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鲁迅
1奇异的修复能力
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看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哲学问题：“什么机制使月亮死了之后又复生呢？月亮里的玉兔在它的影响下又会怎么样呢？”从现代科学来看，屈原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封建大国，就可提出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封建王朝确实具有“死则又育”的机制，它内部各种各样的新因素正如月亮中的玉兔，受到“死则又育”的机制的影响。
是的，从世界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封建大国的兴衰，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惊异。腐朽的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在短短十几年，至多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新建王朝在社会结构上却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世界历史中，很少看到这种“死则又育”的再生现象。
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瓦解之后，历史上任何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追慕古代的光荣，接受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帝国只是一种梦想，实际上就连德意志也没有实现统一。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查理大帝国、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日本大化改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等等，都在崩溃或分裂解体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从公元前209年陈涉、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崩溃，到公元前2O2年刘邦称帝，历时只有短短的八年。公元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西汉帝国瓦解，但到公元37年东汉光武帝完成统一，只用了二十年（如果按刘秀称帝，也只用了八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称帝只花了七年时间。621年后军击败河北、河南义军，全国安定，只不过十年左右。元明之间，动乱时间较长，差不多历时三十年。从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开始，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也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可见，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修复机制。
显然，研究和揭示这种修复机制，是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内在演变规律的重要方面。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超稳定系统的又一重要环节。
2大动乱的调节作用
中国封建王朝能得到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了调整。大动乱对毒害一体化调节的废物来了个大清扫，新的统一王朝有了重建的土壤。
无组织力量以农民为自己的掠夺剥削对象，农民大起义也以无组织力量为自己的扫荡目标。封建统治者内部变法改良只是对无组织力量加以某种限制，而农民起义则是以武装革命的手段来摧垮它。起义军烧衙门，开粮仓，杀县令、守备、官僚地主、恶霸地主。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摧垮了王莽新朝，起义群众杀了王莽。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攻城略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郡县官员不是被杀，就是怆惶逃窜。史书称“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隋末农民起义军攻打州县，“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末王仙芝、黄巢举义旗，攻克长安以后，黄巢下令：唐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统统处死；在蕲州、黄州杀“衣冠士族”，并镇压豪强官僚地主，“捕得官吏悉斩之”，“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义军还迫令奸商大贾交出财货，称为“淗物”。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对最腐朽的宦官势力狠狠打击。主张追赃的刘宗敏，对“内臣加炮烙尤惨”。当时，阉人被全部逐出京城。史载当时激愤的民众，“群呼打通老公”，那些昔日作恶的寺人被群众打得“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全国农民战争中，腐朽的官僚机构被革命迅速摧毁了。
农民大起义镇压官僚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皇族宗室贵族，也就同时解决了被他们侵吞兼并的大量土地，使王朝新建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无主荒地。这是新王朝能够调整土地关系的先决条件。
明末李自成曾建立大顺政权，公布均田法令，颁发新的土地凭证。农民佃户在义军支持下也起来向地主报仇雪根，出现“奴坐于上，主歌手下”的现象。大顺政权还采取通令当地豪绅迁居他乡的政策，如将河南辉县“大小乡外举贡”，“并其家属，押解陕西。”最近，有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统计了清初顺治年间，地处中原的河南省的荒地情况：
（表7）这个统计表清楚地说明：中原一带因明末农民大起义，无主荒地平均为百分之五十四点八，有的县竟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尽管清初统治者一再颁布诏令，“应还应取者照旧还取”，保护旧地主利益，要求土地和财物各归原主。但是，在农民大起义后能够重新返归治家的地主，毕竟是少数。这样，清廷也不得不承认农民占有小额耕地的现状，颁布“更名田今”，并将明代各藩王的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
