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还有“过犹不及”的讲法，后来儒家学者又在这方面大力宣扬，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孔子是个稳重平和的思想家。但如果超越这些显而易见的的主张，全面地研究孔子的思想，就会看到它有相当严重的偏激倾向。
　　孔子是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本文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他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有一次，一位学生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统治者要使国家有充足的粮食和强大的军队，这样人民就会对他信服：“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学生问，如果这三样之中必须放弃一样，先放弃什么？孔子说放弃军队。学生问，如果必须再放弃一样，放弃什么？孔子说放弃粮食，但决不能放弃诚信。这段话有逻辑问题。在前面，孔子把充足的粮食和强大的军队作为使人民信服的基础。那么，放弃了军队和粮食，就破坏了“信”存在的条件，又怎么可以保存"信"呢？不过孔子的思想倾向非常清楚。他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让全国人民饿死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一定不能失去诚信的道德精神："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实事求是地研究这段记录，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偏激到了极点。
　　对于这种道德至上的极端主义观点，孔子还有更明确的表述。他要求人们一心只考虑如何遵守传统伦理，而根本不要考虑任何实际利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是说，考虑如何坚持传统道德是高尚的，而考虑实际利益却是卑鄙的。根据《论语·尧曰》，孔子主张"欲而不贪"。不少学者引用这句话，证明孔子承认适度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并称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无过无不及的中庸精神。这里且不论《尧曰》的记载很不可信，就算孔子讲过这句话，那些学者也没有全面反映孔子的观点，因而没有正确解释他的主张。孔子在提出"欲而不贪"后，接着就对它作了具体解释："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这就是说，一心以仁道为欲望，那就不是贪。这里只有对传统道德的片面强调，而没有对物质欲望的丝毫肯定。
　　有的学者说，孔子孤立地强调"义"，是因为他认为"义"作为道德规范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无需在道德领域之外寻找支持。相反，只有排除了"利"等一切外在因素，才能使它自身的价值得到净化。孔子这个观点具有明显的道义论（又称义务论）倾向，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
　　其实孔子的思想远远没有这么精密。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比较朴素的，用高度发展的现代理论进行"诠释"，很容易导至华而不实的结论。孔子认为坚持传统道德是最重要的问题，抓住这个问题，其他所有次要问题都会自然解决。这是中国人熟悉的比较直观的思路，如果要按现代哲学的办法进行分类，属于后果论。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只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此外什么事都不用做，整个国家一切问题都会自然消失，安定繁荣："无为而治者，其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只要统治者自己遵守传统伦理，整个国家无需法制和政府管理，人民自然会按正确的途径去行动："其身正，不令而行"。这种说法显然十分片面地夸大了统治者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
　　孔子还说，只要坚持平均分配的原则，就不会有经济不发达的问题，因而治理国家不必考虑经济上的贫穷，而只要考虑分配上的平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事实上，发展经济不但要处理好分配，而且要处理好生产和流通环节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光是平均分配决不能保证消灭贫穷，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孔子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他思想上的片面性也表现在教育活动中。他过分强调学生的操行，而将学习文化知识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孔子要求学生首先认真实践传统的道德原则，如果还有剩余精力，才去学习文化知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德和才的关系的问题上，孔子认为有了德就自然有才，道德修养好的人必定有口才："有德者必有言"。因而孔子曾经明确主张只要考虑德，而根本无需考虑才："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孔子自己对待学生就是采取这样的偏激态度。颜回既没有突出的文才，又没有干练的工作能力，只是在道德上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因此就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成为孔门弟子的典范。孔子说他道德修养如何如何好，以此证明他是学生中唯一好学的人，似乎好德就是好学，道德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鲁哀公问哪个学生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有好学者也。"在另一个场合，季康子问他，孔子也是这样回答。孔子明知道言偃和卜商文章写得好，知识渊博，成绩在学生中最为突出，却坚持说只有颜回一个人好学，其他通通不好学。
　　由于个人品行被摆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孔子对学生的道德修养以至于日常言行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完全不考虑物质生活条件，宣称能吃别人都不愿吃的苦就是"贤"，就是有道德。孔子在学生面前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喜欢粗陋的衣服和食物，即使他立志学习和遵守传统伦理，孔子也拒绝给他教育和跟他讨论。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显然是偏激的禁欲主义观点。孔子要求学生绝对严格地遵守传统礼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前面两条，是非常极端的。人们既不能看，又不能听，怎么知道它合礼还是不合礼？任何原则（包括传统礼法）都可能有程度不同的缺陷。如果不符合某种原则的言论和事情连听一下或看一下都不允许，那么人们就只能完全服从权威。要是权威说一声这不合礼，大家必须扭头就走，而不能作任何独立思考。这表面上保持了精神的绝对纯洁，实际上完全禁锢了人们的分辨能力和创新精神。
　　孔子要求学生不但要十分认真地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而且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极端严格的要求必然导致高度的精神紧张。孔子的学生曾参每天都要用三条严格的标准审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仲由知道一条他认为正确的道理，就要在行动上做到，如果还没能做到，就生怕再听到别人讲另一条道理："子路有闻，未能行之，唯恐有闻"。由此可见他紧张的心理状态。正如德国思想家韦伯指出的，孔子的主张导致了"谨慎的自我控制、自我审查和自我戒备"，造成了"对所有激情和快乐的全面压制"。
