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各类自成体系的学科既是学术文化的载体，又是创造新文化的源泉。如果没有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所谓学术的现代转型就是一句空话，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会变成空中楼阁。而在中国现代学科的构建当中，日益突起的留学生新知识群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留美生，和中国新型学科的创建有着这样和那样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也正是在投身现代学科的建设中，分解了封建的旧文化，提升了现代的新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使现代学科逐步变成了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学术文化的活水源头。本文在宏观考察中国现代学科创建过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留学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略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现代进程。

    中国古代的学术并无明显的学科划分，虽说在经史之外也涉及一些天文、工程、数理、医学、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某些积极成果并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但始终没有衍生为独立的新学科。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的东来，带来了西方的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新知识，曾使徐光启等有识之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一没有和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二缺少学科创建的必要条件，所以传教士们热闹了一阵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以至于作为现代数学基础之一的（几何原本）的翻译，从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其中的前六卷后，直到二百五十年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和伟列亚力译出了该书的后九卷，其后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终于在1865年出版了完整的《几何原本》十五卷[1]。可见，新知识的传播都如此艰难，何况创建新学科呢!但是，当历史推进到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启动了学习西方“坚船炮利”的洋务运动，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不得不打破旧的经学的垄断地位，设置了“声、光、电、化”等“格致”学科。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学科的地盘日渐扩大，直至四十多年后的1905年废除了集中体现经学传统的科举制度，这可视为中国现代学科的涌动期；1905年至1927年的二十余年间，随着经学的终结和大学教育的确立，传统的学术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乃至研究队伍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代新学科逐步确立了其正统地位，这可作为中国现代学科的产生期；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现代新学科不仅具备了一批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而且在学术机制、学术环境、学术成果上有较大的拓展，即使是体现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也以新儒学的面孔完成了其现代的转化，中国现代学科步入了完成期。剖析这三个时期的递进历程，留学生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向欧美派出了二百多名留学生，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宣告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文化已经难以富国强兵，而且透露出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更实用的新学问的信息。传统的学术格局被捅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传统学术的这种断裂和变异，那些理学大师们早就嗅到了。还在1862年创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同文馆时，由于要在这所现代化的专科学校设立天文、物理、化学等新课程，立即遭到倭仁等理学大师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攻击同文馆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甚至讲“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2]。倭仁等人所惧怕的是同文馆一旦设立这些新课程，他们的旧学问就保不住了，传统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内涵就难以立足了。在新事物分解旧事物这一点上，守旧派的敏感往往比改革派要灵得多。留学生出国较同文馆走得更远。赴美国的幼童要从小学读到中学，有的已经进入大学，接受的完全是系统的西方教育。尽管清廷千方百计让他们去读些孔孟等儒家经典，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向往。赴欧洲的留学生基本都学海军、工程等，完全是中国旧学问中没有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些自费出国的留学生，包括女留学生，学的也是现代医学、法律、政治、社会心理学等，和原来的中国旧学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顺理成章地按他们的文化追求去改造中国的传统学术，成了新学科的催生者。詹天佑于铁路工程学、颜永京于现代心理学、伍连德于现代传染病学、伍廷芳于法学、马建忠于语言学，都超越了传统而具有现代气息。翻译家严复留英回国后，译出了一批西方经典名著，介绍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等，给中国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随着北洋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等现代大学的建立，文、理、工、商、法、医等新的学科建制出现了。封建的旧式学术的丧钟敲响了。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的中国学术界开始朝会通中西、创建新学的方向迈进。19世纪末那些围绕是否引进西学而出现的激烈的论争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呼吁中学、西学的融合和中西文化的“结婚”[3](P35-36)。王国维曾特意撰文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4]这种中学、西学共生共荣的认识，冲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使中国学术界排除传统的阻力，逐步走向世界，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学术文化的现代性明显增强。那时，在美国、日本、欧洲的两万多名留学生，成了融合中西、推进中国学术更新的“弄潮儿”。“五四”前后，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十之八九来自留学生。留德归来的蔡元培，利用他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的优势，大力倡导和培植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现代学术环境；留美归来的胡适，俨然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其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皆具启蒙色彩；留日归来的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至于从欧美归来的学习数理化的侯德榜、茅以升、李四光、竺可桢等，则经过艰苦努力，将西方的自然科学移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在清华国学院任职的四位名教授，陈寅恪、赵元任是留学生，王国维和梁启超虽没有正规的留学经历，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大学作过数年的进修和研究，梁启超则流亡海外十四年，于欧美、日本学术都有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他们较一般留学生的水平只高不低。恰是在这些中西兼通的著名学者的导引下，中国学术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具体来讲：一是自然科学异军突起，在学术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五十多所有影响的公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的建立，属于自然科学的数理化、天文、生物、农业、医学等学科纷纷确立，并涌现了一批学界公认的著名专家、教授，还创办了一些有一定权威的学术杂志，成立了几个颇受学者欢迎的学术团体，如詹天佑（留美）在1912年创立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任鸿隽（留美）在1914年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梁希（留美）在1917年创立的中国农学会，王宠佑（留美）在1922年创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留美）在1924年创立的中国气象学会等[5]。二是传统的文史研究在“史学革命”、“文学改良”、“白话文运动”等变革思潮的冲击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新文学和新史学风云突起，同时又逐步涌现了社会学、哲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许多新型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学术队伍、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新的飞跃。三是整个学界比较重视“实学”和“科学”，出现了热心研究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学术研究新风尚，注重在学术研究中贯彻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管理，把科学视为学术成败的灵魂。竺可桢曾明确讲过：“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6](P229)这样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推广科学理念和科学思维，带有启蒙意义。

    1927年之后的十余年间，随着大批留学生的归国，已经在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学术界的走向。那时的大学教授，多数都有留学经历。以南开大学为例，1930年，全校有教师41人，留美归来的31人；1936年的34名教授当中，留美的33人[7](P56-57)。据谢长法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就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如果加上留欧、留日归来出任校长的则要达到90%以上，而且多集中于北大、清华、南开等名牌大学[8](P154-155)。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了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三四层，“土”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这种“崇洋”风气，虽然夹杂着一些不健康的认识，但反映出学界急于赶上欧美的迫切心情。事实上，学界的这批留学生大都较好的发挥了其学贯中西的优势，为完成中国学术的现代构建贡献良多。蔡元培在1927年提出的“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9](P31)的新型学术理念，较多地剔除了政治对学术的过度干预，促进了与西方学术的进一步接轨。而经过多方努力，在1927年与1928年相继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为留学归来的英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既提高了学术水平，又对全国的学术发展有某种导向作用。后来出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留美），较蔡元培又有进一步的拓展，尤其是“教授治校”管理模式的推广，直接调动了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30年代初兴起的“实学”思潮，以及教育和研究经费的相对好转，使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学科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又组建了一些新的工程学科，如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在自然科学门类上和西方基本持平。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虽不及自然科学进展神速，但在商科、社会学、法学、经济、教育等应用学科方面有较多的起色，欧美有的学科，中国基本都已经建立并有一定的水平。总之，30年代初期“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10](P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