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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天下莫能与之争——复兴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王霸术 
作者:[翟玉忠] 来源:[作者惠赐] 2022-11-16

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王霸术明确主张静因无为,反对强力竞争。认为拥有一个强大、作为文明榜样的政治重心(中)才能一统天下,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它是中国古典政治学“建中立极”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延展。所以西方主流战略思维内政外交截然两分,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国家竞争为中心,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多元共存为目标;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国内政教为基础。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习西方战略理论是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但我们不能丢掉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盲从西方。有些中国学者表面上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中心,实际已落入西方战略思维的逻辑陷阱不能自拔。思想上自毁长城极其危险——这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战略专家必须警醒的!

战略思维方式是处理国际关系及制定竞争战略的理论、价值基础,是国际斗争策略的内在逻辑,战略定力的支点。

对于西方主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实力竞争为基础的均势理论,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耳熟能详。他们还密切跟踪从意识形态到金融领域的竞争,文化战、金融战、舆论战、软实力、巧实力……这些词汇常常出没在各类媒体上。

对于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原因、战略思想,以及战略思想背后的战略思维方式,却鲜有人研究。一些人满足于作西方战略思想的俘虏,甚至不屑于听到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的名称——王霸术,多元共存,维持世界和平的方略。

王霸术认为拥有一个强大、作为文明榜样的政治重心(中)才能一统天下,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它是中国古典政治学“建中立极”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延展。所以西方主流战略思维内政外交截然两分,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国家竞争为中心,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多元共存天下和谐为目标;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国内政教为基础。

王霸术明确主张静因无为,反对强力竞争。遵从先国内而后国外的原则,对外交结盟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强调首先要处理好自身内部事务,将国家打造成牢不可破的金刚堡垒,把握历史机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克敌制胜,方能一平天下。《淮南子·诠言训》指出,即使身为圣贤,若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王天下,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汤、武贤能而残暴的,汤、武倒是遇上桀、纣的暴政才称王。所以圣王必须等待机遇——机遇指遇到时机能牢牢把握住,这不是靠智力所能追求到的。“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

所以,正确的战略首先要坚持守中,自立自强,而非掠夺他国。《淮南子·诠言训》总结道:“外交而为援(援,外部援助——笔者注),事大(事大,事奉大国——笔者注)而为安,不若内治而待时。”“圣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无,则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则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治国者,先为不可夺,待敌之可夺也。”

因为王霸术超越了西方战略思维方式的零和博弈,注重“不可胜”“不可夺”的保民、养民政策,包容天下,因时而动,使之成为“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超级战略,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老子·第六十六章》一言以蔽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对于“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王霸术特点,我们分述如下:

一、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国家竞争为中心,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多元共存为目标

首先我们要清楚两对重要概念:国家与天下、王道与霸道。

夏商周三代是统一于王权(盟主)、由众多诸侯国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在先秦观念中,国常常指诸侯国。比如《史记·陈涉世家》记楚人陈胜、吴广的话:“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里的国,就是指楚国。“死国”指为复兴楚国而死,其国号“张楚”,意为“张大楚国”。

《史记·陈涉世家》:“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这里的“天下”,既包括山东六国,又包括秦国,是当时中国版图内所有国家的总和。所以古人指称今日中国之地为“天下”。

当然古人没有现代国家边界观念,他们说的天下,除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区,还包括当时已知的人类居住区域——华夏是天下的主体和中心。

与西方近代均势理论不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不是以大国霸权的争夺为目标,而是以整个天下的和谐秩序(礼)为目标。

四千多年来,帝尧都是中国人的榜样。《尚书·尧典》开篇讲到尧的伟大功绩,他不仅有明察四方的智慧,而且做事敬业节俭,为人宽容温和。能实践德行,广布恩泽,实现了家庭和睦、百官各尽其职、万国和合,天下太平。 文中说:“(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族姓,百官之宗族——笔者注)。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后世天下为公,服务人民,实现普世和平成为中国人的重要精神追求——这与近代西方排他性的公民、民族国家观念迥异。《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第一》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擅,独自享用——笔者注)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孔子谈到夏以前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时,说那是一个废私立公,舍己为人的世界,政府要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从扶助弱势群体,到婚姻工作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礼运》记孔子言:大道流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大家的,选拔贤能之人当政,相互讲究信用,建立和睦关系。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还要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年人得到抚养,鳏寡孤独者及残疾人得到保障,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藏于身边,竭尽其力却不必为自己。因此阴谋诡计不会兴起,没有人偷窃作乱,所以大门不用关闭,这就叫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天下人利益为出发点,以普世和平为目标,中国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陷入幼稚的、被民族国家和宗教信仰反复撕裂的世界主义。因为中国人践行王霸术,以王畿为重心,依托四方的伯(霸),维系天下的普遍秩序。当中央不能维系普遍秩序时,强大的霸国有责任出面,以武力恢复秩序,重现天下太平,这就是霸道。东汉学者应劭回顾夏代霸国(夏伯)昆吾氏、商代霸国(商伯)大彭氏、豕韦氏的历史后说:“王道废而霸业兴”。(《风俗通义·卷一皇霸·五伯》)

