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