榜样。《尚书·尧典》开篇讲到尧的伟大功绩，他不仅有明察四方的智慧，而且做事敬业节俭，为人宽容温和。能实践德行，广布恩泽，实现了家庭和睦、百官各尽其职、万国和合，天下太平。 文中说：“（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族姓，百官之宗族——笔者注）。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后世天下为公，服务人民，实现普世和平成为中国人的重要精神追求——这与近代西方排他性的公民、民族国家观念迥异。《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第一》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擅，独自享用——笔者注）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孔子谈到夏以前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时，说那是一个废私立公，舍己为人的世界，政府要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从扶助弱势群体，到婚姻工作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礼运》记孔子言：大道流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大家的，选拔贤能之人当政，相互讲究信用，建立和睦关系。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还要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年人得到抚养，鳏寡孤独者及残疾人得到保障，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藏于身边，竭尽其力却不必为自己。因此阴谋诡计不会兴起，没有人偷窃作乱，所以大门不用关闭，这就叫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天下人利益为出发点，以普世和平为目标，中国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陷入幼稚的、被民族国家和宗教信仰反复撕裂的世界主义。因为中国人践行王霸术，以王畿为重心，依托四方的伯（霸），维系天下的普遍秩序。当中央不能维系普遍秩序时，强大的霸国有责任出面，以武力恢复秩序，重现天下太平，这就是霸道。东汉学者应劭回顾夏代霸国（夏伯）昆吾氏、商代霸国（商伯）大彭氏、豕韦氏的历史后说：“王道废而霸业兴”。（《风俗通义·卷一皇霸·五伯》）

由此可见，中国的霸道不同于西方世界为谋求竞争优势实行的霸权主义，它是次一等的王道，是对王道的补充，所以孔子认同霸道。他多次赞叹辅佐齐桓公存亡国继绝世、恢复多元共存天下秩序的管仲，说若不是管仲，恐怕自己也要成为夷狄，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根据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国家经学辩论撰集而成的《白虎通义》，代表东汉政府的基本观念。其中论及霸道时指出，五霸为维系政治秩序，率领诸侯朝见天子，修正天下的教化，复兴中国，攘除夷狄，所以称之为霸。霸就是伯，行使方伯的职权，召集诸侯朝见天子，使之不失臣下的职责，维护天下和平统一，所以圣人赞成五霸。“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与，赞许——笔者注）之。”（《白虎通义·卷二·号》）

不难看出，“霸道”在先秦是褒义的。商鞅劝秦孝公以霸道，仍屡言王道，不忘王天下的远景，他告诉秦孝公只有统一教化，统一思想，让民众与国家同心同德，才能最终王天下，平天下。他说：“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抟，集聚——笔者注）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商君书·农战第三》）战国大争时代，商鞅所说的“教”主要指重农重战的耕战思想。

只是从《孟子》开始，学人才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仁政、王道。经过宋明理学的宣扬，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国运以及中国文化的面貌。当强敌环伺的时候，空谈仁政，王道，不仅迂腐，简直是自废武功引颈受戮！

二、西方主流战略思维内政外交截然两分，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

王道用政治教化的榜样力量凝聚天下为一，霸道以信用将天下联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说文解字》释“王”，强调王是天下人向往、服从的对象。为何？因为王道合乎天道、地道、人道，贯通为一，真正与天下同利。天道者，静因无为；地道者，养育万物；人道者，慈爱（仁）智慧（义）。文中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荀子·王霸第十一》指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历史上习惯于将商汤、周武王以百里之地取得天下作为王道的典范，其中虽有理想化成分，却道出了政治教化在中国古典战略思想中的重要意义。荀子论证说，臣民因道义敬仰君主，这是政治稳固的基础。政治基础稳固了，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了，天下就能平定。如果让天下显赫的诸侯真把道义贯彻到思想中，落实到法律制度上，体现在政务中，再强化以提拔、废黜、处死、赦免等手段，并始终如一。如此，其名声会如同太阳一样显扬，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商汤的亳邑、周武王的鄗京不过百里见方的领土，而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属，凡人迹所至没有不服从的，是因为他们遵循道义。“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綦，通“基”——笔者注）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箸，通“著”——笔者注）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荀子·王霸第十一》）

与王道相比较，霸道不以文教、政治服人之心，而是以实力、信誉服天下，服人以力。荀子论证说，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没有达到最佳的社会治理，没有健全礼仪制度，没有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使民众有劳有逸，重视储备，加强战备，君臣上下互相信任协作，因而天下就没人能抵挡他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五霸都处在偏僻落后的国家，其威势却震动天下，强盛危及中原各国，没有别的缘故，因为他们有信用啊。“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綦，通“极”——笔者注）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乡，通“向”——笔者注）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齺，音zōu，牙齿咬物时上下交切的样子，比喻上下相向——笔者注）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略，意为取——笔者注）信也。”（《荀子·王霸第十一》）

