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欧以来,曾琦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对比中西国防差距,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提出了“飞潜政策”、“军国民教育”和“防日反苏”的国防思想,虽因曾氏本人阶级立场的特殊以及自身认识的局限而略显僵化与滞后,但其中仍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1919年10月,曾琦以上海《新闻报》驻欧特约通讯员的身份留学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时局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国防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虽曾氏本人因狃于对某些问题(如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看法,而略显狭隘与保守,但其总的出发点却是以国家至上为原则的,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情愫。兹就其国防思想做一简单爬梳、析评,拣择其中颇具现实意义之处以飨读者。

一、国防之“飞潜政策”

    1924年,曾琦应旅欧中华航空学会邀请,为其发刊的航空杂志撰文,“以张其军”。曾氏遂作《中国国防问题之飞潜政策》一文,发抒己见。在文中,曾氏首先将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当时的世界四大军事强国英国、美国、法国及日本进行了对比,再从英美军政界要人对世界未来趋势的看法得出结论:“苟非急起直追,努力发展航空与购置潜艇,势将不免永处于半殖民之境遇,而为列强所压迫。”曾氏站在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提出:中国应首先着力于“飞潜政策”。
    什么是“飞潜政策”?曾琦解释道:“所谓飞潜政策者,即以飞机为防护陆地之用,潜艇为防护海面之用,专着眼于国防,而谋大规模发展是也。”[1]52-55在曾琦看来,如果要提高我国的国防整体势力,那么首先就应该致力于发展本国的飞机与潜艇。单就一战中各国飞机与潜艇的绩效来看,发展飞机和潜艇对于我国而言,也尤显必要。发展飞机的好处是,“在平时既可便利交通,战时复可巩固国防”。在谈到为什么又要扩充潜艇时,曾琦认为有以下三大理由:
    第一、潜艇是有效的防御武器;
    第二、潜艇作为海军整体的一部分,既可用以防御海岸,又可抵御战舰,不可或缺;
    第三、(与大型战舰比)潜艇价格最低廉,用途最广。
    据此,曾琦认为,“海军较小之国,用之最为相宜”。揆诸一战事实,他认为一战时期法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德国,战后又能与英国抗衡,“盖全赖飞潜政策之力”。是故,曾琦声称:“吾国欲图自卫,舍飞潜政策殆无第二妙法。”为不给列强以“威胁论”口实,曾琦认为如果“以发达交通为词,庶几可免列强之猜忌”。在这一方面,他认为可以仿效德国在一战后的做法,极力增置本国的商用飞机,一到战争时候,商用飞机立即就可以派上其军事用途。就如何将“飞潜政策”付诸实施的问题,曾琦主张政府应该于最近十年(1924至1934)之内,“每年派遣五百名至一千名之学生赴法国学习航空,并派遣同数之学生赴英美学习潜艇”。并要求对学成归国而能致用者“特别加以奖励”。同时,曾琦还希望国内热心爱国的实业家,能够起来“组织航空公司,设立飞机制造厂,极力发展民间飞行事业”。他建议,假若“本国人才不足,则添聘德国及瑞士比利时或他国之飞机师以为助”。[1]52-55应该说,曾琦能够在当时的语境中提出中国应该首先着力于发展飞机和潜艇,应该说还是颇有远见的,但仔细分析其“外抗强权”的方式与方法,仍不离先前洋务派以“器”为先、“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内在思维理路。或许是曾琦本人也不愿再看到洋务派片面追求“器胜”而不愿改革政治制度的悲剧重演,故而在其“国家主义”里面,又增添了“全民政治”的内容,到后来“军国民”思想的提出,更将其“扶危定倾”、“起衰振弊”的自强意识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这在当时来说尽管难以实现,却仍不失为一种参考项。

二、“军国民”的军事国防思想

    曾琦生活在一个“强权即公理”,没有实力即没有发言权的时代。目睹西方强权的傲慢与霸道,作为异乡游子的他最能体会国人由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痛苦与辛酸,所以在他的归国计划中,深切地感受到发展军事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军事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军国民思想”。氏在中华民国十二(1923)年7月28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予昨日通信,谓我国今日,欲求自立,有二要义:第一为普及国民教育,发达国家观念,第二为普及军事教育,养成自卫能力;并劝国人,勿以苟安为和平,以卑怯为礼让;勿好高论而忽实际,重天命而轻人事,不知国人能以予言为然否?”[2]58又如曾氏在中华民国十二(1923)年9月30日的日记中提出十八条“归国后特别提倡之事”。其中第一条“全国中学校一律添设兵操”、第七条“鼓吹政府广派青年学习航空事”、第十一条“鼓吹政府广派青年学习潜艇”都充满浓厚的“军国民教育”的思想。[2]67再如他在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2月31
日所拟的“救国纲领”中的第二款中提到的“改良军队之法”就言及:    “一、设军官补习学校,规定自师长以下,排长以上,每日均须听讲二小时,授以精神教育,俾其随时兴奋,了解大义,易于从命。二、设军士补习学校,不识字者,教其识字;已识字者,教以军人常识,并令学习一种生活技能,每日应规定上课二小时,且为编爱国歌与从军歌,使其唱之以增勇气。”[2]81-83他在其第四款“改良教育的方法”中又拟定:“一、从新审查编定一切教科书,以提倡爱国奖励科学为主。……五、学校每日须习兵操以小时,养成自卫能力。”[2]81-83回国后,他在1925年5月9日的《醒狮》周报五九国耻纪念弁言中大声疾呼:“吾人不欲雪耻则已;如欲雪耻,则当首先致力于国防。海军也,陆军也,航空也,兵工厂也,应由国家规定计划,克期进行”,氏又建议仿照美国的做法“以全国学校实施军事教育之日为国防日,与国耻日相辅而行”。[1]71
    曾琦的这种“军国民”思想是一以贯之且不断发展的。抗日战争时期,曾氏针对日趋紧张的时局,不断向国民党当局及地方军人宣传这种思想。1937年10月14日,曾琦在《致李宗仁书》中就间接地向当局谏言“以时间之长短,决战争之胜负,故必入于长期战全面战,乃有利于我国;若短期战局部战,适中敌人蚕食之计,此则中枢当局,应早见及,想兄亦有同感也。”[1]242-243又如,氏在1939年5月15日的《致陈筑山书》中就向陈氏积极献言:“愚兄以为当务之急:首在强化空军,以御敌机之来袭;次在肃清匪患,以利建设之推进。前者责在中央,后者责在地方;而期于即知即行,剑及履及。盖由空间所换得之时间,其中不知含有几许血泪,诚宜宝贵而善用之,不容有片刻之疏忽也。”[1]249
 
