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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衰落及其对内政策根本的错误 
作者:[蒋介石] 来源:[《中国之命运》第二章节选] 2009-09-05

    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为中国国耻的记录。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又说:「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此二百六十年间,正是欧美现代各国,脱离中古黑暗时期,开国创业,发愤图强的际会。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决不致遭受此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耻辱,亦不致任日寇为祸于亚洲,乃可断言。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无如满清不惟见不及此,而且他专用一种残杀与奴化的政策,来统治各宗教。所以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虽乾隆时代号称郅治,然而满大臣之当国者,如和珅之流,私心自用,贪婪成风。自此以降,一般满官,大抵贿赂公行,诛求无厌;而投效满清为奴才的汉官和学者,又相习于崇尚虚文,不务实际,敷衍粉饰,聊以自保。尤其是一般寡廉鲜耻的豪猾,更不惜认贼作父,以编入「汉军旗」为荣幸,倚势横行,鱼肉同类。所以社会的黑暗,学术的败坏,皆日甚一日。而其对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发指。就是满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间,专施其挑拨离间的毒计,使之互相轧轹,和自相残杀,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制的状态之下,坐收渔利,维持他满清皇室的地位。所以他对于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灭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绝灭其宗族的人种。他对于汉回各族,则从政治与宗教制度上讲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国内各宗族的手段,最为显著。然旗兵最大的缺点,亦就在于兵民之间,在宗族上有鲜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悬殊的距离。清廷以为汉人纳税以奉养旗兵,旗兵习武以镇抚各族,认为惟一的良策。殊不知兵农既分,则旗兵流于游惰。满族固举族皆兵,然其风气之所趋,乃到后来举族皆成为浮食的游民。到了太平天国时代,旗兵与绿营皆腐败无能,于是湘勇淮勇遂为地方军队的滥觞。

  满清政府这种害人自害的对内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间,遂致立国的精神沦没,开国的遗规失坠,政治解纽,国防废弛,瓦解土崩,大势已成。于此时期,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条约」,继续不断有加无已的国耻,卒使我国势日蹙,而满清皇室的本身,亦难免于覆灭。我 国父看了满清这种对内政策,足以致国家民族于灭亡,所以自兴中会至同盟会,即以此为革命的唯一对象。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 国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义,以解除国内各宗族的轧轹,而致之于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于今日,我国民政府仍一本我国父的遗教,以及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一扫满清对内的卑劣政策,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赋与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俾我中华民国,日益富强康乐,而三民主义亦得发扬光大于世界。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一贯精神,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唯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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