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目前旅居德国的魏争先生是一位出色的青年学者，德国大学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无疑使他比中国大多数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家更易于接近真理——这里的“真理”是指符合一个后发国家特点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魏争先生把外蒙——一个天然的“封闭系统”，距离它最近的出海口是1500公里之遥中国的天津港——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系统论和计算机仿真的研究方法阐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原文较长，笔者迫不及待地把魏争先生的“经济九条”单独罗列出来，其目的在于让国内诸多经济学人看到，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本身，它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支，而且是今天中国最流行又最不适用于中国实际的一支。
第一条：国家所发行的货币总量不应该由金银或外国货币所决定， 而应该由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所决定，但必须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供求关系与使用价值、虚拟资本与虚拟价值、社会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极端复杂的非线性动力系统而具备的复杂性。
对于“生产能力”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现实生产量而是生产能力。这意味着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应该总都是能够被出售出去从而始终保持工厂里的机器设备是满负荷运转，同时这也意味着货币供应量不应该过多而引起有可能产生巨大危害的经济泡沫、市场供应匮乏或十分容易降低社会稳定度的猛烈的通货膨胀。
当然，这样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使用各种经济工具来尽可能地达到在保持市场物价稳定的同时，以生产的发展来使得人民手中的货币量相应地得以增多并增加市场上消费品供应的数量、品种和质量，从而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逐渐改善或保持稳定。
对于“资源获取能力”这个概念，一方面则是说一个国家自身的资源储备，诸如俄罗斯或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资源获取能力当然相当强大。但是，对于蒙古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由于自己没有能力来制造采掘业所需要的设备，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来进行勘探开发这些矿藏，或者是由于错误的经济理论而导致政府向国际市场大量廉价抛售自己的资源，因此资源获取能力未必很强。对于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虽然其自身资源储备十分匮乏，但是由于这些国家能够以自己的强大的科技和工业力量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并加工成为高质量的产品来供应国际市场，因此这些国家的资源获取能力照样很强大。
对于“供求关系与使用价值”这个概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商人经常可以在蒙古地区使用2盒火柴来交换到一只质量很好的羊。这是由于当时由于战乱而导致来自中国内地的火柴供应十分匮乏，再加上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导致蒙古人传统上根本就没有商业意识，所以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垄断了类似的贸易，而蒙古地区又没有工业来制造火柴。因此，火柴的使用价值和供求关系使得火柴的价格在蒙古地区猛烈上升。同样地，在Friedman所谈的“钻石和水的价格问题”上，我认为还是应该从供求关系与使用价值上寻找答案——那些曾经在中国西北地区广袤沙漠中进行石油勘探的人都会告诉你，在沙漠中，一瓶矿泉水的价格是水资源供应充足的中国内地的30-40倍。
对于“虚拟资本”和“虚拟价值”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即使对西方的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仍然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虚拟价值的来源应该是信息，特别是不对称的信息。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方面，我认为至少存在有下列三种情况——信息的传输过程中所引入的噪声而引起的“错误的信息”，出于某种目的而人为造成的“虚假的信息”，由于信息的收集能力的限制或人为而造成的某种信息的存在或缺少——看看Enron公司或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上的IT泡沫就应该明白这一点。
虽然虚拟价值与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在很多领域之内，虚拟价值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西方人在超级市场中所购买的名牌家电/服装事实上很多都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OEM方式所制造的，但是生产这些家电/服装的中国企业以完全相同的原料和设备来制作出来的自己的品牌的产品的价格就低得多，很大程度上应该来自国际性的品牌所造成的虚拟价值。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蒙古地区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商人能够以5-10美圆的价格来购买到一头质量很好的牛。这是因为暴风雪即将来临，保持13世纪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蒙古牧民一般说来都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在严酷的冬天保住自己的牛。如果不设法尽快出售掉自己的牛，很有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牛群就将因为缺乏饲料和保暖的棚圈而死亡。因此，“暴风雪即将来临”这个信息在如此之低的牛的价格中所起到的作用，犹如“中东地区即将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条信息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起到的作用应该是一致的——都改变了商品的虚拟价值。