　　孔子的偏激倾向有方法论上的根源。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且是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理论。孔子把自己的主张比喻为房子的唯一出口："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他还认为除了一种正确的理论之外，其他理论都是错误的："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这显然是十分偏激的。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个人的观点即使是先进的，也可能有不足之处，而不是绝对正确。不同观点即使有缺陷，也往往有可取之处，而不是绝对错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抓住了主要问题，其他问题不一定就会自然解决。更何况人们有可能错误地将次要问题当成主要问题，或者用于解决主要问题的办法不得当。因此，"均"不能保证不贫，有德不一定就有才。
　　因为孔子把自己的主张看成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并认为不是绝对正确的理论就是绝对错误的理论，所以他对不同观点采取了绝不宽容的态度。他号召自己的学生敌视不同观点，甚至十分偏激地认为，谁表现出这样的敌意，谁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归根结底，孔子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西欧古代最早的国家经历了氏族血缘关系被瓦解的过程，国家跟氏族相当彻底地断绝了关系。而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是直接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过来的。根据现有史料，夏朝是夏后氏部落建立的，商朝是子姓部落建立的，周朝是姬姓部落建立的。氏族的血缘关系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氏族贵族变成了国家统治者，实行父家长式的宗法统治。因此，家族内部反映尊卑长幼的礼节，即所谓"礼"，就发展成国家的社会等级制度。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必然要受到冲击。在春秋时期，传统礼法逐渐被抛弃，姬姓王族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破坏，社会进入了转折阶段的动荡之中："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怎样对待这样的形势？各派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办法。孔子主张对抗社会的发展趋势，努力维护和加强不断受到削弱的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他认为西周的宗法统治是十分完美的，渴望能回到那样的时代。孔子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宗法制度下，国家就是放大了的家族。因而孔子特别强调服从父亲，尊重兄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从政，孔子说家庭的等级原则就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在自己家里维护等级秩序就是从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齐国的统治者问他应该如何管理国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家庭里的等级关系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完全混为一谈。在孔子眼里，家庭伦理和个人道德就是政治，是关系国家兴亡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因而他采取道德至上的极端主义态度。更准确地说，这是传统道德至上，或者是宗法统治原则至上的极端主义价值观。
　　学术界普遍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认识孔子思想的关键。什么是"仁"？孔子曾经说"克己复礼为仁"。而克己复礼的具体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极端主义的主张。在另一个场合，孔子把"仁"明确地解释为"爱人"。但在上面引用的材料中，我们看到，孔子表示不惜让全国人民饿死，也要保持诚信的道德精神。由此可见，凡是在事关传统等级秩序和传统道德的时候，孔子就表现得非常偏激。即使在关于"仁"的观点里，也不乏这样的极端主义精神。
　　父家长式宗法制度虽然受到社会进步的冲击，但在整个中国古代，它的残余一直大量存在于社会之中。孔子的极端主义价值观不乏生存的丰厚土壤。孔子思想的继承人继续鼓吹精神至上、道德至上的观点，极端主义一直是儒家学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孟子要求人们一心只想着传统道德，而对实际利益一点都不要谈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的名言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颐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于是，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孔子思想有明显的偏激倾向，但又应如何解释他关于"中庸"和"过犹不及"的观点？孟子、董仲舒和程颐等儒家大师都十分强调"执中"或者"中庸"，这怎么能跟他们的过激论调相容？其实把中而不偏作为处世的正确态度早在春秋以前已经开始了。孔子继承了这种主张。这种主张当然是正确的，但它又是抽象的，它并没有指出"中"的标准。因此，在具体实施的过程里，人们可能做得对，也有可能做得不对。例如孔子教导学生既要学习又要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孔子把传统礼法和传统道德作为正确行为的标准。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根据《礼记》，孔子还明确说过，"礼"就是"中"的标准："礼所以制中也"。按照这种观点，合乎礼就是"中"，违反礼就是"过"或者"不及"。这就有可能导致过激的思想和行为。例如，传统礼法要求维护父母的权威。要是父母做了错事，他们的威信很可能会受损害。孔子认为，如果发现父母要做错事，应当婉转地加以劝阻。但如果父母不接受劝告，又应该毫无怨言地敬重和服从他们："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一个人告诉孔子，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受到怀疑。他当证人，证实了父亲的盗窃行为。孔子马上反驳，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宣称为父亲隐瞒过错才是真正的正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硬把隐瞒事实说成是正直，这显然是很偏激的。但如果以传统礼法为标准，以"礼"的要求为"中"，那就可以说，为父亲隐瞒过错是恰当的，而如果事前不劝阻，或者事后证实父亲盗窃，却都是偏颇的。
　　中庸要求做事不要偏离合适的标准。但如果这个标准本身就不正确，中庸的原则就不足以防止偏激，甚至可能有助于将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指责为"过"或者"不及"。因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中庸当作重要的美德，极端主义的论调却彼伏此起，不断出现。
　　最后，有必要作一点说明。笔者指出孔子思想中有偏激倾向，并不是否定孔子本人。孔子思想包括许多内容，这篇文章只探讨了其中一个问题。另外，学者们为了强调自己的某种看法，往往会表现出偏激的态度。这是应该设法防止，而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让各种具有不同偏激倾向的观点互相争鸣，社会上多数人自然会选取它们之中的合理成分。但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用政权的力量压制其他学派，而强制人们接受儒家学说。孔子思想被视为绝对正确的理论，孔子一派的极端主义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影响，在我们民族的思维模式和学校教育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有必要指出这个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