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孔子是中国的“至圣先师”，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是，在近代，孔子和儒学却受到新学家们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中国近代的批儒反孔斗争，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革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映，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走向深入的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大事，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大事，其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一

    中国近代对孔子和儒学的冲击，最早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起义的农民捣毁孔庙，焚烧儒经，而且仇视太平天国的封建知识分子汪士铎也指斥孔孟，抨击儒家，痛斥理学。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太平天国第一次破天荒地打出反孔的旗帜，严重亵渎了孔子的权威，所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而且，中国封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思想代表在同一时期中一齐反孔，这无疑反映了儒学正面临严重危机。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时应予以重视。但是，不论是洪秀全还是汪士铎，他们的反孔都不具有近代意义，不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重建的范围。
    在中国近代，出于资本主义变革和资产阶级文化重建的需要，以新的理论武器、意识形态去触动孔子和儒学，是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的。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维新派的理想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变革。他们日益感到，孔子思想和儒学在许多方面同资本主义变革的需要是抵触的，不能不对它有所触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变革和文化重建，必须“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为此又不能抛弃孔子和儒学的旗帜。于是，他们试图效法马丁·路德，按资产阶级的要求对儒学进行改造。在戊戌时期谭嗣同曾表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仁学》上)几年后，梁启超自豪地公开宣称，他的老师康有为便是“孔教之马丁·路德”(《南海康先生传》)。在当时，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维新派自身的力量相当弱小，西学、新学还刚刚传入，势力尚很微弱。为了减少斗争的阻力，在开头一个时期，他们极力避免同孔子和儒学发生公开、正面的冲突，而是打出了“孔教复原”(同上)的旗帜。他们公开的口号是扫除千百年来的迷雾，恢复孔子和孔学的本来面目，“发明孔子之真意”《同上)。这种所谓“复原”，形式上是复古，实际上是革新。即在尊孔的旗号下，采取偷梁换柱、釜底抽薪、旧瓶装新洒等一套手段，改变孔子的形象，变更孔孟之道的性质，赋予儒学以新的内容。他们所作的“孔教复原”工作，主要是:
    首先，康有为通过经学研究的合法途径大胆宣布，神圣儒家经典的一部分即“古文经”乃是冒牌的伪经，必须废弃。1891年，他发表了《新学伪经考》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宣布，《周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都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需要而伪造的，它根本不是儒学的真经，而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这样一来，自东汉以来历代所崇奉的古文经就完全成了冒牌货，而且，中国“二十朝王者”全都是“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以假当真，早就误入歧途。这就使神圣的传统儒学与神圣的封建制度失去了相当部分的依据。
     其次，康有为等人又按维新派的政治需要重新塑造了孔子的形象。继《新学伪经考》之后，于1898年初康有为又出版了《孔子改制考》。在这本书中，他认为中国的古史“六经以前，无复书记”，是“茫昧无稽”的，“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孔子改制考》卷一)。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这样，在康有为的笔下，孔子就成了一位“改制教主”了。康有为的这一说法曾为维新派广泛宣传。谭嗣同也说:
      (孔子)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于是发愤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创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仁学》上)
    经过康有为等人的改装、重塑，孔子就成了替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变革事业护法的圣人，完全变了样。
    第三，他们又对孔学的核心—仁作了全新的解释。康有为说:“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中庸注》)，“仁莫大于博爱”(《论语注》卷十四)。谭嗣同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仁学界说》)。由此，他们得出了“孔教者，兼爱主义”、“孔教者，平等主义”(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的结论。他们力图让人相信，三纲之说、“一切分别等衰之名”，都是“世俗小儒”“妄生分别”，与孔子是无关的。
    显然，这种所谓的“复原”，实际上是他们对孔学的革新、改造，并非孔子的原貌。对于康有为等人的这些做法，当时的封建顽固派早有觉察并作了揭露。他们说，康有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文涕《严参康有为折》)，“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叶德辉:《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卷六)。应该说，旧势力的这些观察分析是准确的。
    需要指出的是，维新派思想家对于孔子和儒学，不只是在尊孔的旗号下加以改造，而且还在一些场合公开地贬抑、指责。他们连“其貌则孔”也未加以维护。
    康有为曾公开批评、贬低《论语》。他说，《论语》一书为“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而曾子之学，专主守约”，因此，《论语》“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显得“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论语注>序》)。虽然，他把《论语》的“谬陋粗略”归罪于“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溢”(同上)，但这毕竟是对《论语》的尖锐批评、严重贬低和明显不满。正象梁启超所说，“昔中国之言孔学者，皆以《论语》为独一无二之宝典”(《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对它的贬低、不满，实际上也就是对孔学的贬低、不满，至少在实际效果上是这样的。再如谭嗣同，他是崇佛的，在《仁学》一书中，他一再把孔置于佛之下。他宣称:“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仁学》上)，“佛能统孔、耶”(《<仁学)自序)>。对于秦以后的儒学，他更是一概否定，痛斥不留余地。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兹不赘述。
    由于形势在变化，时代在前进，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评。他曾公开指名道姓地指责孔孟:
