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毛化时代“影射史学”是如何发扬光大的——兼谈中国学界三十年之怪现状
在胡耀邦等人主持的非毛化时代，在影射史学方面，知识精英所取得进步是极其惊人的成绩，至今日，已经基本上垄断了史学研究的各个时代和领域。历史研究肯定不能脱离现实关怀，但是过分地比附就脱离了正道了，今天的历史学界除了职业利益和政治算计之外很难说还有多少“学术含量”。
影射史学在“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被一些个知识精英说成是四人帮的发明创造，不少史学界名人一致表示要与其“划清界限”。三十年后来进行事实检验，我们非常诧异地发现，精英们已经把影射史学发扬光大了。
历史研究中间，有一个很细的专门领域叫做“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早期，恰逢胡耀邦和杜润生等高官要为否定“农业学大寨”造舆论，这就给该学科发展带来了黄金机遇，该学科的大腕谭其骧、史念海等人，敏锐地把握到了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机会，开始大势宣传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森林消失和黄河泥沙加重，这样就曲折地服务了当时的“主旋律”。一般而言，政治需要的提升有助于资源分配的倾斜，一个学科和学者群越是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需要，就越是能够为本学科挣得金钱、声望和地位，对于学者群本身而言，显然也是名利双收——至少可以评上教授，在公众媒体露脸，说不定因此有些“千钟粟、颜如玉”之类的收获。
因为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要恢复小农经济，这对于严重依赖灌溉设施的中国农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倒退，所以受到许多老共产党人的反对，为了造舆论，杜润生说他想出两个办法来，一是为邓子恢平反（邓子恢本人身上没有任何“案底” 实际上无“反”可“平”，“平反”本身就是造谣的表现），二是开展否定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参阅《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123页）毛泽东时代集体农业的最大成就有两个，一是水利灌溉网，二是山区的梯田，大体而言，集体农业时期生产队工分数量的一半，都是发生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换言之，在集体农业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全国农业劳动日的一半左右投入了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都在数百亿立方米，中国农业面貌的改变，在化肥起重大作用之前，主要来自于此。在胡耀邦主持的决策中间（笔者已经专门剖析过胡氏这一选择是愚蠢的“以短击长”，参阅拙文《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如何当少数派的》），为了否定集体农业为单杆造舆论，就要求宣传“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把兴修水利和改土造田宣传成是专门砍树的结果。并把土地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说成是与生态环境要求尖锐对立的东西，媒体往往选择批判“开山造田”“围湖造田”等等，并说这是造成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的原因。而在学界配合宣传最为卖力的，似乎是历史地理学领域。
流因为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域是黄土高原，假如可以证明黄土高原的地貌改变和水土流失加重来自于农业破坏，这就很好地呼应了胡耀邦和杜润生的舆论需要。本来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研究从1958年大规模展开，到了1960年代中期初步成果都已经发表出来，甚至，到了1970年代早期，人类活动时期的气候波动都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依托这些可靠的材料，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学者群，作为熟悉古文献材料，同时又能够较好地把握地理理论知识的人士，应该能够做出较为切实的结论。但是，到胡耀邦主持非毛化运动期间，为了迎合政治需要，相关的学者热情满怀，都忘记了苦心得来的可靠地质地理材料，转而以一种文献举例的形式来服务于政治。谭其骧为此写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论证黄河出现安流局面的原因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异常高的结果；史念海也写过《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载《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说“当时黄河流域雨水不甚缺乏，还可由森林到处繁密茂盛得到证明。森林能够温蓄水量，虽遇久雨骤雨，林中职水不至于尽量流出。由于涵蓄水量，就可以调节林区附近空气中的水份，因而能够形成更多的降水。这在现在已经是不再待释的道理。”这个所谓的“不待再释的道理”并没有任何根据，而只是一个时期马屁文人的宣传喧嚣而已。他们的论证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既然涉及到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区域，只要找到几个孤立的点，有证据说明这几个点上有森林，他们就借此得出结论说整个大区域森林密布，这个论证方法人人都熟悉，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两个人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就跟泰山北斗差不多，作为谭氏弟子、著名自由派葛剑雄先生在胡耀邦死了很多年以后，原先的政治需要早已消失的时候，仍然继续坚持这一影射史学的著名结论。（参阅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自然环境变化，2002年12月2日在北大的演讲）杜润生和胡耀邦他们要造谣，这可以理解：毕竟他们要想办法完成小平交办的任务，古人早已有“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施之”的说法。但学者也这么积极地贴上去，就太“下作”了，更何况是研究历史的学者？！
