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翻开史书，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是“最排外”的康乾时期，在清廷任官的西方传教士就达400多人；就在马戛尔尼被拒的同时，来自俄国的商团却取得了成功，康熙还特别恩赐他们不行跪拜礼。至于制度安排，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曾对中国的明代制度大加称赞，认为“虚君体制”最具科学性。

　　历史总是由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堆积而成，遗憾的是，太多的人喜欢抓住其中只言片语，进行简单化解读。但可怕的是，当这种思维范式与情绪化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就只能在抱怨与仇恨中走进循环。

　　任何历史事件，都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让人耳目一新的是，韩毓海看到了其中的货币因素：美洲发现后，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的规模曾如此巨大，但遗憾的是，中国未能形成自己的主权货币，而是完全依赖白银。没有主权货币，则经济命脉完全被掌控在他人之手，当中国白银价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数倍时，我们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就很难逃脱被掠夺的命运。这其实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硝烟未散

　　是货币战争打倒了明朝，也是货币战争促成了清朝的解体，同样是货币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中，中国由强及衰，落入了“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的境地，然而面对经济崩溃，士大夫阶层反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军事、体制等，在无休止的盲目中，他们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变革”！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竟能卖得如此之好，以致韩毓海出差回来后发现，他自己也找不到首版书了。“为什么历史题材这么受欢迎？”韩毓海略加思索便得出了他的答案：因为历史充满着延续性。货币战争的硝烟并未散去，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但愿作为曾在货币战争中付出最大代价的国家，我们能以史为鉴，永不再卷入危局。

　　“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

　　晨报：“闭关锁国”曾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您不同意这种观点？

　　韩毓海：所谓“闭关锁国”，在中国明、清两朝确实出现过，但那都是为了消除外患所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外患解除，相关政令也就取消了，只要看看明清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就可知“闭关锁国说”并非历史事实。

　　晨报：那么为何此说影响力如此之大？

　　韩毓海：“闭关锁国说”有两个源头，一是起于南洋，一是起于日本。在南洋，不少华人从事海盗营生，在清末，华人海盗的规模非常惊人，曾达10万人之巨，拥有规模庞大的舰队，为消除外患，清政府采取了控制性的措施，限制南洋与内陆之间联系，这确实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人所共知的是，辛亥革命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随着国民革命的成功，“闭关锁国说”被广泛接受，其实，那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策，却被当成了国策。至于日本，随着它在近代崛起，开始探讨所谓“历史必然性”，日本学者发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打开了国门，而中国并没有类似的举措，所以，他们也认同“闭关锁国说”，这一说法被鲁迅、陈独秀等留日学生所接受，在他们的推动下，“闭关锁国说”渐渐成了“标准答案”。

　　12亿两白银曾经流入中国

　　晨报：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韩毓海：从今天的史料看，“闭关锁国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明清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惊人，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统计，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通过全球贸易，流入白银共达12亿两，仅乾隆中期，每年从西班牙流入的银元，就多达500万元，这说明，明清时中国外向型经济，已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据统计，当年殖民者从美洲开采出的白银，四分之三流入了中国，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等10大商帮，都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中国商品远涉欧洲，甚至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下午茶，当时只有中国产茶，如果没有“中国制造”的支持，这一习俗从何而来？事实是，中国明清并没有“闭关锁国”，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发展国际贸易。

　　边患令国家注意力转向内陆

　　晨报：有如此大的国际贸易规模，为何中国一直是个内陆型国家，而非海洋型国家？

　　韩毓海：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存有边患，为维护政权稳定，国家的主要注意力都投向了北方，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当时山西、华北、西北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边防，政府投入多。此外，鼓励边贸，促进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繁荣。最终明、清两代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在传统的政治版图中，由于有边患压力，中国只能更重视南北平衡，这使我们成了一个内陆型国家，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明清时期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今天，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多是沿海地区，这是近代沿海开放形成的，而西北等地的经济反而落后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地理从横向，变成了纵向，从追求南北均衡，转变成追求东西均衡。

　　环境危机终结“郑和下西洋”

　　晨报：中国明代是不是更重视海洋战略，比如郑和曾“七下西洋”？

　　韩毓海：“郑和下西洋”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但它之所以终止，并不完全因为政策转向，而是环境危机。造船需要使用非常多的木材，还要运到造船厂加工，这只能通过水运，随着远洋次数的增加，沿河两岸的森林都被砍伐光了，而远离河岸去砍伐，运输成本又太高，郑和航海事业后世未能继承，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晨报：西方大航海为何没遇到环境危机呢？