至于“社会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极端复杂的非线性动力系统而具备的复杂性”，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体系的规模十分极其巨大，复杂性十分高，而且又都是由人来进行决策和执行。类似的例子非常之多。这种“复杂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某种人所共有的那种对金钱的欲望。比如说，因为疯牛病，欧洲生产骤减，许多牛肉国际供应商纷纷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牛肉上。但是，在“疯牛病”席卷欧洲的日子里，中国牛肉出口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销量增了，但收入却少了，连屠宰用的牛源也难见踪影。原因是中国企业的价格战打乱了一切。国际市场上牛肉需求量大增，可中国牛肉不仅没水涨船高地涨价，反而大幅降价，连带着活牛的价格下降。随着牛源成了短缺资源，活牛价格又直线上升，中国牛肉加工企业的成本提高，牛肉出口商机带来的却是很多中国企业的亏损。
再比如说，中国的GDP近年来一直在大幅度地增长，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却在直线下降！原因何在？只需要看看这条传闻就足够了——在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忙于向房地产开发商抛售土地并从中收取大量的贿赂的时候，一个农村妇女在农田中归来后发现自己家的房屋被推土机铲平了，没有人给她半分钱的补偿。她试图向当地政府抗议，结果直接导致自己被人殴打，然后她试图向省政府提出自己的抗议，结果没有人理睬她。当她从省政府回家之后，又一次遭到了毒打并被割断了自己的脚筋，她没有去找当地的警察局，因为殴打她的人中间就有当地的警察。最后还是没有人给她半分钱的补偿，于是她只好作出了对她来说是“最优的选择”——用自己最后的积蓄来购买了一瓶农药……WELL，让那些高谈阔论“理性人”和“经济人”等概念并且大肆鼓吹中国需要更大的基尼系数的所谓著名中国经济学家们都下地狱去吧！
中国政府为了吸引资金而曾经出台过对某些行业来自海外资本的新注册企业可以享受三年免税待遇的优惠政策，结果直接导致很多中国投资者先将巨额中国资金先转移到加勒比海地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或开曼群岛成立一个空壳公司之后，再以外国资本的面目回到中国注册企业，三年后宣布破产，然后继续注册一个新的企业……
即便在西方，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也使得很多本能够使得很多工人享受更多的闲暇时光、工作得更轻松、生产效率也更高并且生产质量也更高的工业自动化技术居然遭到了工会的抵制，甚至是造成这样的一个两难局面-——要么是企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在国际市场上丧失自己的竞争力，要么是失业数量增多并最终诱发国内市场的人民购买力下降并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根本就不认为这完全就如同某些经济学家所言完全是工会与福利制度的错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鼓励企业尽可能地使用自动化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到更多的资源，同时政府设法利用通过普及自动化技术而产生的剩余人力资源和本国那雄厚的重工业基础来建立更多的工厂以制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就可以大大地增加总供给，接着政府再安排中央银行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创造出更大的国内市场并大大地提高总需求，并以数量上被大大增加了而且质量上也通过自动化技术而被大大地改善了的总供给为后盾，从而能够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然后就是适当地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第二条：巧妙地利用票证制度可以使货币同时呈现出几乎是任意多的不同的价值， 因此国家可以在紧急时刻充分地利用这一机制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然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同时还能够构筑起一道隐性关税防线。
这一条只需要作这样的说明，那就是在政府控制商业机构、垄断进出口贸易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有国际贸易商来试图绕过国有进出口贸易机构来通过低价倾销的方式来冲击本国的市场进而威胁本国的民族工业动摇本国的工业化进程，那么就通过票证来使得本国的民间突然出现大量的剩余货币来购买他所供应的商品，但是由于国际贸易商手中没有票证，所以他手中的货币的购买力是很弱的。外汇应该用来购买机器设备、购买在自己的工业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维持这些机器设备的运转所需要的备件，应该购买医药来供应蒙古本国的医疗机构，而不是购买那些自己已经有能力生产了的商品——最多买一些样品送到技术部门去进行逆向工程。如果说得更粗俗一些，此时中央银行就成了一个伪币制造厂，然后政府用票证和货币来维持一部分货币的真实购买力。
第三条：国家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几乎总是“赔本”的investor和一个几乎总是“赔本”的retailer。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设法维持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的完全竞争并尽可能地改善信息不对称，更只有如此才能够设法通过比较完全的竞争来间接地确定给投资者的“合理报酬”。
此外还有大型科研项目以及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的特点是投资大、周期长而且也没有什么直接经济效益，而且很多大型科研项目的风险也十分大，根本就不是普通的个体商人所能够承担得了的。
另外教育、公共保健、市政工程和军事也都需要巨大的投资，同时还有一些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项目，往往也都是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从财政上看，甚至是亏损的。最后一点，即便是亏损的国有企业，往往也比社会救济要更能够有效率地解决失业问题；B2B（Business to Business）性质的流通领域中的NPE（Non-Profit Enterprise）在执行货币供应功能时，根本就是以“赔本”为目的。
对类似于蒙古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依靠私人投资的力量很难筹集到足够的外汇来从实现工业化，更何况还必须修建很多需要大量投资却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教育、交通、通讯、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因此必须以政府为工业化和社会经济体系现代化进程的主体力量。