我们比较一下未曾响应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要求的美国学者对相关材料的把握，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影射史学异化到了何等程度。何炳棣根据“山西午城柳树沟整个黄土剖面的孢粉成份的研究”的资料，做出的解读是这样的：“黄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脉、坡地和近水地区，都是不长树只生草的半干旱草原。……蒿属在20米以下的孢粉中占53.3％，在20米以上的孢粉中占71.8％。这个百分比的上升表明到了更新世晚期气候已变得更加寒冷和干燥。”何教授也没有忽视古代文献证据：“通过考证《诗经》中提到的乔木和灌木的产地，可以发现这些植物实际上局限于山区、丘陵、坡地和河边。也就是说，撇开不均衡的季节性雨量分布和夏季的大量蒸发不讲，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区看来一直不能为木本植物的生长保持足够的水份。”“蒿属在黄土地区的优势同《诗经》中的记载决不是巧合。……蒿属在《诗经》中如此受到重视明确无误地表明黄土地区是一个半干旱草原。”（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马中译，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3期）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只是简单与美国少雨地带做了个比较，就得出准确的结论：“（华北）大山和丘陵曾经长满树木，但无人知晓黃土地上的森林有多大范围；对此的估计从几乎完整的森林到几乎完整的干草原都有。前一种推测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该地区干旱、容易着火，在气候与地理方面其实非常近似于美国中部大草原和平原，那里的树木沿小溪边长大成林，并散布在岩石较多的较高山地。这种情形在中国肯定也是同样的。”（尤金;安德森著 马孆等译《中国食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其实，历史地理学者都把历史长河中间人们的地域活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只要简单比较一下为什么多雨的江南在中国历史上，到很晚的时期才被开发出来（欧洲的“边疆运动”更晚些），就知道其中必有蹊跷——“为什么华北地区在前铁器时代就被先民开发出来了？”恩格斯有一段文字是尽人皆知的：“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中央编译局：《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正是由于过分简单地紧跟政治需要，肯定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大地上的农业扩张顺序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历史地理课题，结果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自己给自己的视野设置了不恰当的限制。
再对照一下自然地理学学者的结论，反差就更明显了，景可等人依据侵蚀-沉积相关原理，利用黄河下游的冲积扇的沉积量计算黄河中游的侵蚀量，得出结论：全新世中期黄土高原的侵蚀量就达到9.75亿吨。他们认为，黄土高原在地质历史时期侵蚀量就已经很高，后随着人类活动影响加剧，侵蚀不断增加，大约在15世纪之后才发现加速侵蚀，超越自然侵蚀速率。（黄秉维等著《现代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2-283页）对于梯田对于水土保持的作用，甘肃定西县的观察数据是：在一次100mm左右的降雨中，梯田没有产生径流从而也就没有丝毫水土流失，而坡度9°和20°的农耕地产流量分别为371立方米/公顷和678立方米/公顷。梯田的土壤含水量一般可增高6%-12%，梯田的保水保土效益一般都在90%以上，平均亩产都比坡耕地增产1倍以上。（同上，第330页）
我们知道，陈永贵只是一个农民，他很清楚要修“保水、保土、保肥”的梯田，而把坡地称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很难说，这些历史地理学名家个个智力低下、愚昧无知，远远达不到陈永贵的经验认识水平，而是私心驱使他们要紧跟政治需要，以牟取可能的好处。原来总以为孔夫子不恰当地拔高统治阶级所以才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现在看起来不完全准确，这句话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精英阶层不能以自己掌握的各种人力资本去牟取私利的“高标准”，只有被统治阶级和劳动者才可以放任其“牟利”要求。如果精英阶层把牟利目标放在第一位，势必完全符合“高贵者最愚蠢”的毛泽东公式。从胡耀邦、杜润生这样的高官，到历史地理学的教授群体，这些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但是，他们在水土流失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在与陈永贵相比之后，不能不让人想起毛泽东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
1981年余英时访问中国的时候，被那些人“特地邀请我去评论儒法斗争”“我们的中国同行现在看到的”是“在‘四人帮’控制下，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影射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四人帮’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但是，余本人迅速发现：“多年来的实践使得影射或多或少地成为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种思维习惯，某些历史人物已和某些现代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花时间去消除这种妄加比附的习惯。譬如，当人们读到某些作者批评秦始皇和洪秀全因患老年痴呆或偏执狂而犯错误时，不自觉地会怀疑谁是真正受批判的人。最近对武则天在初唐的作用进行再评价时，也有一些人倾向归咎于她年老多病的丈夫，并对她淫荡的个人生活提出严厉的批评。暗示太明显了，用不着解释。”（余英时著 何俊编《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2页）所不同的是，批判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余英时只是道听途说，但是，那些新时代的批判家们搞“影射史学”则是余英时亲眼目睹的。根据后来的陆续披露的资料，说批孔是影射周总理是彻头彻尾的谣言，这一点在范达人和周一良的回忆录中间说得很清楚。
