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冲击了亚洲经济体。照理说，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不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却受害甚大。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高达70%，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消费萎缩，需求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中国很多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关闭。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出现新的失业潮。很多学者认为幸亏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否则这次失业潮会更严重，由此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不动摇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本文从人口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得出了与主流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截然相反的结论：计划生育导致内需不足，反而会增加就业压力，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缓解就业压力
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陈云、陈慕华为代表的计委系统首先提出的。陈云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减少人口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1979年6月陈云在给老部下陈慕华副总理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出来五条具体建议 。
邓小平同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说：“人口多也是个负担。娃娃长大就业，一年就在七八百万。”
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1981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 。
自由派学者何清涟等学者在很多方面持“不同政见”，但在计划生育上却与政府高度一致。她也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因此坚决支持计划生育。
现在很多人也用就业压力作为理由反对调整人口政策。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2005年还认为，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 。殊不知，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老年化不但导致劳动力短缺，也增加就业压力。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年轻人能胜任的工作，老年人并一定能胜任，这是一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就像计划生育引起性别比失衡一样，今后一方面出现“女人不足”（年轻），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 ，加上部分女性单身，意味着今后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另一方面，又出现“女人过剩”（老年），女人比男人长寿（比如寿命已经比较平稳的西方国家，1992年男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3.7岁，女人却为83.8岁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大量老年女人将老无所养，成为“过剩”人口。总不能要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娶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吧？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教授认为计划生育“30年来，计划掉了3亿多人，但这还很不够。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还得坚持下去，绝不能让人口拖累未来” 。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就业压力大” 。
在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正在为老年化而忧心忡忡，并提出鼓励生育的时候，而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却认为“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提出要实行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最终达成“城乡一胎”，并以此来较快“先控后减”总人口 。他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他的依据之一就是少生孩子减轻就业压力 。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未富先老”。中国目前只有1.6亿60岁以上人口，只有4000多万城市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养老（其他3/4老人靠子女养老），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了 。而今后是4亿老人等着社会养老（因为他们只有一两个孩子，没有足够的子女来赡养他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考虑将男女法定退休年龄都提高到65岁以应对今后的养老金危机 。笔者认为，如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 。笔者的该文被人民网推荐到首页 ，并在网上展开热烈的讨论。但是国家计生委系统的学者却反对人口政策调整，马瀛通教授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
可见，“减少人口缓解就业压力”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理由。
二、计划生育导致就业压力加大
其实“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 。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超过4万亿美元，比人口11.4亿的印度还要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4万多亿美元的购买力只能提供0.67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3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却能提供5.1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为 $2,600，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3,500，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
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3章中已经分析，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人口结构畸形所继发的家庭消费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包括失业问题）的根源。失业问题是因为产业结构的改变，减少新生人口并不能缓解失业压力，反而增加就业压力。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
农业社会累死累活还难以维持温饱，无节假日，也没有失业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衣服、电视、洗衣机、玩具等，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在失业压力的推动下，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节假日越来越多，社会福利越来越好。可见，失业是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的产物，而如何解决失业是改良政治制度的动力。