一旦经济、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被农民大起义基本剪除，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时，便出现了人心思定的潮流、在天下大局初定的情况下，那末被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队伍中的某些人会滋长出解甲归田的情绪。如唐统一北方后，窦建德一故将刘雅返乡事农，有人鼓励他重新起兵，他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因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起义首领高开道的部下，由于天下大定，“思还本土，人心颇离”，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也大大减少了。这说明了农民战争是执行着清除无组织力量的功能。或者说是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
3新建王朝稳定性与无组织力量残存程度成反比
由于农民大起义起着调节作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农民起义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汉、唐、简皆是。在割据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王朝，很不稳定，其寿命较短。如秦、西晋、隋等。
这说明，新王朝的稳定性与无组织力量的残存程度成反比。在农民大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较彻底的情况下，新王朝初期无组织力量比较小，社会也相对安定。而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般要到这些正朝的中后期才会发生。在割据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王朝，保存的无组织力量较大，所以一般不太稳定。比如北宋建朝后不久，就有十几万人的农民起义在四川爆发。这和局部地区还存在着较大的无组织力量是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唐末农民大起义对全国十一个省的无组织力量来了一次大扫荡。此后是五代十国，混乱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动乱有效地杀伤了中原地区的无组织力量。这是宋代得以建立的条件之一。但唯独四川的情况较特殊：唐僖宗于公元885年惊慌逃窜到四川，一些世族、官僚也纷纷入蜀。史称五代时期，“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有唐之遗风”。所以，宋代建国时，四川保存下来的无组织力量最大。在经济结构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宋初中原一带，“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荒地极多。到真宗时，宋代已开国六十年了（即王、李起义三十年后），全国总户数为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其中客户为二百六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六，占三分之一左右。这说明全国土地兼并还不很严重，中原地区无组织力量相对弱小。但四川例外，大土地所有制相当严重，以川峡路的统计为例，客户高达百分之四十一点八，夔州路客户的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七十。地主阶级过着“斗鸡破百万，呼户纵大噱”的纸醉金迷的生活。正因为宋初四川省无组织力量很大，不扫除之，社会就不能安定，所以农民起义又一次执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四川爆发了。
经过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清扫，残存于四川的无组织力量也被消除大半。宋代四川省经济的繁荣和这次扫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不仅一个王朝末期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可以有效地杀伤无组织力量，发挥调节作用，而且一个王朝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也能对这个地区起到调节作用。
上一章中，我们分析过农民大起义烈度曲线和无组织力量增长曲线的相关性。图10中曲线表明，1860年清代无组织力量大规模减少，这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调节的结果。一般说来，只有农民起义大到一定的规模、波及相当地区，才有这种调节作用；而当农民起义规模很小、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对，其解决土地兼并、打击官僚机构的效果马上就会被地主的反攻倒算抵消。这说明了小规模起义的调节作用不大。因此，虽然在一个王朝中前期，农民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但不能遏制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起到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它是王朝修复的基础，这一点也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动乱调节作用失灵，无组织力重不能被消除，统一消新王朝也建立不起来。东汉末年和唐代末年就是这样。农民起义调节作用失灵的原因，是强大的无组织力量和军事武装力量相结合。当农民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那些拥有武装力量的豪强乘着镇压在民起义的机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拥有相当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于是割据的局面就出现了。
东汉末年，世家望族的势力恶性膨胀，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极有势力。同时，国家兵役制度很不完善。自汉光武帝撤消内郡征兵机构，代以募兵制以后，征兵成为一纸空文，老百姓长期不知道兵役为何物了。募兵制给豪强以发展私人武装的可能。所以，黄巾一举事，腐败无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号召各地豪强地主自行组织武装力量参加“平乱”。著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在地主张飞的庄园里举行的。臭名昭彰的董卓原为陇西临洮一恶霸，桓帝末年他以自己的佃户和家奴为基础，组织了强大的私人武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大军阀袁绍、袁术，则更是出身于著名的四世三公的大贵族家庭。袁术的那个南阳太守，是他自封的。孙坚起兵时，有孙静“纠大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可见，东汉末年无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结合了。于是，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之后，马上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势。
