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为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在该系教师范瑞平先生的组织和协调以及清华大学贝淡宁先生的协助下举行。会议分为四大部分：儒教宪政的内容及其特征，中国实行儒教宪政的可行性、可欲性及正当性，分别由蒋庆、康晓光、盛洪和陈祖为做了主题报告。

 

    会议首先就蒋庆先生近来所撰写的关于儒教宪政的一系列论文进行了研讨。蒋先生在儒教方面的思想虽被屡屡提及，甚或引起较大争议，但其基于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在宪政思路框架下的系统思考还是首次较为全面地示人。他对于太学监国制的设计是在2009年曲阜儒学会议论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同时，他沿着公羊学的理路提出了虚君共和制的构想，以及至此而形成的对道统、法统、国统、政统、治统等儒教“五统”的整体思考，实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也为其近十年来的政治儒学探索做出了一个体系化的总结。蒋先生的思路虽在当下似不见用，但其作为一种政治蓝图和构想，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重构、尤其是在儒家文明式微百年之后的复兴，提供了极其有益的思路。

 

    蒋先生的系列论文引起持有新左派立场的香港学者王绍光先生的质疑和反对。王先生在其回应蒋先生的论文中就蒋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合法性缺位问题之“症”以及对治之“药”——王道政治——都提出了异议。同时，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李晨阳先生、香港学者陈祖为先生以及宣扬儒家自由主义的白彤东和姚中秋二位先生也对蒋先生的部分主张持有异议。李晨阳、姚中秋以及杨汝清等学者对儒教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在当下社会提出儒教概念的价值和意义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会议讨论了北京学者康晓光提出的本土文化复兴已经从社会运动演变为社会化的主张；唐文明提出的对儒教宪政落实在宪法层面的具体问题的深度思考；姚中秋基于对儒家在当代新生转进的思考而提出的儒家式多中心治理秩序；盛洪提出的以家庭主义为基础的儒家宪政原则的历史维度；杨汝清立足于对儒家精神价值及其基本义理在当代社会中的落实问题提出的以孝治天下的制度构想；韩星对三才之道与王道政治的关系所进行的深入思考；李晨阳结合其对西方政治学的思考提出的民主的形式和儒家的内容的调和折中主张；白彤东结合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提出的儒家版本的有限民主主张；陈祖为提出的温和的圆善主义与儒家价值的温和推广等思考；台湾学者林安梧就其所提出的“道的错置”这一传统政治的根本困境的厘清、消解及其转化、创造的可能性的阐述。

 

    在两天的紧张讨论中，香港学者罗秉祥对康晓光的回应，香港学者陈弘毅对盛洪的回应，贝淡宁对陈祖为的回应，范瑞平对李晨阳的回应等等，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洞见以及有别于一般大陆学者的一种思考和表达。

 

    此次会议的一大特色是不仅仅局限在儒家或儒教“圈内人”的杜门谢客式的自说自话，而是汇聚了儒家的坚守者、同情者以及观察者乃至反对者。与会的每位学者同时也是对社会有情怀有思考的研究者和行动者，用儒家的话说，乃所谓“谋道者”与“质直而好义者”，大家以良性互动的方式对儒教宪政问题进行梳理、质疑、回应、思考，既避免了闭门造车式的自我美化，又避免了因对儒家的误解、曲解而引起的情绪化的质疑，故而大家觉得此次会议的收获颇丰。

 

    另外，会议所定的日期和地点也耐人寻味。1919年的5月4日，在传统思想依旧根深蒂固的北京，一代热血青年用自己的行动去探寻一条全新的救国之路——民主科学之路；91年后的今天，在作为联通中外的国际化大都会的香港，我们又回到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之路上去寻找出路——儒教宪政之路。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一种隐喻。伴随着这次回归的，不再是暴风骤雨、破旧立新的决绝，而是兼收并蓄、铄古熔今的和合。我认为，这正是儒家的方式。期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学术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