古代农业社会失业率低，现在第三产业失业率也低，是因为“一对一”供给和消费，生产与消费容易和谐，失业率低。而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目前处于这个阶段）引起的失业问题最严重，制造业最容易出现失业，因为一个生产者供给多个消费者（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少的生产者就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别人的需求，总是有失业压力。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 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美国人口1.24亿，高达1/4的劳动力失业。2006年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战后日本人口达到8千万，开始提倡少生。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多出了50%，却面临劳动力短缺。中国2005年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 。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未完成，就已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已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从这次金融危机可见，中国目前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其一，国内充足的劳动力。而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这些时间出生的庞大人口成为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依靠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而是人口，是充沛的劳动力资源。
其二，稳定的国际市场。二战之后发达国家都出现婴儿潮，这个婴儿潮推动了消费，进而推动了生产，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几十年的黄金时期。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促使这些地区不断进行产业升级。1960、19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19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现在相当，当时日本中位年龄只有20出头（而中国2008年中位年龄已经有33.6岁了）；日本在1975年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由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在低端产品上为台湾、韩国等地腾出市场，为这些等地区的崛起带来了机遇。1980年代之后，中国逐渐接手低端工业产品市场。
这些充足的劳动力加上广阔的国际市场奠定了中国三十年的繁荣。但是中国这两个优势都在逐渐丧失：
第一，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只占全球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只有1970年左右的一半，也只有印度目前每年出生人口的一半， 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而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由于年轻的人口结构，正在接手低端产品市场，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竞争。
第二，国际市场正在萎缩。除了美国以外，其他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遭遇了几十年的低生育率，人口结构正在老化。根据2008年的《世界概况》，2008各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美国36.7岁，澳大利亚37.1岁，挪威39岁，葡萄牙39.1岁，法国39.2岁，英国39.9岁，荷兰40岁，加拿大40.1岁，瑞士40.7岁，西班牙40.7岁，瑞典41.3岁，比利时41.4岁，奥地利41.7岁，意大利42.9，德国43.4岁，日本43.8岁岁。
由于需求和消费信心不一样，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婴儿潮人口推动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但是现在除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发达国家中位年龄都在40岁左右或以上，逐渐丧失了产业升级所需要智力和体力基础。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于一方面有后发优势，一方面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产业升级能力在上升，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档次差距正在缩小。比如1980年代，冰箱、彩电等家电还算高附加值产品，中国需要为日本出口大量的服装才能买回日本的家电；但是现在中国家电的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了。中国今后会发现，出口了大量产品，却买不回多少东西（国内都能生产，不需要进口；或者是发达国家禁止出口高科技产品），结果出现贸易顺差。而发达国家由于产品出口不了，将会出现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必然设置贸易壁垒，限制进口，保护他们的传统产业。
发达国家老年化还导致储蓄额降低。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经济学家预测，2015－2030年，发达国家的储蓄额将呈现下降趋势。 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降，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
可见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中国经济必须依赖内需。发展内需，必须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社会作为整体，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
《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译文：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根毂中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和泥制陶，正因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凿门窗造房屋，正因为留有较大的空间，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过“无”来实现。生产(“有”)是手段，消费(“无”)是目的，不能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都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 。各国都强调生产与消费的和谐。
根据2008年《世界概况》的全球各地区人口 和劳动力 的资料。2008年全球人口67.07亿，2007年劳动人口为31.13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46.4%。下面是全世界人口上千万的地区（朝鲜、伊拉克等几个地区由于资料不全，而没有列入）劳动力（生产者）与总人口（消费者）的比例。
表：各国劳动力与总人口比例（%），2007-2008年
地区 比例 地区 比例 地区 比例 地区 比例
阿富汗 45.9 古巴 43.4 马拉维 32.3 南非 42.0
阿尔及利亚 27.8 捷克 52.4 马来西亚 43.3 西班牙 54.8
安哥拉 57.0 厄瓜多尔 32.4 马里 43.8 斯里兰卡 35.4
阿根廷 39.6 埃及 27.0 墨西哥 40.7 叙利亚 27.7
澳大利亚 52.1 埃塞俄比亚 33.0 摩洛哥 33.2 台湾 46.7
孟加拉国 45.2 法国 43.6 莫桑比克 45.1 坦桑尼亚 50.7
比利时 47.5 德国 52.9 尼泊尔 37.6 泰国 56.3
巴西 50.5 加纳 48.4 荷兰 45.7 突尼斯 34.6
布基纳法索 32.8 希腊 45.9 尼日利亚 34.3 土耳其 32.7
缅甸 61.3 危地马拉 30.4 巴基斯坦 27.9 乌干达 44.7
柬埔寨 49.2 印度 45.0 秘鲁 33.7 乌克兰 46.9
喀麦隆 36.2 印度尼西亚 46.3 菲律宾 37.7 英国 50.7
加拿大 54.0 伊朗 43.6 波兰 43.8 美国 50.4
乍得 37.1 意大利 42.6 葡萄牙 52.6 乌兹别克 53.4
智利 43.6 日本 52.4 罗马尼亚 41.8 委内瑞拉 46.8
中国 63.5 哈萨克斯坦 53.6 俄罗斯 53.4 越南 53.9
哥伦比亚 45.6 肯尼亚 31.2 沙特 23.3 也门 27.4