由此可见,中国的霸道不同于西方世界为谋求竞争优势实行的霸权主义,它是次一等的王道,是对王道的补充,所以孔子认同霸道。他多次赞叹辅佐齐桓公存亡国继绝世、恢复多元共存天下秩序的管仲,说若不是管仲,恐怕自己也要成为夷狄,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根据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国家经学辩论撰集而成的《白虎通义》,代表东汉政府的基本观念。其中论及霸道时指出,五霸为维系政治秩序,率领诸侯朝见天子,修正天下的教化,复兴中国,攘除夷狄,所以称之为霸。霸就是伯,行使方伯的职权,召集诸侯朝见天子,使之不失臣下的职责,维护天下和平统一,所以圣人赞成五霸。“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与,赞许——笔者注)之。”(《白虎通义·卷二·号》)

不难看出,“霸道”在先秦是褒义的。商鞅劝秦孝公以霸道,仍屡言王道,不忘王天下的远景,他告诉秦孝公只有统一教化,统一思想,让民众与国家同心同德,才能最终王天下,平天下。他说:“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抟,集聚——笔者注)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商君书·农战第三》)战国大争时代,商鞅所说的“教”主要指重农重战的耕战思想。

只是从《孟子》开始,学人才将王道与霸道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仁政、王道。经过宋明理学的宣扬,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国运以及中国文化的面貌。当强敌环伺的时候,空谈仁政,王道,不仅迂腐,简直是自废武功引颈受戮!

二、西方主流战略思维内政外交截然两分,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

王道用政治教化的榜样力量凝聚天下为一,霸道以信用将天下联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说文解字》释“王”,强调王是天下人向往、服从的对象。为何?因为王道合乎天道、地道、人道,贯通为一,真正与天下同利。天道者,静因无为;地道者,养育万物;人道者,慈爱(仁)智慧(义)。文中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荀子·王霸第十一》指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历史上习惯于将商汤、周武王以百里之地取得天下作为王道的典范,其中虽有理想化成分,却道出了政治教化在中国古典战略思想中的重要意义。荀子论证说,臣民因道义敬仰君主,这是政治稳固的基础。政治基础稳固了,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了,天下就能平定。如果让天下显赫的诸侯真把道义贯彻到思想中,落实到法律制度上,体现在政务中,再强化以提拔、废黜、处死、赦免等手段,并始终如一。如此,其名声会如同太阳一样显扬,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商汤的亳邑、周武王的鄗京不过百里见方的领土,而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属,凡人迹所至没有不服从的,是因为他们遵循道义。“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綦,通“基”——笔者注)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箸,通“著”——笔者注)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荀子·王霸第十一》)

与王道相比较,霸道不以文教、政治服人之心,而是以实力、信誉服天下,服人以力。荀子论证说,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没有达到最佳的社会治理,没有健全礼仪制度,没有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使民众有劳有逸,重视储备,加强战备,君臣上下互相信任协作,因而天下就没人能抵挡他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五霸都处在偏僻落后的国家,其威势却震动天下,强盛危及中原各国,没有别的缘故,因为他们有信用啊。“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綦,通“极”——笔者注)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乡,通“向”——笔者注)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齺,音zōu,牙齿咬物时上下交切的样子,比喻上下相向——笔者注)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略,意为取——笔者注)信也。”(《荀子·王霸第十一》)

无论是王道服天下,还是霸道震天下,国内政治都是决定性的,内政决定了外事的特点和成败——中国古典战略思维内政外交连续一贯,《管子·大匡》直言:“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反观近代西方,国内行自由民主政治,国际行强权帝国主义,内外断为两截,多行损人利己的勾当,背离天道远矣。

《礼记·大学》指出天下和平源于格物,道法万物之自然,正确认识并利用自然万物之法则,经由修身、齐家、治国,达到平天下的境界。上面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中庸》中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与《大学》“八目”相类,不过更重视外在社会治理。文中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体,接纳——笔者注)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怀,安抚——笔者注)诸侯也。”