唐代的情况也很类似。为了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唐代实行了府兵制，但随着均田制被土地兼并破坏，府兵制也相应衰落。于是边防军不得不招募了。节度使可以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唐代中期，各藩镇实际上已是拥有对本镇经济、政治、军事大权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唐廷也是利用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来围剿农民起义军的。唐中央政府任命平庐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管招讨使。在征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藩镇纷纷扩充自己的实力。其中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最强，朱、李之间恶斗十余年。朱温杀唐昭宗后不久，便自称皇帝，建后梁，开始了五代十国。
东汉末年及唐代末年分裂，从反面说明：如果由于某种障碍使得农民起义不能有效地扫荡无组织力量，那么新王朝建立的修复机制就会暂时失灵。应该指出，只有在一体化结构尚不完善时，才会出现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结合的问题。宋以后，一体化结构完善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调节失灵和地方武装割据的情况了。
本书第十章，我们将通过数学模型，讨论新王朝残存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与王朝的寿命的关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无组织力量不能被杀伤，而造成割据等等。
4第一块修复模板：宗法同构体
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所起的调节作用，只是王朝得以修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只是割除了寄生的恶性肿瘤，为统一的新王朝的重建廓清了道路。它本身并不是建设性的。封建大国的迅速重建，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内部存在着一套非常有效的修复机制。
我们曾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的特点，指出了封建国家和宗法家庭（家族）是两个同构体。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象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得旧王朝崩溃之时，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能够成为新王朝重建的第一块模板。这里，“模板”是借用遗传学的名词。生物个体总是要死亡的，但保存着生物个体全部信息的生殖细胞，能够成为新个体发育成长的模板。现代控制理论指出，只要同构体使得组织结构的信息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这种组织也就具有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原系统稳定时，它把自己的结构信息转录到同构系统中，而一旦系统被破坏，它的同构系统就将根据所录制的信息来修复这一系统（图12）。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同构效应正好起到这种修复作用。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历史上大动乱所摧毁的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贵族之门，与旧结构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东汉的开国者刘秀，本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余顷田地的大豪强樊重。刘秀、刘縯兄弟发动族人宾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对王莽，而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是所谓陇西旧族之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渊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的姨侄，七岁时就袭封为唐国公，后来又在隋炀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渊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万，李渊的女儿李氏也有精兵万余人。李渊周围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后周政权中身任大将，统率殿前诸班禁军，有相当的实力。周世宗柴荣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实权的赵匡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
我们还可以发现，每当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跃。他们往往聚族而处，并村而居，积极发展家族武装。如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手了著名的大将李典拥有“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另一大将许禇“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当时的地主家族武装，“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义时，长葛知县李某聚大家族和义军对抗。元末红巾军起义，处州大地主吕文燧募族中子弟为兵反对义军。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的团练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装、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之时，正是封建家族组织活跃起来竞争之日。人们常说，地主阶级窃取农民大起义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关系最强，更能发挥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但这并不是说豪门世家成员夺取帝位后，是用宗法家族组织代替国家组织。所谓以家庭组织为模板，决不是将家庭家族关系简单放大。模板的作用是设计，也即提供组织原则。宗法家庭结构，其封建家长制、等级制以及封建道德观念，体现着国家组织的原则。豪门世家本是社会上层，他们既富有统治经验，又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法思想，这使他们能够在动乱中既能有效地发挥社会地位优势，又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封建宗法观念进行新王朝的组建。这就是豪门世家能够成为开国皇帝的有利条件。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它的组织原则深入到各个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大众，也摆脱不了宗法家庭关系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反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就是皇权主义。