即便是蒙古的私人投资者，同样也需要政府为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一定的扶植和保护措施，在产业链没有完备之前还需要可靠的外汇来源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料和适度的本国货币供应量以创造国内市场。
第四条：作为investor，国家的投资总量应该主要由外贸情况所决定，所投资的具体项目应该由BEP（Break-Even-Point，盈亏平衡点）所决定。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必须通过外贸来获得外汇并购买机器设备来建立自己的企业。在这个时期我建议最好首先搞那些比较容易做到国产化能够起到进口替代作用的企业，以尽可能地减少进口。
由于很难保证自己的产品马上就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形成竞争力，因此暂时先以满足国内市场为准，毕竟内需其实是很容易制造出来的，所以就需要计算BEP。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则主要是设法有目的有计划地设法引进技术和资源---比如说德国虽然在机械加工和化工技术上领先但是在电子工业上却落后于日本，并引进适当的外国产品来促使国内市场上的完全竞争。
第五条：作为retailer, 至少在经济恢复的初期, 国家应该追求获取对国内产业部门的几乎全部产品的购买垄断能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政府力量为主导来促使工业化的完成是需要在初期利用剩余第一产业的产品和采掘业产品。
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在遭遇大型经济危机时期，仍然也需要采取类似的手段。
第六条：即便是一个小国, 在发展期间也应该追求生产体系的全面性而不是生产体系的先进性或规模，与规模相比，先进性往往更为重要。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为了满足本国的内需，先进性不太重要，JFK（肯尼迪）时代的美国人连集成电路都没有，但是生活水平照样很高。事实上，即便是3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今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所羡慕的。
如果单纯地为了改善生活水平，只需要首先搞好第一产业，然后来搞建筑业、食品工业、纺织品工业、以及生产日常用品的轻工业——这些东西所需要的投资其实都不大而且也比较容易见成效，最后再来设法自己生产家电和汽车就足够了。
规模也并不重要，因为国内市场事实上还是相当狭小的，而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又很难具有充分的竞争力。
“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上个世纪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即便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全面性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那些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才有可能尽可能地不依赖于外国货币与对外贸易。更重要的是，一旦拥有重工业体系，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构造经济爆炸。
第七条：国家的政治制度， 应该是以民主制度和开放社会作为目标, 在初期阶段, 似乎有必要实行某种具有专制色彩的民主制度，但是对信息的开放机制与共享机制应该将比这种所谓的专制色彩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由于政府必须在工业化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再加上工业化进程在一定时期内必将导致消费品的短缺，十分容易导致腐败，更何况很多被集中到私人手中的资本并没有成为生产性资本而成为奢侈性资本。因此，必须采取某种具有专制色彩的民主制度。事实上，自1900年以来，从来都没有哪个国家不经过强有力的政府作用而摆脱贫困成为工业化国家。
然而，对于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政府最后沦为一小撮人剥削人民并榨取他们的血汗的真真正正的专制资本主义。因此，对信息的开放机制和共享机制必须比所谓的专制特色起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的开放机制和共享机制来让人民明白，工业化进程中必将导致一段时期的生活水平下降，但是这种暂时的下降的目的则是为了最终为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同时让人民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力作出监督和自己的历史选择。
第八条：在国家的宏观领域能且只能是计划体制； 在微观领域也基本上都是计划体制， 所谓的市场体制仅仅只是一个中间层。
即便是在号称自由市场的美国，Greenspan也绝非是通过观察水晶球或利用随机数发生器(random-generator)来决定美国国债的利率，美国政府内部也照样有人通过对大量的统计数据的考察和计算来决定对欧洲的钢铁或中国的纺织品的进口配额。在这里我虽然所说的“宏观领域的计划体制”，意思是并不是政府必须照搬Stalin体制，而是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法规与行政命令、货币与票证、利率与税收、政府对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与政府订购、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来进行宏观层次上的调控。事实上，Stalin体制仅仅是经常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调控而已。
在微观领域中的计划体制，在Alfred Chandler的书中也已经被讲述得十分明确了。
第九条：市场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但是这个资源部分地属于是“可再生资源”！
在市场体制中，企业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够完成W-G（商品-资本）过程。在西方国家里，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Stagflation（滞胀）问题，最终都同企业无法顺利地完成W-G过程有关。但是，通过特殊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至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能够通过货币手段而被人为地扩大，因此市场部分地属于是可再生资源。
不过，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触动利益的再分配，虽然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暂时地缓解这个问题，但是很容易造成经济泡沫、大规模的赤字或国债，乃至最后的经济体系崩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