    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偏狭之情大为吾历史污点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以三盈三虚之故，变公敌而为私仇，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蝥贼耶?“·…孟子之距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父无君之恶名，……绝似村妇谩骂口吻，毫无士君子从容论道之风。(《论中国学    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对于儒家，梁启超有更多的公开批评。他认为，儒家最大的弊病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和君主专制、他说: 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同上)
    其次，他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同上)，“我国人最富于保守性质，而儒家学说适与之相应。”(《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最后，他对儒学独尊所造成的危害作了揭露。他说:
    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获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新氏说·论进步》)
    他的结论是:“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9Q2年4月，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梁启超在这封信中说，当时与他同一主张的尚有维新派人士韩文举、汤觉顿等人。另外，维新派的另一重要成员黄遵宪，虽不赞成公开触动孔子，但他也认为“儒教可议者尚多”，“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因此，他表示梁启超等人批评儒家的言论“实协于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同上书，第291-292页 )。可见，主张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进行一番清理，“揭孔教之缺点”，乃是当时一批维新派的共同要求。
    为了排除阻力，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梁启超又以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所以必须对孔子和儒学有所触动的原因。他指出，孔子等古代圣哲的学说，“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新民说·论自由》)。就是说，任何古代圣哲的学说都是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需要的产物，都具有时代性，它不可能“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不可能都符合今天的需要。因此，今天人们对于古之圣哲，应该是“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同上)采取“可者取之，否者弃之”(《保教非所以夺孔论》)的态度。梁启超首次明确指出孔子和儒家思想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后世规定一切、指明一切，这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他关于不做古之圣贤的奴隶的口号，在当时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着“可者取之，否者弃之”的正确态度，维新派对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是既有批判又有继承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大力弘扬了孔子的仁学。康有为、谭嗣同都用仁来表述他们的政治、道德原则和理想，把仁学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这一体系的主干。在哲学上，他们普遍把儒家的变化日新思想与西方的进化论相结合，对中西这两种发展观作了比较成功的融合。而公羊家的“三世说”则成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进化史观的理论外衣，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对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特别是道德修养方法，他们也曾大力继承。

                                              二

    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变革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的逐步深入，以及中西文化冲突日趋尖锐，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后，近代的批濡反孔完全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对于促进反孔斗争走向公开和高涨，梁启超、章太炎的一些文章曾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一篇文章说:
    (梁)氏《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其论学术变迁，亦多崇诸子而抑孔子。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散，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矣。……后生小子窈然和之，孔子遂几失其故步。(许之衡:《读<国悴学报)感言》，《国梓学报》第6期)
    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革命派的某些批孔文章曾发表过一些十分激烈的言沦。比如，日本人远藤隆吉关于“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的说法，当时曾被人几次引用。据此，有人认为，“使中国而于致今日也，其儒之罪哉。”(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5期)在当时，反孔最激烈的是革命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一篇文章认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因此，“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绝圣:《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们中有人提出了“圣贤革命”(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第5期)的口号，打出了“排孔”、“绝圣”的旗帜。不过，在革命派内部，对孔子的看法和态度并不一致。某些著名的革命党人  (如陈天华)以及“国粹派”的多数成员是不赞成批孔，甚至是尊孔的。而且，当时革命派发表的反孔文章，影响尚不大。因此，二十世纪初革命派的批儒反孔尚未能在全国形成一次思想运动。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停止了长期来的祭孔典礼，一些地区的学堂废止了读经，“各省毁孔庙，撤孔像，去孔位之事，日有所闻。”(张智睿:《新注四书白话解说》卷首)这些引起了反动守旧势力的恐惧和仇恨。为了消除辛亥革命所带来的革命影响，进而复辟帝制，反动守旧势力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竟然公开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袁世凯不仅颁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在宪法草案上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且又亲率百官祭孔。在他的支持下，这股尊孔复古逆流更加嚣张。为了打击这股逆流，捍卫民主共和，把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又发动了规模更大、更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1916年，《新青年》连载了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一文，向孔子和孔教发难。接着，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反孔论文，向孔子和儒学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冲击，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运动，于是近代的反孔斗争进入高潮。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的批孔，不论在理论深度、激烈程度还是在声势、规模、影响上都是有差别的。不过，他们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所指向的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本文把两者放在一起来考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为了取得人们的理解，壮大批儒反孔的队伍，他们曾反复说明了所以必须批儒反孔的原因。这些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们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儒学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和君主专制的，孔子实际上已成为“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今天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就必须批儒批孔。
