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从这个奖项的本身来讲，我其实不是太在乎，有没有也不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说对此毫不在乎也不全然，象经济和文学诺贝尔奖我是把它们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还是存相当重的指标意义的，得了该奖不见得就什么都解决了，但永远得不到也至少说明了中国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确存在太大的差距。　 　

现在，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说法，说是西方歧视中国人，故意不把诺贝尔奖给中国人，经济和文学不好完全排除这种因素，但是，自然科学领域似乎不存歧视性问题，中国如果不服气，其实可以把中国已经取得的所有研究理论成果与已经获得诺奖的同期成果对照一下就很清楚了，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甚至没有取得一项令世界承认的理论创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科学春天”。

有人说中国现在的高科技产业那么多，怎么叫没科学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很不容易，我不妨把它简单分解成两个方面来讲一下：

第一方面：高科技产业不是理论创新，是技术转移。技术可以自己研究，也可以从外国引进，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技术主要靠自力更生，八十年代以后主要靠引进，近三十年来中国诞生的几乎所有新兴产业无一不是靠市场换技术得来的，大家不妨问一问自己，中国现在有哪一个国民产业的核心技术在自己手上（国防军工产业也是继承前三十年的基础）？有人说1978年以后是中国科学的春天到了，中国的高科技与国际迅速接轨了，实事是这样吗？在我看来肯定不是，现在的中国，无论是象中科院一样的研究机构，还是千百个高等院校，无一不是在“学手艺”，什么是学手艺？就是简单地跟着西方学技术，象中国的师傅带徒弟一样，顶多出现几个徒弟超师傅的特例，但决不是无师自通地创出来个什么新兴产业，中国现在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并没有高科技，只能相对于中国国内来讲算是“新科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为核心技术都在别人手上，有人说袁隆平、王选的技术不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吗？是的，袁隆平的水稻的确非同凡响，但是，他没有从理论上发表论文，是一个天大的遗憾，王选的技术也可以算是中国人的特殊骄傲，但他的局限性在中国，他的局限性也是在工程而非理论，排除这些两项，可能只有再向前推进到毛泽东时代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袁隆平也好，王选也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也好，都是在那个被称为“科技的冬天”里作出原始性创新的，如果放在“春天”来做，恐怕都会胎死腹中，因为，市场换技术比自己独立搞要快得多。

第二方面：中国的理论研究接近于二十世纪初的水平。肯定有很多人反对我这个说法，这么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怎么说中国现在还处在二十世纪初的水平呢？大家不用怀疑，从诺贝尔奖的纯理论要求来看，中国可能还不到那个时候的水平，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南京大学等理论科学比较强的大学，还是理论研究水平比较高的中国科学院，你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个纯正的理论工作者，更谈不上科学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他们都去搞生产力了，在今天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如果你不搞生产力，你就绝对成为“没用的人”，你就绝对拿不到项目，绝对没有科研经费，国家科技部每年的少量理论研究经费还不够“项目人”的吃喝玩乐和回扣，理论研究没有准确时间结点，上面不愿意给钱，下面不愿意搞马拉松式研究，两头不讨好，在“科技产业化”主导一切的今天，在物质欲横行的今天，中国有哪一个部门能安心搞纯理论，也许有人认为我太武断，怎么能讲中国三十年没有纯理论创新呢？我说一点也不武断，如果有人能拿出来什么理论来晒晒水平，我一定可以找出国际上相对应的同期水平进行对照，凡属读工科毕业的朋友，你在学习慢长的学业中，发现千千万万个教学理论中有哪一个或几个是中国人的吗？十多亿中国人居然在自己学习的所有理论课程中找不出一点理论痕迹，那我们凭什么要得到理论研究的诺贝尔奖呢？不搞理论研究的中国是没有资格得到诺奖的。

中国现在还是做“诺奖”的看客比较好，为什么呢？

做“诺奖”的看客不是我们的目标，但又是我们必需经历的阶段，象做其它任事情一样，不先看看别人怎么做、做了什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从哪儿切入呢？我们国家的许多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一些处在人才高端的院士、首席科学家们，也表现得十分浮澡，哪儿有钱往哪里钻，谁给钱谁就是他们的导向，即我们常说的“有奶便是娘”，还理直气壮地标榜自已是按市场经济规律从事科研，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如果真能做到他们所说的那样，倒也无防，关键是学术界、科技界近年来“挂羊头卖狗肉”的风气实在太坏，国家自然科然基金会相继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就是例证，更为可怕的是，在高校、在科研院所，学术造假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并在影响着学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诺奖”光顾我们，可能就给我们一个“安慰诺贝尔奖”或者是“剽窃诺贝尔奖”，但我估计是没有人敢去领奖的。

 做“诺奖”的看客还有一个作用，就促使政府在人才认定机制和人才使用机制上进行观念和体制上的调整，如果真要说透这二种机制，还真不是我所能为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简单而又直观的实事就事论事的，首先，人才至少不能靠剽窃为生，人才不能以做假为荣；其次，在人才使用上，不能“学而优则仕”。前一种情况反映的是我国当前遴选人才上的不科学性，后一种情况反映的是国家在对人才使用上的官本位。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确涌现出了一批有潜力的人才，近些年来从国外也回来了一部分优秀人才，但是，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人才在小有成就后都成了政客，而且，大多数都是搞自然科学的，这些人当官后，名义还是兼顾着科研项目，但内行者和圈内人士哪个都明白，在中国既要当好官又要做好学问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就是在国外也很少有两者兼顾的，这就从用人机制上浪费了一大批本来可以取得更大成就的人才。还不仅仅是浪费，更大的害处在于它的引导作用，好象“当官”成了检验人才与否的最高标准。

中国从历史到现在，从来就不缺乏人才，也创造了无数人类史上的科学成就，一时的停顿不足为怪，也用不着害怕，只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扎实地打好基础,大胆地坚持创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不再是“诺奖”的看客，而是“诺奖”的常客。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