5皇权主义：农民对第一块模板的意识
皇权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具有的另一个特点。但是，人们往往把这一特点看作是小农意识。
事实上，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有想当皇帝的。西欧早期农民起义的目的与口号是：恢复公社自由，恢复氏族神；反对封建化农奴化。公元841-842年，查理帝国内萨克森农民起义，他们的口号是“照往昔一样地生活”，希望恢复村社制度。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农奴制度，要求归还土地。1381年，英国农
民起义规模相当大，英国四十个郡中有二十五个郡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在泥瓦匠窝特·泰勒和下级教士约翰.保尔的领导下，甚至一度攻占了首都伦敦，英王查理成了阶下囚。但是义军中并没有人想当皇帝，只是杀了一批贪官污吏，要求废除农奴制，把教会土地分给农民。1476年德国汉斯·贝海姆起义，战斗四号是“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当然，欧洲农民起义也不是没有皇权主义，如沙俄普加乔夫领导农民起义时，诈称是叶卡特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第三，因受其妻暗算而逃亡。但农民起义首领自称为皇帝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
而中国从陈胜吴广“诈自称公子扶苏”起。历次农民大起义中皇权主义极为明显。起义首领往往都称孤登基。隋末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其部下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唐末黄巢攻入长安后，建国号“大齐”，称为“承天广运自圣睿文宣武皇帝”。北宋初李顺起义攻占成都以后，建立“大蜀”，改元“应运”，自称为“大蜀主”。元末徐寿辉起义，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明末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张献忠入川攻占成都后，国号“大西”。
为什么在皇权主义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如果仅把这种差异归之为小农意识，是缺乏说服力的。小农意识是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都具有的。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里，小农不是社会的组织者，而是被组织者。那么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改元建朝，称孤道寡，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中国宗法一体化结构里，国家和个人中间多了一层宗法家庭。这种社会结构与欧洲中世纪不同，所以造成了欧洲农奴和中国农民不同的精神方式。生活在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压迫者被剥削者，但他们在家庭中往往又是封建家长，享有父权、夫权。而家庭又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子孝和忠君同构，父权与皇权相对应。因此，中国农民从封建家庭生活中可以获得国家组织原则的精神要素，从而对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形式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农民大起义时，农民也会以家庭组织形式为模板，建立以宗法家长制为组织原则的政权。这种政权由于同构效应，极易转化为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权。中国农民在社会大动乱中之所以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决不是偶然的。欧洲封建社会的农民，他们的社会生活不会使他们产生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所以他们或者想取消国家，或者想回到古代农村公社中去。
马克思曾论述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精神方式、他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决定了人们（包括农民）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农民的皇权主义和宗法思想，正好是家庭与国家同构这种社会结构份必然反映。
6第二块修复模板：一体化目标
宗法家庭结构只是第一块修复模板，它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渗透到社会各阶级成员思想意识中的一种力量。在大动乱中，家庭结构是一种没有象国家组织那样被粉碎的社会组织。第一块修复模板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宗法家庭结构尽管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层次上的组织。国家组织远比家庭组织精细、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封建大国要建立跨地域的政治统治，必须通过一体化，即由信奉儒家国家学说的儒生组成国家官僚机器，这样才能控制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保持统一大国的形态。这一点，不能包含在宗法家庭结构之中。所以，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是更为重要的第二块修复模板。第二块修复模板由如下两个环节组成；第一，儒家国家学说对建立新的国家机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第二，广大儒生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起着组织作用。第二快修复模板作用，表现在中国历次大动乱时期，无论是在豪门世家竞相争雄消活动中，还是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儒生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