无论是王道服天下，还是霸道震天下，国内政治都是决定性的，内政决定了外事的特点和成败——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管子·大匡》直言：“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反观近代西方，国内行自由民主政治，国际行强权帝国主义，内外断为两截，多行损人利己的勾当，背离天道远矣。

《礼记·大学》指出天下和平源于格物，道法万物之自然，正确认识并利用自然万物之法则，经由修身、齐家、治国，达到平天下的境界。上面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中庸》中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与《大学》“八目”相类，不过更重视外在社会治理。文中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体，接纳——笔者注）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怀，安抚——笔者注）诸侯也。”

儒家重视普通人的社会教化，故将落脚点放在日常人伦礼义；黄老道家重视治国理政，所以更强调领袖提升心性修养，认识性命之本的重要性，其论证过程近似《礼记·大学》。黄老经典《淮南子·诠言训》：“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载，指物欲带来的精神负担——笔者注）。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

具体言之，修身主要包括弄清天命、修正内心、理顺好恶、调适情性四个方面，《淮南子·诠言训》：“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

三、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国内政教为基础

西方近代主流战略重视军事实力，以及由军事实力衍生的文化实力（软实力）、经济实力（巧实力）。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聚焦国内政治，强调要先行“必全之道”，不将外交结盟、竞争实力作为国家战略的重心。

《淮南子·诠言训》明确指出“（天下）不可以强胜也”，认为靠外交手段讨好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讨好别国，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态度谦卑说尽好话也未必能建立友好关系。即使签订条约、立誓结盟，说不定哪一天就毁约撕盟。如果放弃外交结盟的策略，一心一意于内政，充分挖掘土地潜力，积累国家财富，勉励人民不怕牺牲巩固城防，上下一心，教育团结广大民众拼死保卫社稷国家，那么想扬名也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利也不必去攻打难以战胜的强敌，这才是保全国家的最好方式。“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殚而欲厌；卑礼婉辞，则论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六两曰锱，十二两曰锤，锱锤代指很少的财物——笔者注）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斅（斅，通“效”——笔者注）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以后，为了谋求一国之私利，西方国际关系中充斥着非道德的欺诈权谋以及野蛮的武装暴力。这在西方霸权主义横行的近代已成常态，但在中国先贤的眼中却是灭亡之道。因为这类国家不讲礼义，不讲信用，唯利是图，掠夺成性。即使强大一时，也终将灭亡。荀子所谓“权谋立而亡”。

比如齐闵王时代、孟尝君任相的齐国。他们在强大的齐国柄政，不修明礼义，不把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不以此统一天下，而是将勾结拉拢别国，纵横外交作为要务。所以齐国强大时，南能攻破楚国，西能使秦国屈服，北能打败燕国，中能攻占宋国。可一旦燕国、赵国合起来进攻强齐，就摧枯拉朽，闵王身死国亡，蒙受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人谈起坏事，还要以齐国为前车之鉴。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礼义而专搞强权阴谋啊！《荀子·王霸第十一》：“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振，拔起；槁，枯木——笔者注）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戮，耻辱——笔者注），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反对将国家战略置于实力基础上，并非不注重实力，而是反对以强凌弱的霸凌行径。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王霸术以文明的榜样力量为基础，其战略力量是多元的。《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第一》指出“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因为与天下同利，方能天下归之，具体包括仁、德、义、道四大方面。与人共享天下财富就是仁，解民于倒悬就是德，与民同好恶就是义，为天下民众谋幸福就是道。做到以上四点，就能天下归心，赢得天下。文中说：“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管子·七法》谈到平天下的策略，包括四大方面，依次是治理好民众，治军有方，战胜敌国有理有节，匡正天下有步骤策略，即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其中为兵之数从武力恢复世界秩序（正天下）的角度，将战略力量分为八个方面，包括财富、技术、装备、选士、政教、训练、情报、机数。机数——把握战机和运用策略是制胜的关键。只有八个方面皆天下无敌，才能克敌制胜。文中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

进而言之，即使从军事实力角度，战略力量也超越军事本身，还包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内容。

过去500年的历史表明，以实力为基础的均势理论只能带来一时的稳定，无法维护持久的和平。因为地区强国为了谋求战略优势、削弱潜在对手（特别是实力处于第二位的国家），会蓄意挑起冲突和战乱。大国为了满足自己的战略野心，也会不断侵犯包括盟国在内的别国利益，最后均势理论只会沦为霸权主义的遮羞布。

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西方这一霸权战略理论进行深刻反思！

据说国画大师齐白石曾对弟子许麟庐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习了解别人的优点是对的，但对别人的做法东施效颦，照单全收，结果只会是迷失自我，葬送自我。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绘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

学习西方战略理论是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但我们不能丢掉中国主体战略思维，盲从西方。有些中国学者表面上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中心，实际已落入西方战略思维的逻辑陷阱不能自拔。思想上自毁长城极其危险——这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战略专家必须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