    他们说，“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中国历代“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  (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因此，今天欲“破专制之恶魔”，“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凡人:《无圣篇》，《河南》第3期)。他们又指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孔孟之学说出，君权遂益尊。”(《悍儿之厌世主义》《河南》第7期)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实际上已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孔子与宪法》)，因此“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他们说:
    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圣人与君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吴魂:《中国尊君之谬想》，《复报》第1期)  儒教不借君主之力，则其道不行，……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儒教与君主，盖相得而益彰者也。(吴虞:《驳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论》)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派所以反复说明圣人与君主的关系，是为了证明批孔对推翻帝制的重要性。而在辛亥革命后，激进民主派所以揭示两者的关系，则是为了说明批孔对于反对帝制复辟、捍卫民主共和的重要意义。这说明，他们所以连续批孔，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正如陈独秀所声明的那样:“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第二，他们指出，三纲乃是“孔教之根本教义”，要推翻封建旧道德，建立资产阶级新巡德也必须批儒批孔。
    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提出了三纲与圣贤的关系。{也们中有人说，“作纲常伦纪者，圣贤也”，为了“破纲常伦纪之说”，就必须进行“圣贤革命”(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第11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陈独秀说:“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六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宪法与孔教》)这是因为“儒者之精华日礼”，“礼者何”?即是明尊卑、贵贱、_仁下之分，这正是“三纲之说所由起也”，所以，“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同上)他们指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旧道德，乃是一种“不平等之道”，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它造成了中国长期来“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陈独秀:《答傅桂馨》)的残酷现实。要想在中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就必须推翻三纲，而“欲法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除孔学为唯一之办法。”(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第三，他们指出，孔子和儒学定于一尊，造成了中国二千年来的学术专制，为实现思想自由，繁荣中国的学术文化，为传播新思想扫除障碍，也必须批儒批孔。
    他们说，“学术所以进步者，由于竞争也”(《道统辫》，《民国日日报汇编》第3集)，然而，自汉武帝“罢百黜家，独尊儒术”后，便在中国逐渐形成学术垄断、思想专制，造成极大危害。他们指出:
    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陈独秀:《答常乃德》)
    汉兴，更承其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辩力之渊 源，断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他们断言，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中国将无新学术、新思想，最终也将无新国民。为了实现思想自物、学术民主，使新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就必须对儒学发动“革命”。
    第四，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孔子在历史上虽有其贡献，但是他的学说、思想在今天已不合时代潮流，为了建设新制度、新社会、新国家就必须批孔。
    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的多数思想家并没有一概抹煞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贡献。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陈独秀也认为，孔子的伦理学说“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答俞颂华》)。即使反孔最激烈的昊虞也认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答陈独秀》)。但是，他们指出，“孔子之圣，圣于昔时，亦既往矣。”(凡人:《开通学术议》，《河南》第5期)在他们看来，孔子的学说今天已失去其合理性，甚至成为社会发展进化的障碍，因此对它展开批判乃是“必然之势”。在这方面，陈独秀的论述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孔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可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为此，就必须“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这就是“平等人权之新信仰”。然而，孔子的学说“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是“不可相容”的(《宪法与孔教》)，为了在中国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就必须批判孔子，清算儒学。他又指出，在当时孔教不仅“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而且“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孔教研完》)，这就更使人不得不起而反孔。
    大致说来，从二十世纪初到五四时期，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是紧紧围绕前三方面进行的，而第四方面则是他们对所以必须批孔而作的总体性说明。
 
                                                三     
   