三、以防日反苏为重点的国防思想

    曾琦对日本和苏联向无好感。他认为日本、苏联(无论是在沙俄时代、还是苏俄时期)对我国侵略都是赤裸裸且恬不知耻的。对前者,曾琦的仇恨心理从未稍减过,始终主张诉诸武力“期以廿年,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一战而逐暴倭于亚洲大陆之外”。[1]106民国十二年(1923)3月24日,曾琦在其给友人罗季则的信中这样表述心志道:“吾虽困顿流离,然生平所抱排日救国之宗旨,则未尝一日放弃,苟此生幸而健在,他日得以生还玉门,定当与兄驰骋中原,鞭策国人,于二十年内,其而与倭一战,成败利钝,非所计也。”[2]46对于日本割台一事,曾琦的心情是充满仇恨的,总期望在某一天能打败日本,将台湾收回,一洗甲午国耻。氏在一首诗中写道:“一岛孤悬碧海中,令人遥忆郑成功。波涛似诉千年恨;鱼鸟应知百战雄。”[1]334他要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希冀以“十
年生聚十年教训”,整军经武,与日本一决雌雄,收复国土,扬我国威。
    对于苏联,曾琦同样也是极为仇视的。氏认为苏联所主持的“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征服弱小民族的一种御用机关”。“其行为,如据我外蒙,把持我中东铁路,虐待我旅俄侨胞等近事,皆足以使国人闻而切齿”。[3]
    曾琦认定当时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不怀好意,因而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表示坚决反对,对国民党对俄政策的摇摆不定也表示了深切的不满。“俄国自革命以来,对外标榜援助弱小民族,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图欺骗世界被压迫的国家。我国国民因对苏俄政府的真实态度未能认识,故自始即抱有对俄亲善的诚意,民国十三年(1924)的中俄协定,实基于这种诚意而来。不意苏俄口是心非,一面宣言放弃一切对华的特殊权利,一面已煽动外蒙脱离中国,在苏俄保护之下,建设所谓外蒙独立国,同时又派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等共党渠魁,来华主持赤化全中国的工作。”[3]
    在曾琦看来,俄罗斯历来的对华态度及对付我国的种种卑劣手段,可谓流恶难尽,罄竹难书。曾琦防日反苏的国防思想贯穿其一生。解放战争时期,曾氏就宣称“二次国难”之不可避免,认为比起日本来,苏联更加危险。曾琦预言苏联将攻占我新疆、甘肃、陕西、进入四川,深入我“堂奥”之地,灭我华夏。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不过在当时的影响却相当的大。[2]126曾琦在其名为《俄患》的一首诗中曾写道:“韩范今谁是?中原隐患多,北门无锁钥,南国有干戈,东寇方寻衅,西邻又见诃。伟哉林少穆,遗策重防俄。”很显然,曾琦继承了林则徐及后来左宗棠的防俄思想。[2]126不过,曾琦与李鸿章、左宗棠一个倚重“海防”,一个偏爱“塞防”的做法不同,曾琦既重视“海防”也重视“塞防”。

四、小结

    曾琦以一介书生身份涉足中国政坛,其国防思想中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书生救国”的烙印,加之他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其观点自然难免存在着有失偏颇的一面,尤其是他的“军国民”国防思想,极容易被军阀、国民党利用而走上法西斯道路,而其反苏的思想立足于近代帝俄年代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将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过分“阴谋化”,则反映出了他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僵化与滞后,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曾琦的“飞潜”政策确也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特点,只不过缺乏实现的条件和可能,当时中国内忧正剧,外患方殷,不推翻旧中国而欲图国防的强大,这不啻于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后,这种愿望方能付诸实现。不过,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曾琦能具有这样的一些强大国家、巩固国防的思想,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　曾慕韩(琦)先生遗著[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7.
[2]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7.
[3]　醒狮周报(一)[A].陈正茂.中国青年党史料丛刊[Z].台北:台湾国史馆印行,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