刚果 22.6 韩国 50.1 塞加内尔 37.7 赞比亚 42.8
科特迪瓦 34.2 马达加斯加 36.4 塞尔维亚 29.1 津巴布韦 35.5
资料来源：《世界概况》
从上表可见，大多数国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在50%以下。沙特等国家比例很低，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该国生育率高达3.9，二是因为妇女劳动参与率只有22%。缅甸高比例的原因是因为该国生育率已经降低到只有1.9，而由于艾滋病等原因，缅甸的婴儿死亡和儿童死亡率却很高。
美国人口3.038亿，其中劳动力为1.531亿。就是说美国生产者（劳动力）与消费者（总人口）的比例为50.4%，基本是1：2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6%。美国已经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只有0.6%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22.6%从事第二产业，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高达76.8%。
日本总人口为1.273亿，其中劳动力为0.667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52.4%。2007年失业率为3.8%。日本4.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27.8%从事第二产业，67.7%从事第三产业。
巴西人口为1.963亿，其中劳动力为0.992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50.5%。2007年失业率为9.3%。巴西2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14%从事第二产业，66%从事第三产业。
印度人口为11.48亿，其中劳动力为5.164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45.0%。2007年失业率为7.2%。印度6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12%从事第二产业，28%从事第三产业。
中国的发展水平介入巴西与印度之间，在全世界算是中等水平。同样根据2008年《世界概况》资料，中国2007年劳动力为8.007亿。中国4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25%从事第二产业，32%从事第三产业。而依照官方的宣传，2007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1亿 。那么2007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高达60.6%。但国家统计局长也承认公布的人口总数数据与客观数据有差距，2004年这一差距为4600多万人（主要是儿童），并且误差 “还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笔者在《大国空巢》第15章中采纳客观调查的每年出生人口数据（不是国家计生委“修正”后的数据）和每年死亡人口数据，推算中国人口在2005年应该只有12.5亿 。而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只出生1300多万，死亡900多万，实际每年只增加400多万，那么2008年实际人口只有12.6亿左右。那么中国目前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高达为63.54%！生产严重过剩，而内部消费却极度不足，生产与消费结构极度畸形！
假如中国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像巴西和美国那样为50.5%左右，那么中国需要15.7亿消费者。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上亿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的消费市场，大大增加就业压力。如果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反而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到2005年将多增加1.3亿（最夸张估算是2.2亿）人口（消费者） ，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3千多万（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8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中国目前妇女劳动参与率是世界罕见的高，达86%（世界平均只有67%，印度只有50%） ；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孩子数增加，妇女劳动参与率必然降低。就是说如果1980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现在总人口将有14亿多一点，而劳动力比现在的8.007亿还要少（妇女劳动参与率大幅降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为52%左右，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比现在和谐的多。
中国目前有2亿劳动力从事工业，所生产的工业产品可满足16-17亿人口的需求。如果没有国际市场，那么中国将有大量人口失业。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已经到了极限。2008年欧盟人口4.91亿，美国3.04亿，日本1.27亿，澳大利亚2100万，加拿大3300万。这些地区总人口9.76亿，其中劳动力4.71亿。只需要劳动力中的24%左右（1.13亿）就能满足所有这9.76亿人口的工业品的需求。也就是说，这9.76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1.13亿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假设这些地区50%的工业品靠中国生产，也只能给中国提供0.56亿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占43%的劳动力，而制造业已经很难再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了。因此，中国要缓解就业压力，必须尽快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与内需是否强劲高度相关。然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正是内需不足。
三、人口合理增长与内需性经济的形成
除了人口结构不利于发展内需外，中国目前的分配制度也不利于发展内需型经济。根据人民网发布的国家发改委的资料 ：“1990－2005年，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45.3%逐步提高到63.2%”，“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偏低，2005年只占到10.91%”。2005年工资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63.2%，也占GDP的10.91%，那么居民总收入只占GDP的17.3%。
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总计2.42623万亿元，只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21.1808亿元的11.4%。根据新华网援引《新京报》的文章，中国百姓收入总额（工资收入、福利、农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 。
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料都说明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才少了。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
笔者在《大国空巢》已经分析，中国工资总额占GDP比例不断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的刚性底线。国家获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财政支撑行政成本，垄断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 。
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农民工进城都是有去无回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中国现在却由于计划生育引起国内消费萎缩，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大量企业倒闭，农民工搭乘“绝望列车”返回农村，这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