    近代的批儒反孔，作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是巨大的。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至为深广。近代一批新学家对孔子和儒学持续、猛烈的冲击，严重动摇了孔子的权威，亵渎了儒学的神圣，这就必然要使中国的一套传统观念、价值取向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近代的批儒反孔既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深入展开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推动了近代的文化“革命”、文化重建运动进一步走向深入。
    孔孟学说、儒家思想经过长期演变和封建统治者的长期利用，它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到近代，它则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进行资产阶级启蒙的障碍。而且，近代的反动守旧势力又总是利用它作为抵制新思想、新文化、新潮流的盾牌。近代反孔斗争的兴起和高涨，就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清除了障碍。
    两千年来，由于儒学独尊，中国思想、学术界“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造成严重的思想文化专制。近代的批儒反孔否定了孔子“至圣”的地位，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局面，这大大有助于破除思想、学术领域的盲从与迷信，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的思想解放。从此，中国的学术摆脱了经学的形式和影响，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
    总之，近代的批儒反孔，对于打破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旧格局，开辟中国文化思想史的新时代，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近代的新学家们主要是从反对封建等级制和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旧道德，反对文化思想专制等几方面的需要出发来批儒反孔，这无疑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
    但是，近代的批儒反孔特别是革命派和激进民主派的反孔的偏差和缺陷也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中许多人对孔子和儒学缺乏历史的、科学的分析，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态度，得出了一些片面偏激的结论，在批判与继承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所以如此，这同他们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观察处理问题的形而上学、形式主义的方法是分不开的。对此，后来毛泽东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时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88-789页)在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方法的支配、影响下，他们的一些认识和做法是不当的。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他们中一些人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二者“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陈独秀:《答佩刘青年》)，否认二者有交流融合的可能。由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 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同上)   
    在他们看来，对这两者只能是“存其一必废其一”，今天既然要输入新的西方文化，那么就只能抛弃儒学。同时，他们中一些人又错误地认为，西方文化可以全盘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重建运动中可以“直径取用”于西方，而不必考虑本民族传统文化之根。这种错误认一识就使他们越发忽视对儒学作批判的继承。
    第二，应该说，近代的新学家们看到并揭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时代性，认为它并不能 “范围后世”，这是他们的理论贡献。但是，他们中多数人只看到孔子思想和儒学的时代性、局限性，而没有看到其中尚具有超越性和永恒价值的成分;只看到儒学在历史上曾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而没有看到其中又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由于他们不懂得孔子思想和儒学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复合体，结果就势必要得出孔子思想和儒学完全不适合新时代需要的错误结论，因而对它只讲批判而不讲继承。
    第三，虽然他们中一些人也承认孔学中确也存在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又认为孔学既已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便无法利用改造。比如，陈独秀曾说，孔学“亦非绝无可取点”  (1917年3月1日《答俞颂华》)，但是他又宣称，孔学既“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 （1917年5月1日《答俞颂华》)在他看来，凡已成“系统”的学说、理论，就只能在存与废中作选择;孔学既含有时代的局限性，今天就只能“根本排斥”而不能作批判的继承。这种态度不仅反映了他们思想的形而上学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当时对于孔学尚缺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作具体分析，进行辩证否定的能力。
    第四，他们虽然看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两个孔子的现象，但却未能在实际活动中重视和强调这种区分。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两个孔子，一个是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孔丘，一个则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作为守护神而塑造起来的孔圣人。因为各个时代都按自己的需要来塑造，实际上也可以说有多个孔子。在近代，一些新学家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即指出，自汉以来，“儒之为儒，又非孔子之旧矣。”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又具体指出:“寝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寝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来，李大钊也曾指出，自从历代帝王利用孔子作“护符”后，“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象”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应该说，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可是，在实际当中，他们并未重视和强调这种区分，因而未能挖掘并阐明原始的孔子学说和整个原始儒学在今天的价值。
    第五，在思想方法上，他们中有些人还存在一种视偏激为当然的想法。他们认为，为了冲决网罗，势必要矫枉过正，偏激乃是斗争的需要，是批判时代所必须的。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
    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后日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8页）
    这种认识就更助一长了他们对待孔子和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态度。
    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依然面临着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再评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细心进行批判继承的伟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以前人的失误和偏差为戒，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