　　韩毓海：西方大航海时代也遇到了环境危机，一度也几乎中断了所有远航计划。但中国大航海时代开始得早，所以受资源制约的情况出现得也比较早。另外，美洲的发现也使西方的资源得到了补充。通过大航海，明代建立了一套“海洋朝贡体系”，这个体系非常重要，它以琉球、菲律宾等为中转站，硫磺、白银、马匹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商品也走向西方，这种贸易秩序的建立，曾是后来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明清两代就成为“世界工厂”

　　晨报：既然明清拥有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规模，为何又错过了后来的机遇？

　　韩毓海：关键问题在于货币，国际贸易规模大就需要有强大的主权货币，这就要靠国家信用来保证，可按当时的管理能力，很难维持主权货币的运转。更重要的是，当时政府不愿“体制干预过多”，在货币问题上放任自流，结果错失了历史机遇。

　　晨报：当时以白银为货币不是很有效吗？

　　韩毓海：问题是中国金银铜等贵金属产量极少，而富户又有地下藏银的习惯，导致市场上的货币越来越少，造成市场波动，为解决这个问题，明清只能大量从海外吸纳白银，来补充本地货币的不足。而要获得白银，就要通过大规模国际贸易来换取，于是从那时起，中国就渐渐成了“世界工厂”，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却只是为了换取流通用的货币。而在美洲，随着大型银矿的发现，白银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来，这些白银被中国高价买入，白银就像抽水机一样，带走了我们的财富。更可怕的是，由于过渡依赖白银，使得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完全被控制在他人之手，特别是1830年至1850年，随着世界金融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度，国际市场银价一落千丈，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严重扰乱了中国经济秩序，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走向了衰落。

　　晨报：货币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危害是什么？

　　韩毓海：为保证货币供应，我们不得不加大生产规模，这必然带来资源紧张的问题，为尽可能节约资源，我们只好走上了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西方虽然也遇到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美洲的发现缓解了这一压力，此外西方用大量白银换取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转嫁了资源压力，最终西方走上了人力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人力节约就要引入科学技术，事实证明，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社会发展，而是社会发展推动了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

　　很多士大夫以谈经济为耻

　　晨报：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清醒的士大夫，为什么他们未能使中国避免危局呢？

　　韩毓海：因为国家整体行政能力不够，有些政策即使国家想推动，也很难实现。这与传统的体制有关，自隋唐开始，中国采取了科举任官制度，很多士大夫是靠背“科条”背出来的，他们不懂经济，甚至以谈经济为耻，这导致他们在“货币战争”面前茫然无知。相反，倡导面向海洋的，却是以郑和为代表的太监集团，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特别是，当后来太监集团希望重启郑和的大航海计划时，却找不到郑和带回的图纸、资料等，原来它们已被儒生刘大夏付之一炬。刘大夏认为自己是在恢复儒家道统，但他想不到的是，他所毁掉的，绝非几张图纸，而是中国后来五百年的国运。另外，古代国家管理形式相对简单，基层事务多为百姓自行管理，大家轮流负责，这就是所谓“虚吏”制度，但到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虚吏”已经不可能实行，但国有选官之制却无选吏之制，于是吏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通过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其中一些是不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的，在具体事务上只好依靠“吏”，这就造成了“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局面，官员是不断在换的，可吏总是那些人，甚至是世袭的，甚至官也要依靠他们，离开吏就办不了事。明清两代，地方豪强势力过大，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晨报：地方豪强势力过大，具体危害是什么？

　　韩毓海：具体危害就是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比如明清很多封疆大吏根本不到任，天天在京城混官场，找新的升迁机会，把地方行政完全交给吏和豪族去管。历史上，唐玄宗想把女儿嫁给贵族崔氏，崔氏居然不同意，拒绝了这门婚事。官治不了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对地方的行政无法实现有效控制，最终只有坐视历史机遇的流失。

　　历史不能简单解读

　　晨报：《五百年来谁著史》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您是如何发现“货币战争”这个问题的呢？

　　韩毓海：其实我讲的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我在北大上研究生时，先生就是这样讲给我们的，普通读者过去对此接触少一点，可能会觉得很新颖。

　　晨报：您的许多观点带有颠覆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过去对中国那段五百年的历史的解读存在错误？

　　韩毓海：也不能说那些是错误的，这些解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不能简单解读，它包含着多方面因素，问题是很多人只了解了其中一点，就立刻得出结论，这就是不恰当的，往往将假问题当成真问题。总之，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就成了空洞的教条，与历史和现实实践相距比较远，这是一种浅陋、机械的解读。

　　晨报：那么您认为的真问题是什么？

    韩毓海：五百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这里不仅仅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