儒家重视普通人的社会教化,故将落脚点放在日常人伦礼义;黄老道家重视治国理政,所以更强调领袖提升心性修养,认识性命之本的重要性,其论证过程近似《礼记·大学》。黄老经典《淮南子·诠言训》:“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载,指物欲带来的精神负担——笔者注)。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

具体言之,修身主要包括弄清天命、修正内心、理顺好恶、调适情性四个方面,《淮南子·诠言训》:“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以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

三、西方主流战略思维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中国古典战略思维以国内政教为基础

西方近代主流战略重视军事实力,以及由军事实力衍生的文化实力(软实力)、经济实力(巧实力)。而中国古典战略思维聚焦国内政治,强调要先行“必全之道”,不将外交结盟、竞争实力作为国家战略的重心。

《淮南子·诠言训》明确指出“(天下)不可以强胜也”,认为靠外交手段讨好别国,不是送去珍宝钱财,就是对人低三下四。用珍宝钱财讨好别国,将钱财耗尽也未必使人家的欲望得到满足;态度谦卑说尽好话也未必能建立友好关系。即使签订条约、立誓结盟,说不定哪一天就毁约撕盟。如果放弃外交结盟的策略,一心一意于内政,充分挖掘土地潜力,积累国家财富,勉励人民不怕牺牲巩固城防,上下一心,教育团结广大民众拼死保卫社稷国家,那么想扬名也不必去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想获利也不必去攻打难以战胜的强敌,这才是保全国家的最好方式。“凡事人者,非以宝币,必以卑辞。事以玉帛,则货殚而欲厌;卑礼婉辞,则论说而交不结;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虽割国之锱锤(六两曰锱,十二两曰锤,锱锤代指很少的财物——笔者注)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为全。若诚外释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与之守社稷,斅(斅,通“效”——笔者注)死而民弗离,则为名者不伐无罪,而为利者不攻难胜,此必全之道也。”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以后,为了谋求一国之私利,西方国际关系中充斥着非道德的欺诈权谋以及野蛮的武装暴力。这在西方霸权主义横行的近代已成常态,但在中国先贤的眼中却是灭亡之道。因为这类国家不讲礼义,不讲信用,唯利是图,掠夺成性。即使强大一时,也终将灭亡。荀子所谓“权谋立而亡”。

比如齐闵王时代、孟尝君任相的齐国。他们在强大的齐国柄政,不修明礼义,不把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不以此统一天下,而是将勾结拉拢别国,纵横外交作为要务。所以齐国强大时,南能攻破楚国,西能使秦国屈服,北能打败燕国,中能攻占宋国。可一旦燕国、赵国合起来进攻强齐,就摧枯拉朽,闵王身死国亡,蒙受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人谈起坏事,还要以齐国为前车之鉴。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礼义而专搞强权阴谋啊!《荀子·王霸第十一》:“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振,拔起;槁,枯木——笔者注)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戮,耻辱——笔者注),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理论反对将国家战略置于实力基础上,并非不注重实力,而是反对以强凌弱的霸凌行径。中国古典战略思想王霸术以文明的榜样力量为基础,其战略力量是多元的。《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第一》指出“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因为与天下同利,方能天下归之,具体包括仁、德、义、道四大方面。与人共享天下财富就是仁,解民于倒悬就是德,与民同好恶就是义,为天下民众谋幸福就是道。做到以上四点,就能天下归心,赢得天下。文中说:“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管子·七法》谈到平天下的策略,包括四大方面,依次是治理好民众,治军有方,战胜敌国有理有节,匡正天下有步骤策略,即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其中为兵之数从武力恢复世界秩序(正天下)的角度,将战略力量分为八个方面,包括财富、技术、装备、选士、政教、训练、情报、机数。机数——把握战机和运用策略是制胜的关键。只有八个方面皆天下无敌,才能克敌制胜。文中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

进而言之,即使从军事实力角度,战略力量也超越军事本身,还包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内容。

过去500年的历史表明,以实力为基础的均势理论只能带来一时的稳定,无法维护持久的和平。因为地区强国为了谋求战略优势、削弱潜在对手(特别是实力处于第二位的国家),会蓄意挑起冲突和战乱。大国为了满足自己的战略野心,也会不断侵犯包括盟国在内的别国利益,最后均势理论只会沦为霸权主义的遮羞布。

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西方这一霸权战略理论进行深刻反思!

据说国画大师齐白石曾对弟子许麟庐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习了解别人的优点是对的,但对别人的做法东施效颦,照单全收,结果只会是迷失自我,葬送自我。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绘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

学习西方战略理论是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但我们不能丢掉中国主体战略思维,盲从西方。有些中国学者表面上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中心,实际已落入西方战略思维的逻辑陷阱不能自拔。思想上自毁长城极其危险——这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战略专家必须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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