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之时，就有“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孔子的八世孙孔甲（鲋）也投奔起义军，“为涉博士，卒与俱死”。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当过县狱吏的徐宣参加了起义军，他后来成为丞相。隋末翟让、李密的瓦岗军中，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士学人。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唐代开国的名臣贤相，如魏征、高季辅、戴胄、郭孝恪、杜正伦等。著名文士孔德绍在河北窦建德的起义队伍中任中书令，负责起草各类公文。江南李子通手下有李百药、殷芋等等。贵族知识分子车密在瓦岗军中起的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大海夺战役中大败张须陁，打得“河南郡县为之丧气”。他力图克服农民军“旦夕偷生草间”的思想，提出了“取天下之策”，以改朝换代为战略目标。儒生祖君唐起草的《为李密檄洛州文》列数了隋炀帝十大罪状，是一将极富鼓动性的战斗檄文，对全国性的反隋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每当改朝换代的大动乱来临时，儒生阶层就会激烈地分化。这大件可分三类；一类是保皇派，积极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妄图拯救旧王朝的覆灭，如东汉末年著名大儒卢植、朱儁都是剿杀农民军的最著名的军事将领。第二类人积极参加反对旧王朝的斗争，甚至有的参加了农民军起义队伍。第三类是采取观望态度的人，他们既不满于旧王朝的统治，觉得它气数已尽，又不愿参加农民军，认为“草寇”终不能成大业。他们窥探形势，坐待时机。一旦他们认为有希望重建新王朝的“真龙天子”出现，他们就会主动地投靠，共图大业。当然，也有不少儒生一直采取避乱的消极态度，我们讲的第二块修复模板的作用，主要是指第二、三类儒生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如何在乱世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方面，他们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典型——诸葛亮。诸葛亮自幼饱读兵书，研究用兵治国之道。黄巾起事天下大乱之时，他隐居南阳，号称“卧龙”，虽足不出户，但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直至刘备“三顾茅庐”，才将他请出山。一旦入世，他便发挥管仲、乐毅之才，在战争中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入川后。他出任丞相；安邦定国，制定国家制度。他没有个人政治野心，刘备白帝城托孤传为历代佳话。唐代魏征则是治世辅佐天子的典范。这也是因为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勇于进谏，又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诸葛亮和魏征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仰慕，这很能反映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乱世和治世所赋有的使命的理解。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所谓“真龙天子”的出现，是第二块模板真正发挥作用的标志。儒家学说中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观念，在动乱时期往往被人们借以证明真龙天子出世。古书上一说到某人可能成为皇帝时，就说可以望见他头顶上有紫色瑞气，这预示着他是真龙天子，甚至星辰和八字也可以作证。确认“真龙天子”的地位，是儒家组建国家的重要部分。不管“真龙天子”用什么样的天命色彩来涂抹自己，其意义在于，他是重建以皇帝为中心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核心。有了“真龙天子”这个核心，就能吸引儒生和各种社会力量来重新组建国家机器。大大小小的诸葛亮们才能展施自己的抱负和才能。
事实上，在王朝修复过程中，只有第一块模板与第二块模板拼合在一起才能成功（图13）。两者的拼合，就意味着重新建立起一个有着宗法家庭同构体的一体化新王朝。历史上有着三种不同的路径来实现统一的目标：豪门世家利用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的战果，重建政权；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这三种路径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他们必须遵循的，这就是不论走什么路径，都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两块模板的拼合的任务。
历史上由豪门世家建立新王朝的有东汉、唐、宋；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新王朝有西汉与明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完成修复任务的是元、清。第一类情况，我们在本书5．4部分已经顺便分析过了。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后两种情况。
西汉和明代这样由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不仅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以千百次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中也只有此两例。中国农民起义军曾建立过不少政权，但它们存在的时伺都很短。如果把西汉与明的政权建立，仅仅看作是农民起义首领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解释，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认为，这两次农民起义军所以能够修复封建王朝，是由于他们特别注意了第二块模板的作用，利用儒生实现了一体化，其首领也转化为封建帝王。
刘邦出身于农民，当过亭长。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杀沛县县令起事。其起义军成份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朝信，布贩子灌婴，屠狗者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官吏萧何、曹参、王陵等。张良、萧何、陈平等知识分子在打天下中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张良提出拉拢各农民起义军队伍、广致人才的策略，“召诸县父老、豪杰”，并制定禁止杀、伤、盗的“约法三章”，为刘邦壮大实力谋取帝位准备了条件。萧何制定的“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方针，则最重要的战略退却，没有这一退却，刘邦也不可能在几年后统一中国。另外，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陆贾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不耐烦了就骂他，说天下是“马上得之”，与诗书有何相干。陆贾便趁势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采用儒术，这才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儒家国家学说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史称“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他看见儒生戴着儒冠酸不可耐，便取下其冠撒尿，以示蔑视。但是，当他称皇以后，有一次开宴会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闹得不成体统，他见而“患之”。叔孙通乘机对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资也”。