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裔昭印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2009年11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渊源》一书的中文版，书名译为《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200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渊源》一书①,这本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对该书作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黑色的雅典娜》的作者马丁·伯纳尔认为:霍布森的著作不仅对于欧洲中心论者的世界历史学说作出了富有思想的回应,而且在说明非欧洲人对于近代文明的巨大贡献的新研究浪潮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珍尼特·阿布- 卢格霍德指出,我们仍然处于十分需要修正世界史的开始阶段,霍布森的书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其证据充分的论点值得认真考虑。《帝国》的作者尼奥·弗古森提到,霍布森撰写了一本雄心勃勃的书,试图重新描绘历史地图。通过对范围极为广阔的经济和文化史的描写,他对1000年的全球史作了新的再叙述②。有些学者在肯定该书对世界史研究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例如,提摩西·韦斯顿在他写的书评中指出,霍布森对有关欧洲的材料是十分有选择的,他强调近代西方兴起的负面作用,没有注意阐述其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在对该书进行评介的同时,对怎样建构世界史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同行。

霍布森在其著作中对有关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的主流倾向提出了挑战。他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东方主义者认为西方大大优越于东方,因而建构了世界历史中“主动的”欧洲主体和“被动的”东方客体形象。西方被他们赋予独有的优点:理性、勤奋、多产、乐于奉献、节俭、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才华、活跃、独立、进步、富有活力;而东方则被他们看作是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不理性、随意、懒惰、不生产、放纵、奇异、诱人、杂乱、专制、腐败、幼稚、落后、附和、被动、依赖、停滞、不变③。在他看来,欧洲中心主义者对于东方在全球文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否认以及将其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边缘化的做法是完全不合适的。

霍布森反对全球化开始于1500年的传统看法,主张早在处于非亚发现时代的6世纪,全球经济就己经突破各大文明之间的隔离而孕育产生了。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东方的全球化”的观点。他指出,公元500年左右,东方人创造并维持了一种全球经济,直到1800年左右,世界上的主要文明都因此而联系在一起,“东方的全球化”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各地的统治者采取了和平政策,保持较低的过境税,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一系列高效的理性资本主义体制应运而生,并运行良好;虽然当时的运输技术没有现在这样先进,但足以承担起全球贸易往来的任务;尽管在一般的情况下全球变化的速度十分缓慢,然而全球性的交流对当时世界诸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重组效应; 东方人创造全球经济的重大意义在于提拱了一条现成的传送带,使先进的东方资源得以传到西方。霍布森认为,在“东方的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与把伊斯兰教看作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宗教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不同,他把热衷于贸易和理性的资本主义活动看作是中世纪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他指出,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个商人,伊斯兰教的中心麦加是全球贸易网的中心之一。伊斯兰教兴起后急剧扩张,地中海成了一个穆斯
林湖,而西欧则成了非亚全球经济的一个海角。在重视商业和投资的《古兰经》的指引下,伊斯兰教徒走向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使中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和沟通东西文化的“世界之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通过伊斯兰西班牙等地区对欧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霍布森认为,从11 世纪起,中国宋代发生的“第一次工业奇迹”使之成为引领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先锋。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工业奇迹的时间跨度达1500年之久,其高潮是宋代的革命,它比英国工业革命早600年。在这期间,中国铁和钢的产量取得了巨大的增长; 发生了农业革命; 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获得了广泛运用;船只的数量多、排水量大,航海和军事技术远远超过欧洲;城市与商业化经济兴起,出现了作为交易媒介的纸币。

霍布森反对中国在15 世纪以后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退出全球经济的说法。他把当时中国的朝贡体系看作是伪装起来的商业体系,认为规模可观的贸易仍在继续。在他看来,1100年至1800年间,中国经济和技术先进、商业繁荣,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成为当时的佼佼者。与此同时,印度、中东、北非和日本也在东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霍布森十分强调东方在西方兴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其著作中以“东方化的西方”的概念替代了自主发展或者原生的西方的观点。他认为,有两个过程使得“东方化的西方”兴起成为可能。第一,通过东方人领导的全球经济和他们建立的全球交通网,欧洲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都从吸取先进的东方文化成果中大大获益。在500至1800年之间,东方人在思想、制度和技术等方面不断进行发明与创造活动,形成了先进的东方“资源库”。这些资源传播到西方,成为其兴起的源头。第二, 15世纪以后欧洲身份的建构导致了帝国主义,在其逐渐强大的过程中,占用了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等大量的东方资源。在书中,霍布森揭露了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双重标准与内在矛盾,这就是:对本国实行关税保护主义,却迫使非西方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他指出,英国在19世纪先后迫使中国、日本、暹罗、波斯和土耳其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剥夺了这些国家的关税自主权,把它们的最高关税限定为5%;而在1700至1850年期间,英国的关税则不少于32%。这种帝国主义政策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却抑止了东方国家民族工业的成长。

为了说明东方对西方兴起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霍布森在书中戳穿了一个个欧洲中心论者建构的历史神话。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 被看作近代西方商业革命先锋的意大利商人团体实际上是东方所引领的全球经济导致的广泛革新的衍生物;葡萄牙人既没有“发现”亚洲,也没有“发现”好望角。早在迪亚士到达好望角之前,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等东方人就己经去过那里。达·伽马的航程所经之地是非洲人和亚洲人早已熟悉的地方;欧洲文艺复兴并不纯粹是古希腊文化的再发现,在这次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重要思想事实上来自东方,并通过东方全球化的伊斯兰教得以传播; 伊斯兰的科学方法是欧洲科学革命的序幕;中国人的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具有推动作用,它在政府组织、道德哲学、艺术风格等方面影响了欧洲人;英国的工业革命吸收并改进了大量早先中国的技术思想与发明成果。总之,在霍布森看来,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兴起和走入近代是不可能的。

霍布森的著作在一定的程度上忽视了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内部因素,低估了欧洲人为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付出的努力。欧洲城市的兴起、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成长、人文主义思想的流行和宗教改革的发生对欧洲人跨入近代的门槛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出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愿望,他对东方思想与技术成就有时估计过高,在史料的取舍上也有一定的倾向性。事实上,对于中国宋代的经济革命,国内外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不赞成把中国明清以前的经济变化视为经济革命。例如,中国学者李伯重虽然承认宋代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他不承认这时的中国经济成长方式呈现出革命的特征,也就是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的转变①。然而,在另一方面,霍布森强调东方对于西方兴起所作的重大贡献。他广泛利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开阔的历史视野重新勾画了世界史的轮廓,在用全球史观构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使东方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变得更加可见,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

作为研究世界史的中国学者,我们应当对学术上欧洲中心论的话语进行挑战。在研究世界历史时,由于我们阅读的大多是国外的著作和史料,有时会不自觉地受到这种史观、历史分期方法的影响。建构世界史应当具有全球的视野,并注意从整体上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脱离其他文化孤立发展的单一文化,人类社会的不同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整体,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在撰写世界史著作时,我们应当重视对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传播的探究与描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世界可能存在一个或者几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中心,但是,这样的中心往往是吸取了以往不同文化的成果而产生的。而且,文化的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或转移的。在进行世界史研究之时,我们必须抛弃过于简单化的东方和西方两元对立模式,注重差异的研究。应当看到,不但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异;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民族内,各地之间也有不少差异。在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时,我们还必须放弃简单的线形发展模式,看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发现被传统历史叙述边缘化的东方和社会群体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其给予客观的评价,从而构建一幅更为完整、全面的人类历史新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