大批判时期的影射史学潮流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蔚为大观，特别是在与西方主流史学理论结合起来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间，对所谓“市民社会”的研究称得上是“异军突起”，这种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要人们相信：只有保护资本家的积累条件才能实现现代化。为了论证这一结论，许多学术大腕回到历史垃圾堆里去爬梳整理，说某个买办如何能干某个投机商积累如何迅速，如果不是共产党革命打断了他们的事业进程，他们说不定早就成了世界百强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说到底是要近代史中间确立资本家的主导地位，无论其人是依附权力还是海外资本。说到这儿，人人都知道近代史中间资本家从来都没有唱过主角，甚至连候补主角的曙光都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历史研究，这些选择和运用历史材料的方式只能说是“有组织有系统的造谣”。
批判影射史学，看来只实现一个目的，改变了话语权的分配份额，从前掌握话语权份额最大的人，现在丧失了他们曾经有过的份额；反过来，从前没有话语权的人，通过在“深揭狠批”运动中间充当积极分子，现在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份额。话语权份额的再分配过程中间，还涉及到据以想象历史过程的理论变化，大体上，从前是靠运用马克思的词汇去获得话语权，这是老学界的潜规则，现在则是那些表现自己最勇敢地抛弃马克思词汇的人获得更大份额的话语权。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以及把西方的历史进程设定中国历史不变的标尺，这也是那个揭批查积极分子群体的潜规则，这些所谓理论都是替代马克思词汇。如果说从前的历史研究过度肯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话，呈现出一个“革命的教条主义”外观的话，那么，三十年后就看得很清楚，现在代之以“反革命教条主义”，但是“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手法雷打不动。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有那么大的魔力呢？中国主流学界前赴后继，死不改悔地一以贯之呢？我很长时间找不到解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这是职业利益使然：每一个所谓的学者都过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结果就导致以有限的材料去比附旧有的结论，这就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我曾经听到一个考古学家说：“一个人要是运气好，一辈子挖一个古墓就够了。”他的意思是说，要是发现了一些稀奇的文物，就可以借此在圈内出名，职称、地位都不需要担心，一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实际上，几乎每一份考古报告，都被执笔人进行“拔高式解读”，因为文明按照西方的学术积累有一些特殊标准，例如社会分化、国家和城市形成等等，所以，很多人考古报告就拼命地强调墓葬和殉葬品的差别，以示自己发现了一个标志“阶级分化”的文明变革物证。由于职业利益倾向于鼓励人们去寻找那些有标志性的文物，结果，导致一种风气：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格外强调那些符合公式化标准的特点，恨不得为此“去钻皮出其毛羽”，而与此相反的证据就被选择性地、系统性地予以忽视。有个说话是“考古考古，连猜带估。”但是考虑了个人职业利益最大化的普遍心态之后，这个说法应该改成“考古考古，又蒙又糊。”这样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都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深深陷入“系统误差”，每一种教条主义都能够吸引到积极分子去建立，通过建立一种新教条主义去夺旧教条主义的话语权，在过去的六十年历史中间发生过至少两次：1950-1966年间是那些以马列词句装点起来的革命教条主义者夺取话语权，1976-1984年是反革命的教条主义者夺取革命教条主义的话语权。
在解读历史文献的时候，这些历史学界的一贯选择是强调帝王将相，甚至是把历史演进动力说成是大人物的剥削能力和压迫意愿造成的，这种研究帝王将相的所谓权威学者，曾经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们都是唯心主义。本来在非毛化时期的宣传中间，说毛泽东这个人过度抬高阶级斗争的地位，但是历史学家们的抬高程度连毛泽东也接受不了，所以他说大学里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如果说新教条主义和旧教条主义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从抬高帝王将相到抬高资本家的区别。一位历史学教授也很不满意他的领域，说几十年来中国的理论争论都是“西人与西人战”，没有丝毫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在最大化职业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在短期内就形成话语权再分配的新格局，此时，职业利益会在学界大腕们中间收敛成一种共同的利益需要——“稳定局面”，理论局面越是稳定，他们的话语权份额就越是不容易受到挑战。越是坚持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就越是手握批判大权，可以任意臧否学术文章和人物，维护与话语权垄断地位相关的发言权及其背后的言论尺度。