由此可见，不管帝王本人爱不爱、信不信儒术，而儒术对于维护君主尊严、建立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则是必须依赖的理论武器。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为了不致于饿死，才到皇觉寺当和尚。他本来也瞧不起儒生，初见儒士刘基时，认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正是刘基和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儒生，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手下的诸儒“为参谋，预机划，主馈饷”。李善长一投奔朱无璋就劝他效法汉高祖，讲了“汉高起布衣”，“五载成帝业”的典故。刘基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然后各个击破。攻占婺州后，朱元璋每日叫两名儒生给他讲治国之术。刘基“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他到处收罗“贤士”，并“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形象，而是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了。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是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很多农民起义军都信奉明教。朱元璋的部队也是如此。他们共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在儒生看来，明教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相容。公元1361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各起义首领共奉小明正行庆贺礼。而刘基独不拜，并骂他是牧竖。朱元璋很奇怪，问刘基为什么这样做。刘基“遂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计”。在儒士看来，只有赋有天命的真龙天子才可去辅佐，而决不能向妖教“小明王”礼拜。刘基的愤怒，朱元璋的感悟，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朱元璋如何在儒士的引导下由农民起义领袖向自觉运用第二块模板的“真龙天子”转化。最后，朱元璋派人暗害了小明王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元璋不能有意识地运用第二块模板利用儒生实现一体化结构，那么他也只能象其他农民起义首领那样，做一辈子皇帝梦而已，决不能成为开国皇帝。无论是刘邦建立的汉王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刘邦的“复故爵田宅”令，“以功劳行田宅”令等，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新地主。在朱元璋分封的六公二十八候虽，徐达、常茂、李文忠、邓愈、汤和、傅友德。廖永忠等都由原来的贫苦农民蜕变为封建阶级的大土地占有者。公元1386年，朱元璋选取应天诸府
州县地主分子到南京做官的，共一千四百六十人。由此可见，由农民起义而建立的巩固的汉、明王朝，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都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修复，决不能仅视为其首领个人蜕化变质的问题。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块模板拼合的重要。起义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形势非常好。当时，李自成起义军是全国境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起义军本来可以利用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争取某些不满于向清军妥协的明廷的文臣武将以及广大爱国儒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李自成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运用第二块模板，因而在腐化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起义军进京后，杀辱明廷官员，对八百余名降官加以拷挟，同时“追赃助饷”、嗜财货色的腐化倾向进一步滋长了。李岩、顾君恩等提出“收人心”、礼葬崇祯帝、收纳明降官、建立根据地等主张，尤其是提出以田赋制度代替流寇式的吃大户的办法，是重建封建大国的符合一体化结构的重要政策。但这都未被李自成采纳，反而受到压制。尽管李自成本人没有腐化，在汉奸吴三桂带领六万清骑兵入关的紧急关头，他御驾亲征。负伤苦战，表现得十分英勇，但终于不得不退出北京。从公元1644年3月19日起义军进京，到4月30日起义军自动退出北京，这短短的四十二天没有成为李自成开国的起点，却变成了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的转折点。这段历史说明，不运用第二块模板，新王朝就不能重建。
相反，李自成没有做到的事，满族贵族却做到了。满族贵族多尔衮十分重视笼络重用降清儒生。为了争取明廷官员，他们打出仗义出师的旗号，制造舆论，说什么“国家托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进京后又礼葬崇祯帝后，下令为之服孝三日。他们号召儒生和明廷官员到清政府做官，并宣布了八项政务：求贤、薄税、定刑，除奸、销兵、随俗、逐僧、均田。他们在祭孔尊儒吸收汉族士大夫、争取有名望的鸿儒硕彦等方面，颇费心机。这说明清朝开国者是有意识地在运用第二块模板的。当然，要实现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清政府同时也采取了血腥的军事镇压和残暴的思想文化专政等高压手段。可以说清朝和中国历代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有着相同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只不过它是由少数民族完成了新王朝建立的历史功能而已。
元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宋政权是在蒙古铁蹄征服了欧洲、高丽及西藏等地之后才被征服的，这一统治的地区成了庞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军事统治的中心腹地。在中国本土上建立的元朝政权，是以种族等级制为特点的，同时也实现了一体化结构的官僚政治。但总的说来，蒙古贵族在这方面不如后来满族贵族做得成功。因此，元政权也不象其他封建王朝那样要经过二、三百年的周期，而只历时不到一百年就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7与一体化不相容力量的淘汰
用两块模板的拼合还可以理解中国历史上另一种现象，即有些农民起义队伍力量发展得相当强大，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甚至建立了区域性的农民政权，但由于其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最终不能完成新王朝的重建。