中国的工资收入太低，导致购买力降低，内需不足就无法发展第三产业，导致中国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并且产品只好廉价出口。但是同样由于国内老百姓购买力不足，无力购买国际产品， 结果出现贸易顺差，政府只好用来投资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几十年血汗劳动换来的外汇处于危险之中。
易宪容认为：“如果中国外汇储备不购买美国国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美国国债风险更低的金融资产？因此，我认为，就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来说，购买美国国债可能是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风险最好的方式。中国外汇储备持有金融资产的结构，应该是加大美国国债的比重。”
易宪容的观点虽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确有道理。因为光是从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角度来说，确实还没有比美国国债更加安全的了。存在中国的银行，更加不安全。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投资必须经过人力资源的转移，才能保值或增值，否则就是废纸一堆。而从长期角度看，确实只有美国有能够将投资进行保值或升值的人口结构。欧洲和日本由于人口老化，今后将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如果投资欧洲和日本的长期国债，今后很可能血本无归。
那么真的没有比投资美国国债更加合算的吗？不是！投资中国本国人口比投资美国国债更为合算。战国时期商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商鞅认为：“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穷而商人富，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
商鞅的这种观点其实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因为当时粮食是制约人口和经济的最主要因素，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因此要注重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投资人口（通过粮食等实物）是最大的投资。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还在鼓励出口实物以换取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民生压力却也在不断增加，老百姓养不起孩子了，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之后的1.2、1.3左右。如果用这些外汇投资于人口（提高分配率，增加教育、医疗等投入，降低老百姓的养育成本，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今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对于今后老年化来说，现在每个家庭多生一两个孩子，比任何其他投资都更有意义。
笔者2004年就提出“人多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中国近二十年是就业问题，二十年后是老年化问题。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两得：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和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还认为减少人口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樊纲这样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宁要老年化，不要不充分就业”。现在张五常这样的权威经济学家还在从出口型经济角度反对提高工资 。张五常是将中国当成企业，而不是当成社会。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降低当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但是如果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工资都偏低，那么社会整体购买力将降低，将没有钱购买企业的产品，那么大量企业就会倒闭。如果中国工资总额继续像现在这样只占GDP的11%，根本不可能拉动内需，就业就完全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随着国际市场的饱和，中国将出现高失业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中国工业产品主要是满足国际市场，而不是用来满足内需。
四、美国应付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政府应付金融危机，往往通过减税以刺激消费，因为减税让绝大多数中产阶级都获益，减税可以直接转变为购买力，从而让企业稳步运转。但是中国由于工资收入太低，减税效果不大。中国国务院研究中心专家指出：中国有60%的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调高所得税的起征点作用主要是对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会产生效应，但这些家庭实际上边际消费率是比较低的。因此，提高个税起征点可能很难起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作用 。
美国也还有些人根本不缴税，减税不能让这些人获益。因此美国除了减税以外，还直接按人头发钱以促进消费。比如2008年美国政府给每个成人发放600美元，给每个小孩发放300美元。一个五口之家可获得2100美元，大大增加社会购买力。
中国政府喜欢通过投资来拉通内需。其实投资在近期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远期就会成为供给，要是到时候消费跟不上，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就是说，现在的投资反而进一步畸化今后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中国政府这次准备投资4万亿以拉动内需。笔者认为应该尽可能让全民收益（才能提高整体购买力），而不能只让部分人收益（不能提高整体购买力）。不能继续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了，而应该部分用来降低教育、医疗等的民生成本（老百姓消费信心大增，可以腾出钱来用于其他消费），部分用来直接发钱。比如这次四万亿元的一半用来直接发钱，所有13亿人口每人发1500元（或者1500元购物券），那么一方面大大增加民间购买力（贫困地区农村将也能够消费冰箱、洗衣机、彩电、玩具等产品了），增加企业就业率，另一方面也降低贫富差别。
中国19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危机是生产性危机，是因为生产不足，物质短缺。现在的经济危机是消费性危机，是因为金融市场混乱，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但是并没有破坏生产能力，也没有破坏消费能力，只要将金融市场理顺，能够度过危机，因此这次危机还只是软伤。而今后却可能出现第三种危机：生产性危机与消费性危机并存。欧洲、日本、中国老年化之后，一方面降低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方面却又不敢消费，对全球经济来说将是硬伤。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还是小危机，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不小心玩火烧了房子。今后欧洲和日本老年化所引发的危机才是大危机。而再以后中国的老年化所引发的危机更是将震撼全球。
五、结语：停止计划生育、促进内需成长
发展观决定人口观。以前中国是外向型经济，市场（国际市场）与本国人口无关，那么为了提高就业率，一方面需要靠低工资提高企业竞争力，一方面通过减少人口降低失业率。但是现在发现市场并不是恒定的，国际市场份额已经到了极限，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内需。发展内需就必须一方面提高消费者的数量（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使得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一方面提高人均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并健全社保制度，降低教育、医疗等民生成本）。内需增加之后，才可能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才能有效降低失业率。
结论：如果不停止计划生育，内需型经济无法发展起来，失业问题也永远令人头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