学界的新教条主义团伙，还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共同经历——大多数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初几届的毕业生，一位社会学者称之为“新三届神话”。大体而言，这些人虽然现在雄踞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霸主地位上，这些人的中学功课是相对差的，进大学后的规范学术训练也相对不足，但他们走上社会获得学界霸权地位的速度却空前迅速——以不足十年的努力攫取了通常情况下二十年也难以企及的话语权份额，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当非个别：“先天的营养不良决定了他们学问的底气虚弱，而进入学界后成名太快又使他们的精力早早地陷入会议、派系和资源的泥潭。”“早年在底层的混迹虽然使他们具有了很强的处理俗务的运作能力，但他们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学术俗务化。从底层千军万马中能够挤上大学的独木桥，进而占据大学的教席，再进而在学界尽得风流，说明他们具有混社会的足够聪明，但他们常常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应星：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载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15517/page-1.html）
这个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史学领域，而是发生在一切学术领域。武汉某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大腕就是这样，此人现在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掌握着一个教育部社科重点基地，手下带的博士生通常有二三十人，外出讲学出场费在五位数（他对相关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评审有投票权），此人的研究方向虽然是三农问题研究，但实际上三年都挤不出一天下乡时间。对这个人来说，学术理论的变动，新情况的出现，对他都是一个威胁和不利因素，都要受到他本能的反感。但是，作为大教授，又不能没有声音发出来，写文章的质量权且不论，就算是抄袭也违犯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惯例——某次他抄袭到自己学生的头上了，此事被曝光之后是由他所在的学校帮他摆平的。06年此公在《河北学刊》发表了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他对文中所征引文献的内容竟然完全无知，谁也想不到他竟然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想想也是，一个人有了地位，有了权力，来钱的机会就多了，时间分配原则就要跟着发生变化，花在学术研究和调查研究的时间，对他而言已经属于高投入低产出所以是不合算的，投入研究的时间就只能最小化了，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其低水平抄袭乃至于抄文献都要抄错的“杰出表现”了。通过发表文章去维护学术地位，只是一般没有地位的初入行的年轻人的策略，对于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大腕而言，他们有另外的方式去维护自己——扼杀一切有创造性的学术创新使其尽可能少地产生影响，就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中共中央诚心诚意发布文件，热诚地希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但是，这些把持学界的大腕们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却是扼杀新思想。大体而言，这些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体制内的课题经费和评奖，每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到了，有位学术成就极高的青年学者累次在湖北社科评奖中间败北，内部人士称就是得益于这位大腕。与这种大腕们的巨大话语权份额相匹配的，是他们日益不敷分配的宝贵时间，这样，由他们把持的学术判别标准就不可能不是最简单的公式化和时髦潮流了，任何多花时间的标准都要遭遇他们全力反对。把“新三届神话”和“最小化时间投入”结合起来观察，就能够很好地理解教条主义“光芒万丈”的学术现实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维护学术地位，往往需要通过扼杀学术创新来实现；国家扶持学术研究的资源，在他们手里就异化成为一种明目张胆的分赃，控制学科点的技术性评审，在他们手里就成为捞取私利发展人脉关系的凭借。有位清华名教授到处说，大学造大楼是最好的，至少大楼还在，而分配给那些大腕的科研投入都毫无意义。大体而言，就算是在精英阶层内部，某些掌握话语权和科研领导岗位的大腕们，也往往是最腐朽、最堕落的一群。这些人大体上也知道自己学术不行，他们的优势地位没有道义基础，所以经常出来搞搞忆苦思甜——说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受迫害如何追求上进却找不到学习机会——这就象土改时老贫农控诉地主的剥削压迫一样，这种控诉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不行不是我们自己不行，而是四人帮让我们不行的；我们学术不行不要紧，但是在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方面的态度是坚定的，是与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的。”就这样，这些人通过诉苦和表忠心，潜在地宣讲一个“政治优先”的话语权分配规则——我们可以因为政治上极端坚定而要求更多的领导地位和话语权，换言之，这些人通过诉苦来说出一个这样的道理：我们虽然学习差、道德差，但是政治好。曹锦清教授曾感叹“为何思想者放弃职守”，看看这些学界大腕的生存样式，就知道为什么了——他们不仅自己不思想，还尽一切可能反对别人思想。这勉强算是大腕们“政治好”的一种集中表现吧！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