东汉末年黄巾军以太平道、张鲁以五斗米道作为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就被儒生视为妖言惑众，不齿为伍（尽管他们也在争取儒生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一旦与一体化不相容，就造成修复机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是下层士人，两次应试失意。他偶得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劝世良言》便改信耶稣，砸了孔子的牌位，创立上帝会。他装疯月余，说自己上了天堂接受了上帝的救世天命。他又作《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贫苦大众导传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政治及经济主张，深得人心。公元1851年初洪秀全等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到1853年1月攻占武汉三镇，3月攻克南京，短短两年时间，太平军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队伍的强大力量，并在南京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但这一强大的力量在坚持了十余年的顽强斗争后，终因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原因，到1864年南京陷落而趋于失败。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各种原因外，如果我们从一体化模板作用来看，也可以发现不相容的现象。据说，在太平军国长沙时，左宗棠潜往会见洪秀全，劝其放弃天主耶稣，改崇儒教，并进而论述攻守建国的策略，但洪秀全不听，左宗棠连夜逃跑。大儒曾国藩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讨粤匪檄》就特别强调了上帝会使得“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不少士人还是非常崇信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所以曾国藩的湘军中争取了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使得不可能运用第二块模板。这样，太平天国辖区的土地兼并问题，起义首领中的贵族化和腐化等问题，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控制。再加上太平天国内部在其他各种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其结果必然造成分裂内讧，削弱自己的战斗力。这样，就为太平天国被封建军阀消灭准备了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从社会演变的角度，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历史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以急风暴雨之势扫荡着无组织力量，这就为新王朝的建立头定了基础。但农民大起义所完成的只是王朝修复机制中“破”的这一环节。新王朝的“立”要靠修复模板完成，即实行宗法一体化结构。对于农民起义首领来说，他们或者变质，利用儒家一体化模板和宗法家庭组织模板，成为名副其实的“取而代之”的开国皇帝。或者为豪门世家或少数民族军事力量所消灭。而农民自发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其他带有平等思想的宗教，都不可能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人们用“改朝换代”和“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两个词汇，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社会振荡和农民大起义的后果，是非常生动和贴切的。
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积极意义在于打击了腐朽的官僚机构以及各种无组织力量，使封建王朝回到太平盛世。它对于避免封建大国因其内部尖锐的阶级矛盾而造成整个社会的退化或在矛盾中被消灭，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经过农民革命战争，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才被大大地消除；中国封建社会才能重新统一，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以后，新建王朝在总体上说来都比前一个王朝有所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打击摧垮封建旧王朝，农民战争是一场革命。但对于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来讲，农民战争又是调节三个子系统严重失调的稳定机制，它使封建制度在一个新王朝中有复苏的可能。农民战争规模越大，对无组织力灭扫荡得越彻底，新建王朝的寿命就越长。这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这正是中国农民战争发生在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的社会中，农民不能分化出代表新生产因素的社会成份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悲剧。
回顾前几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两重调节机制。第一套机制是，在王朝稳定时期依靠宗法一体化结构所形成的国家官僚机器和宗法家庭制度对社会实行全面的调节和强控制，保持自身大一统形态的稳定。但这种调节功能本身异化出来的无组织力量又使王朝老化衰亡。这时，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就发生了，农民战争以革命的手段摧垮了腐朽的旧王朝，宗法一体化结构所体现的同构效应和儒家国家学说，又成为新王朝重建的两块模板。正是这两重调节机制交替发挥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中被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了。
因此，从旧封建社会形态的保持说来，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两重调节机制是巨大的内稳定力量。对于新社会结构在旧社会结构内的成熟和诞生说来，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作用又是如何呢？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发展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去的问题。下一章，我们将证明，正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双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期的强控制，扼杀了新因素的壮大，在王朝修复期的大动荡对生产力积累的大破坏，使中国封建依法构成了超稳定系统。在有这双重调节机制的系统中，新结构的玉兔虽然存在于封建超级大国的月亮之中，但它并没有能够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 |
